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临湘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国家一级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等20余部，多篇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俄、朝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历任湖南临湘江南中学教师、文联副主席、《张家界》杂志社社长兼主编。1993年辞职，应聘至广东花城出版社任业务经理、广东花城天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策划师。但终因难以割舍一份文学情怀，1997年回故乡定居，成为纯粹的自由写作者和自由思想者。

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

2023年5月19日，担任第九届东莞荷花文学奖初评会评委。

1983年开始创作，在《十月》《花城》《山花》《大家》《芙蓉》《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人民文学》等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约500余万字。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河床》，该作品也被誉为当代极具探索意识的中国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入选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精品（数字）文库”（1949-2008）。另有中篇小说《城市猫眼》《颠覆》《仿佛有风》《太平土》《白得耀眼的时间》《逆着时光的乡井》《石牌村女人》《夜有多深》和散文随笔精选集《季节深处》等。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散文海外版》多次选载，入选《中国中篇小说精选》《中国中篇小说年选》《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21世纪文学精华丛书》《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等两百多种国内外小说、散文随笔选本和中国文学排行榜。曾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报告文学》杂志上举办的全国报告文学特等奖、首届世界华人游记大赛第一名等国内外文学大奖，另获《随笔》《新华文摘》《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芙蓉》《莽原》《红岩》等刊物的二十多项文学奖。

《血脉》入选“2022年度中国好书”，入选2022粤版十大年度好书，作者陈启文入选“2022年最具传播影响力的原创作家TOP50”。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于2022年3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启文，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23年1月初，该作品获得广东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作者陈启文入选百道网2022年最具传播影响力的原创作家TOP50，排名第31位。（东莞日报）

2023年4月，备受关注的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名单公示了，陈启文作品《为什么是深圳》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也是继《为什么是深圳》入围2020年“中国好书”后荣获的又一国家级奖项。（岳阳晚报）

《南方冰雪报告》

《共和国粮食报告》

《问卜洞庭》（人民文学出版社）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芙蓉》，2012年第6期）

《大河上下》

《袁隆平的世界》

《海祭》

《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为什么是深圳》（深圳海天出版社）

2021年12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22年3月28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陈启文当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

2023年12月9日，当选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对人民的热爱，对劳动的赞美，构成了陈启文作品的思想主旋律。“文学不能没有责任感，作家不能没有使命感。养活作家的不是党，不是政府，而是最底层的人民”。因此，他的作品极尽反映最底层人民群众的心声之能事，他大声疾呼，作家艺术家们要深入基层，“只有牢牢地立足于大地，才能经风沐雨、斗雪傲霜，尽享大自然的恩赐，参悟生存的禅机”，“扎根越深，越是枝繁叶茂”，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就越真切，写出来的作品就越有价值（见《洞庭竹》）。可见启文先生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一定的境界。“龙窖山的茶，在南宋绍兴年间出产，”已有千余年的历史，闻名遐迩，是一代又一代茶人辛勤劳作的结果。为了改良品种，提升茶质，今天，“一位大学茶叶系的老教授，拖着两条比你（指老茶蔸）还要瘦的腿，不顾古稀高龄，一次次从那荆榛丛生的乱石上攀上山来”。“在他的血和汗的点化下，你恢复了生机，焕发了活力，一串压抑了多年的绿泪迸射而出，凝结成枝头上数瓣鲜润的茶叶”，“不曲不断，纹理匀称，莹莹可人”（见《龙窖山茶》）。面对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陈启文先生总是拍案而起，大义凛然地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为其歌为其颂。在他的散文《末路箫语》里，在他的散文《龙窖山古瑶胞家园三题》里，在他的散文《醉里乾坤》里，都揭示了他反对懒惰，鼓励勤劳；自力更生，支持俭朴；反对迷信，讲究科学的深刻主题。特别是，看到人民处于愚昧、贫穷而被凌辱的境况之中时，他更是悲愤极度。在陈启文的精神世界中，民族、人民成为了他心灵最美好的寄托。

挥刀吐火，《季节深处》充满了作者对邪恶憎恶的一种心地。邪恶势力、丑恶现象，在当今社会里不能说它的市场很大，但也不可小看它的社会分额，不可忽视它的社会影响。一些人作恶多端，极尽报复社会之能事，诱奸乱伦、偷摸扒窃、杀人焚尸，确实令人心惊胆颤！一些人心藏奸计，极尽大乱天下之能事，拉帮结派、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确实令人厌恶透顶。一些人横行霸道，极尽欺压百姓之能事，欺行霸市、打街骂巷、以势压人、确实令人怒气冲天。陈启文先生对这些邪恶势力、丑恶现象常常是怒目相视，以期挥刀斩断邪恶势力的头颅，以期吐火灭绝丑恶现象的阴霾。启文没有挥刀吐火的能耐，但他胸有文，手有笔。一篇篇檄文，如刀枪、似火炮，充分地表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和高贵品格。

