陈旉（1076年-1154年），自号西山隐居全真子，又号如是庵全真子。南宋农学家。

陈旉，自号西山隐居全真子，又号如是庵全真子。

生于南宋偏安时期，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县）西山隐居务农，“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经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写成《农书》三卷，真州（今江苏）知州洪兴祖对《农书》“读之三覆”，并撰《仪真劝农文》附后，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命人刊刻。五年后重校，以正其讹。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安徽新安人汪纲刊印。明代收入《永乐大典》。曾传至日本。

“躬耕西山”，过着种药治圃，晴耕雨读，不求仕进的隐居生活。当时一般士大夫都向往作官，不屑于务农，陈旉则不然，他终生致力农桑，注意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终于在古稀之年（公元1149年）写成《农书》三卷。

致治之要，在夫民由常道。欲民由常道，必先使之有常心。欲使民有常心，必先

制之有常产。有常产，则家给人足，养备动时，斯乃能有常心矣。有常心，则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上下辑睦，斯乃能行常道矣。苟无常产，则衣食不给，饥寒交迫，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而礼义不率，其能守常心耶?因无常心，则放僻邪侈，无所不为，尚何常道之能行耶？

是故圣王以服田力穑、勤劳农桑为急先务。其所以著为法式，布在方策，教之委曲纤悉，施用於始中终，无所不用其至而诚尽者，诚以崇本之术，莫大乎是也。

传不云乎，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给於是乎在，和协辑睦於是乎兴，财用蕃殖於是乎始，厚②庞纯固於是乎成，则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道广，至治之要，其有不在兹乎。

虽然，农事备载方册，圣人或因时以设教，因事而为辞，其文散在六籍子史，广大浩博，未易伦类而究览也。贤士大夫固常熟复之矣，宜不待申明然後知。乃若农夫野叟，不能尽皆周知，则临事不能无错失。

故余纂述其源流，敍论其法式，诠次其先後，首尾贯穿，俾览者有条而易见，用者有序而易循，朝夕从事，有条不紊，积日累月，功有章程，不致因循苟简，倒置先後缓急之敍，虽甚慵惰疲怠者，且将晓然心喻志适，欲罢不能。知夫圣王务农重谷，勤勤在此，於是见善明而用心刚，卽忘好之，行安之，父敬子习，知世守而愈励，不为异端纷更其心，亦管子分四民，羣萃而州处之意也。

陈旉的这篇後序发抒了我国封建统治时期一般重农思想家相政治家的一条根本思想：服田力穑，勤劳农桑，乃是「崇本之术」。

《陈旉农书》

来这是一位道教的信徒。因为要躲避金兵，只能在长江陈旉农书》的篇幅不大，共有1.2万余字，分为上、中、下三卷。 上卷总论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 ，中卷牛说，讲述耕畜的饲养管理，下卷蚕桑，讨论有关种桑养蚕的技术。三卷合一，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上卷是全书的主体，占有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中卷的牛说，因为牛是农耕的主要动力，在经营性质上仍是上卷的一部分，但《陈旉农书》却是现存古农书中第一次用专篇来来系统讨论耕牛的问题；下卷讲蚕桑，也是因为蚕桑是农耕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把蚕桑作为农书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来处理，也是这本书的首创。

上卷共有14篇，占了全书的2/3，主要讲述水稻的种植技术。光是整地，书中对高田、下田、坡地、葑田、湖田与早田、晚田等不同类型田地的整治都有具体的记载。其中，对高田的记载尤为详细。他讲到在坡塘的堤上可以种桑，塘里可以养鱼，水可以灌田，使得农、渔、副可以同时发展，很有现代生态农业的风采。

在水稻育秧技术上，书中确立了适时、选田、施肥、管理四大要点。

中卷是讲述水牛的饲养管理、疾病防治；下卷是讲述植桑种麻，其中特别推荐桑麻的套种。这两卷的篇幅较小，内容不如上卷丰富。

《陈旉 农书》 对完整的农学体系的追求，在上卷的内容与篇次安排上也得到了反映。上卷以十二宜为篇名，篇与篇之间，互有联系，有一定的内容与顺序，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宜”就是合适、相称、恰到好处的意思。“夫稼，为之者人也”，农业生产首先是人的事业，《陈旉农书》的第一篇“财力之宜 ”，强调生产的规模（特别是耕种土地的面积）要和财力、人力相称。陈旉说：“贪多务得未免苟简灭裂之患，十不得一二。”他还借用当时的谚语说：“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进而提出：“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财力之宜”虽然着眼于财力，但落脚点却在于耕地面积的大小。而耕地面积除了本身的面积大小之外，还包含有很多其它的因素，地势即其中之一。于是陈旉在接着的“地势之宜 篇”便着重谈土地的规划利用问题。地势的高低不仅影响到土地的规划利用，同时也影响到耕作的先后迟缓和翻耕的深浅，于是在“地势之宜篇”之后，接着便是“耕耨之宜篇”。复由于耕耨有“先后迟缓”之别，由是又引出了“天时 之宜”的问题。指出：“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矣。”强调“顺天地时利之宜”。在此基础上，再来谈各种农作物的栽培，于是有了“六种 之宜篇”。本篇中主要讨论了几种旱地作物的栽培时序问题。庄稼种的好坏，有赖于人，因此农家居住靠近农田，便于照顾耕作，所以把讨论农家住宅布置的“居处之宜”安插为第六篇；居处的远近只是一种客观，真正要提高土壤肥力还得靠人的主观努力，这就是“治”。在“粪田之宜篇”中，陈旉提出了两个杰出的关于土壤肥力的学说，一是“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二是提出了“地力常新壮 ”的论断。谈到治，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人事，甚至于鬼神。于是有“节用 ”（勤俭节约）、“稽功 ”（奖勤罚懒）、“器用”（物质准备）、“念虑”（精神准备）、“祈报 ”（敬事鬼神）等篇，但是，人事的问题不光是个从物质到精神的准备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个技术性问题，于是，书中还专有两篇谈论水稻的田间管理和水稻育秧 技术，即“薅耘之宜篇”和“善其根苗篇”。

《陈旉 农书》 从内容到体裁都突破了先前农书的樊篱，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农学体系。上述十二“宜”和“祈报 ”和“善其根苗”两篇所论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陈旉的《农书》，对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实际的生产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他积极进取的精神与充分开发的思想，为世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