透过《季节深处》，我们可以看出陈启文先生对邪恶极度憎恨的铁石心肠。文章在对艳美的执著，对生命的挚爱之中，显示出了陈启文天性中美好的另一面，那就是大事笔墨对邪恶的极端仇恨。在他的灵魂深处，融合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因素，爱与恨，善与恶交织在一起，闪射出幽暗与妖艳的光芒，很多文章读后既令人兴奋、震惊、企及，又令人抑郁、窒息、愤懑。柳青深入最底层的皇甫村，住在一座破庙里，一待就是14年之久。这14年的 艰苦生活没有白过，终于写出惊世大作《创业史》。可就是这部《创业史》弄出了不少恶作剧。“大跃进的时候，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已经被削职为民，寒冬腊月，在水库工地上，打着赤脚挑土，稍微慢了一点，那些原来对他有意见的干部，便泄私愤，冷嘲热讽：‘你还是上了书的英雄呢，简直连狗熊都不如！’有时还罚跪、插白旗甚至乱打人，吃的呢，却是清汤寡水，半碗稀粥”；“四清运动时，上面有人想整柳青”，结果《创业史》上像王家斌这样的原型人物，个个都有经济问题，“是个四不清的人”；到了“文革”期间，“柳青成了罪该万死的黑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又遭到了一次厄运。王家斌戴上了三尺长的高帽子，被揪到县城游斗，许多人像看猴把戏似的围着他”。多么荒唐，多么可恶！竟然有人把文学作品的东西拿来对号入座，用以整人坑人。在这些故事里，几乎看不到幸福和美好，看不到光明和前景，看不到前途和命运，只有没落，只有黑暗，只有死亡。启文先生利用犀利的文笔、考究的语言、独特的风格、真切的感受、动魄的旋律，勾勒出了一个个人物的恶劣形象和肮脏内心，使人感到那是是非善恶不辨的日子，使人感到那是邪恶势力当道的年代。

陈启文是近年来一个创造力十分强劲的新乡土小说家。这部作品从构思到最后改定历时三年，作者对大河边的生活深有体验，也有着湖湘文化的丰厚积淀，整部小说显得特别扎实、真实。而在叙事上，则可说是作者对新乡土小说的一次倾尽全力的实验，充满了梦态抒情色彩又洋溢着内在的精神自由，这使得整部作品有着鲜明的反结构倾向，通过对多重历史文化层面、多重时空的穿越性叙述，突破了传统的乡土叙事模式，又包蕴了比传统乡土叙事更丰厚的内容，很大气，恢弘，以诗性的语言、磅礴的气势和史诗的调子渲染着河床孕育生命的神奇，叙写了以家族为象征的民族历史记忆，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现代乡土叙事的表达空间，也更接近河床上的原生态和生命实相。

从陈启文的《河床》可以看到湖湘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基本视野。这种本质决定了他同自己的精神故乡无法割裂的关系。陈启文的故乡通常被人看作洞庭湖文化圈，属湖湘文化的边缘。湖湘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它虽属于地理上的南方，但它与真正的江南在气质上是根本不同的。那种典型的南派写作风格是以江南为背景的，以吴文化为依托，而吴文化是沉静的讲究细节的文化，但过于柔软，自恋。湖湘文化无疑属于楚文化的一部分，楚文化既能深切细致地感知生活，又有硬朗、强悍的一面。而具体到陈启文生活的湖湘一地，这里边又掺杂了许多巫文化（巫鬼气息和超自然力）。这样的文化被巫性浸润得十分神奇诡谲。此外，陈启文本人的文化身份还属于长江，这或许更有利于他对生命意义的延伸，而不是局限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他的乡土表达，他对底层人民现实生存的强有力的关注，缘于他降生的那片河床，也构成了他更宽阔的文化视野。

陈启文的散文随笔首先给人一种热烈的生命感觉。他从土地中汲取力量，汲收天地所化育的原汁原味，接地气，通天意，以天然写自然。如《龙之源》中的水，“湖水真清，清得仿佛可以一直透视到内心的隐秘里去”、“掬水而饮，可以闻到马尾松和凤尾竹的清芬，”如《替青山命名》中的山，“那一刻我震惊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山，一轮一轮的，复杂得像一个谜阵，在迷茫的天空下依次呈现出来，仿佛梦幻再现”，“肉眼看见的大山和用心灵看见的大山是完全不同的。……这里辈辈不绝地固守着那些被我们称作山民的人，他们日复一日地看着这些大山，看得这些大山都傻了”，这种交叉式的往返叙述，不再是在经验的表面滑行，而让自然山水和人的心灵发生精神感应，并由此而回溯精神源头，检视和确认自身，调整精神姿态。《龙窑山茶》中的老茶精，《大山物语》的魔幻树林，《最后的老屋场》和《北乡民生》中的那些土得掉渣的农人，都被他赋予了某种神性，而这样的神性在《神木·丁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那棵树在天黑之前就挖走了，”“老汉在树干上响亮地拍了一巴掌……让我猛地打了个寒噤，老天，哪来的树？”“我知道老汉手里根本就没抱着树。可老汉手里抱着的不是树又是什么呢？”这里，作者绝不是为了故弄玄虚，生命中的许多诱因，驱使我们去寻找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而作者对这种力量的强调，核心意图是引起我们对自然人格的高度关注，以天地之心对灵魂进行自我审度。这一点，陈启文在《替青山命名》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人类每一次面对大自然，其实都是为了端详我们自己。”

最原生的往往也是最现代的。陈启文文字中的那种蓬勃生机、那种野生的健康色彩无疑都源于这种原生的力量，但他极少用那种乡俚野语，他需要的不是一种带有自我蒙蔽的伪乡土味、伪民俗味，他从原生的力量里提炼出了纯粹的审美精神。读他的散文随笔你会立刻感觉出他叙事的独立性，他既不与主流话语合谋，也与伪乡土、伪民俗拉开距离，由此而显示出他文本的异质与锋芒。原生的力量让他的作品充满了真实的生命气息，又通过意义的延伸而开始灵魂的追索，由自然之美而提升至人文之美。这让你在读他的文字时，在感受其生命气息时又平添了某种神圣的氛围。现在，除了极少的作家还在捍卫着文学的神圣，更多的，都心照不宣地采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陈启文是这少数之一，他倡导现代人回归自然、体察天意，试图让扭曲、异化的“非人”回到人的本真状态，重新找回人生天地间的独立自由的人格尊严，这是他灵魂追索的目的，也是他20年来一如既往的精神向度。人，始终被置于他散文随笔的核心地位。陈启文散文随笔的最重要价值，就是把原生态同现代人文精神接通了，而对于读者，只有这两者的基本价值一同被理解了，你才能看出其文本里面的实质。

陈启文散文随笔的另一鲜明特征就是当下散文创作十分缺乏的空间意识。那种移步换景的线型叙事早已是长期困扰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老套路了，而因为这样的艺术惰性，当代散文作家中也很少有审美创造意识。陈启文把现代时空意识融入散文创作，让叙事在“心理时空”中发生，这种空间不再属于日常生活经验，更是一种心灵所通过的精神空间，如《一条船能走多远》就是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它被作为头题选入王蒙主编的《2005中国最佳随笔》，对于力倡文体革命的王蒙先生来说，或许是大有深意的。而这种空间意识的获得，我想与陈启文主要是个小说家有关。时下，小说家写散文随笔的很多，但大多只当作小说创作之余的零活。而据陈启文自况，尽管他基本上被人们视为小说家，但从未把散文随笔作为副业和零活。这至少表明了他对散文随笔的尊重。而对于这两种不同体裁的写作很多年来他都是交替进行的，每在写完一篇小说之后就写散文随笔，写了散文随笔之后又写小说，这使他的小说有着散文的质地，又使他的散文随笔有了小说的空间意识。如果真是这样，我倒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小说家来写散文随笔，也让散文家尝试去写小说，必将给两种体裁都注入艺术活力。其实，也不必太注重体裁和形式，对于文学，最本质的内在精神不是别的，是心灵。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散文，写天地，还是写人文，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内在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只听从心灵的召唤。

陈启文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复杂性、丰富性、多义性，甚至还带有突然性和诡秘性。顺着陈启文的文字走下去，总是带有几分紧张几分期待，很难不知道，作品即将展示出来的，是一个惨烈的场景呢，还是一个惊人的跌宕，抑或是一段绝妙的细节、一段精妙的描述？读陈启文的文字，永远有这种站在一片将决的堤坝面前的感觉。

不能说陈启文在《河床》这部小说里其语言的运用对传统的模式有多大突破，但读之，让人有种清新之感，有种读其他小说很难感受到的清新之感。全书上下，采用的是散文化的笔法，给人的印象是磅礴的气势；全书上下采用的是史诗式的调子，给人的印象是富有节奏感的语言。这大概是读这部小说有种清新之感的缘故之一。《河床》虽然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述的，但小说并没有贯穿如一的叙述线索，也没有核心的人物和事件。人们读传统小说的习惯在这里被受到猛烈的冲击，但读之，你又强烈地感受到小说能极大限度地渲染着河床孕育的生命以及河岸上谷花洲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恐怕也是上述原因所致。这是散文写作的起码要求，而陈启文利用这种手法来写小说，能不让人备感新奇清新吗？如“我奶奶说，那座坟是林真老汉自己埋的。是他的魂埋的。我奶奶亲眼见，林真老汉的灵魂把自己的尸体背进墓穴里，埋了。奶奶还说，每隔七天，不管是天晴下雨，林真老汉就要从坟墓里钻出来，把那座坟加高一些。奶奶每次看见那个亡人在月光下忙碌的身影，忍不住就要流泪。林真老汉是个孤寡老人，为谷花洲做尽了善事，有口皆碑，备受人们尊敬。”作者利用奶奶说“鬼话”的散文笔调，表达了人们对善事的赞颂和对好人的追忆。形散神凝，让人备感深切。又如“但是我只看见骄阳下老汉的影子。还有我的影子。我不敢再多看一眼，生怕看见了什么。一连好几天，我明明是看见光天化日之下很真实的一个人，也会吓一跳。一切忽然都变得不真实了。就连我自己也像离这个世界很远很远”。林真老汉，因没第二次把朱小菊从这条大河里救起来而自责。自责到自己投河谢世。这对“我”的影响太大，使“我”感觉到“离这个世界很远很远”。寥寥几笔，作者把一个少小的“我”，单纯无邪的心境，不谙世故的心态，写得淋漓尽致，神形并茂。

《河床》这部小说，十分注意在刻画人物时抓住特征加以夸张，即使是在用散文的笔锋触及到人物的性格、心理的时候，也能选用切合其特征的词语，以准确揭示人物。其行文变化多端，语言形象生动，善于传神写照，读来韵味无穷

生命是一种假设

作者：李颖

我必须承认，我害怕见到陈启文。

每次见到他，心里总是很忐忑。我很害怕被他看穿，怕一不小心成为他笔下的一个可笑可怜可悲的人物。我不得不相信，有些人，生来就具有一种天赋，不经意间就能洞悉一切，所以，见到他，我必须仔细打点起十二分的小心，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一定得说就作淑女状，总之不能授他以柄。

2002年的一天，我和黄海洋穿过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陈启文。我们之所以去找他，是因为读了他的作品，我们很想见见这只生蛋的鸡。他从他那张过时的桌子上抬起脸来。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那本著名的《宋美龄》，写完《宋美龄》之后，陈启文沉默了10年。在这10年里，他认真地活着，吃饭，行走，以及思考。这是一个人来人往心事重重的世界。而陈启文已经作好了必要的精神准备。10年后，他终于选择了与生活达成和解，他拒绝了来自世俗社会中的身份。拒绝了让他获得一种所谓尊重的身份。也就在那一刻，他超脱了生活之外，他的日常生活变得简单。

当我们路过菜市场、水果店、咖啡馆时，他就生活在我们的附近，躲在岳阳这座小城金田花园二楼的一个窗口下面，重新砌造的一个内心的居所里，进入了另一种生活。写作，这尘世不灭的灯盏，陈启文是用它在清扫世俗生活留在心灵上的尘埃。他孤独的灵魂，将永远不会被赦免。

某一天，一位朋友说，陈启文10年前是很帅的。另一位朋友接着说：蟋蟀的蟀。陈启文大笑。我想起了法布尔老人的昆虫记里说，蟋蟀是一种你即使把他囚禁起来，也要嘹亮歌唱的昆虫，绝不会像别的动物一样郁郁而终。在这个充满物质的世界里，陈启文超脱地活在自己的精神疆界里，生又何欢，死亦何惧？有一天陈启文从外地回来，第二天我和几个朋友见了他，他笑着说，差点你们就可以弄餐饭吃了。又说，你们报纸上我的名字差点就要加黑框。差点你们就可以写纪念文章搞笔稿费了。后来我知道，原来是他所乘坐的飞机差点就出事了。由此，我相信陈启文，他就是返回到人性部落中的敲钟人。当天空变得昏暗，他愿意自己是一道闪电。

他这样叙述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她越来越胖，也越来越泼，仿佛她不胖就对不起她的泼，又仿佛她不泼就对不起她的胖。”在叙述的原野上，他已经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孤独地叙述着曾经经过的一切，并有意识地丢弃了抒情。陈启文依然固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思想贞节，他一边拒绝着时下泛滥的时尚文学，一边重建和完善着自身的精神体系。

三年前，我拂去多年来停在我身上的倦意与微尘，静静读完《仿佛有风》，我感到这条诗意的长河自诗经时代流来，如今早已搁浅沙滩。在这个作品中，我却分明又感受到这种诗意，它并非作者刻意营造，不是化石般地复古，而是从作者心灵深处汩汩流出，它是那样的真切和浓郁，使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它又是那样陌生和遥远，当我掩卷打开窗户，眺望滚滚红尘，竟感到恍若隔世。

2006年的一个夜晚，静静地读了陈启文的《河床》，我流泪了。我在自己庸常的生活中体会到了一种最阔大的真实，也隐约感到，作者在一种近乎冷酷的叙事中隐藏着最深沉的悲悯。

是的，他早已经将自己放在了灵魂的祭坛上，拷问人性的本原。对人性深沉的追问，是他写作的初衷，也是他写作的终极态度。在他的眼中，在他的笔下，有一群人，滞留在原地，无望和徒劳地挣扎，在苦难和忧伤中轮回。我不知道该怎样解读《河床》，我不知道河流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就是一场隐喻，我也不想或者说害怕深究它的真意……这个作品中有一种“场”，它使我彻夜未眠。

就在这个夜晚，我经历了一场春雨。城市寂寞，大雨苍茫。在风雨声中，有一个声音远远传来，穿越楚风吴雨，扶送人类数千年受苦的灵魂。

这场雨蓄谋已久，冲刷着整个世界的安宁，也几乎洞穿了我的一生。

那一夜，我以为，生命，是不存在的。

也许，生命真的只是一个假设，他就这样，总是乐呵呵地与我们聚会，喝酒抽烟，言笑晏晏，世界就在眼前，陈启文无法忘却注视。他却又总想在面前的生活中突然消失。我常常这样揣度他。

也许，他自己也不知终将去哪里，只在每年回江南挂清明的路上，默然无语。

在这座城市，有一条隐秘的路，从炮台山穿过年丰巷，再转到云梦路，直抵金田花园，这是我的精神隧道。近日，为了铺设一种管道，有建筑工人正在这里开挖，尘土飞扬。

陈启文为“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数年来他一直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下孤独地写作，作为自由作家，他执著地恪守着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对于那个文坛，既不参与其中的游戏，也不关心其中的规则。这使他的散文随笔显示出独异的刚健与冷峻，又具有作为时代与社会先觉者的敏感触觉和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时下一味高蹈或甘于边缘的文风不可同日而语，他传达出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自做主宰、独立不倚、不甘与世浮沉的创造精神和浓烈郁结的忧患意识。

陈启文具有很深的文学功底，熟谙遣词艺术的奥秘，因而对遣词炼字把握得十分正确得体。“我在那个冬天的傍晚，突然被无数的喊叫声惊醒。喊叫声是从远处、从一些我无法辨别的方向传来的。当我醒来时，我像是舒服地躺在摇篮里。我摇晃着脑袋，两只眼睛望着天空，和一群被落日染红了翅膀的白鹭在一起。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是躺在一条大河里。”。小说的开篇，作者就用诗样的语言，散马无缰地构建了一个梦幻的世界。当它推到了你的跟前时，就让你对河床有种高深莫测之感。《河床》虽然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述的，但小说并没有贯穿如一的叙述线索，也没有核心的人物和事件。人们读传统小说的习惯在这里被受到猛烈的冲击，但读之，你又强烈地感受到小说能极大限度地渲染着河床孕育的生命以及河岸上谷花洲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河床》这部小说，十分注意在刻画人物时抓住特征加以夸张，即使是在笔锋触及到人物的性格、心理的时候，也能选用切合其特征的词语，以准确揭示人物。其行文变化多端，语言形象生动，善于传神写照，读来韵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