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六事疏》是明隆庆二年时任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上书隆庆皇帝的一篇政论文，针对国家现存弊病以及纠正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陈述。本疏亦成为了日后“江陵柄政”期间施政方针的蓝本，是张居正政治理念的最重要体现。

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践祚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即以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反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谨就今时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请，用备圣明采择。臣又自惟，幸得以经术，遭逢圣主，备位辅弼，朝夕与同事诸臣，寅恭谐协，凡有所见，自可随事纳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窃见皇上有必为之志，而渊衷静默，臣下莫能仰窥；天下有愿治之心，而旧习因仍，趋向未知所适。故敢不避形迹，披沥上陈，期于宣昭主德而齐一众志，非有他也。伏乞圣慈垂鉴，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计开：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分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兢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位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之?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灿然，究其指归，芒未有效。此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

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臣闻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者,纲纪而已。纲如网之有绳，纪如丝之有总。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窃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跖戾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也。若徇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仍乞敕下督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圣裁。

臣闻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臣看得旧规，凡各衙门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来说者，必是紧关事情、重大机务；有某部知道者，虽若稍缓，亦必合行事务，或关系各地方民情利病，该衙门自宜恭酌缓急，次第题覆。至于发自圣衷，特降敕谕者，又与泛常不同，尤宜上紧奉行，事乃无壅。盖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而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窃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既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罚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若事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至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伏乞圣裁。

臣闻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才，不甚相远，人主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士之爵禄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臣请略言其概。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而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贲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议，而大言不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沆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昧。主钱榖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睨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仍乞敕下吏部严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宫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遂行黜涉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徙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之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迁参政，从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失矣，此外如臣言有未尽者，亦乞敕下该部，悉心请求条列具奏。伏乞圣裁。

臣闻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以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宝，首下蠲恤之诏，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独昨岁以元年，蠲赋一半，国用不足，又边费重大，内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督御史清理屯监，皆一时权宜以佐国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刮者，臣近日访之外论，皆称不便，缘各御史差出，目见百姓穷苦亦无别法，清查止将官库所储，尽行催解。以致各省库藏空虚，水旱灾伤视民之死而不能赈，两广用兵供饷百出而不能支，是国用未充而元气已耗矣。臣窃以为天之生财，在官在民，止有此数，譬之于人，禀赋强弱自有定分，善养生者唯樽节爱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寿。昔汉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后，海内虚耗，霍光佐之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行之数年，百姓阜安，国用遂足。然则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来，凡诸斋蘸土木淫侈之费悉行停革，虽大禹之克勤克俭不是过矣，然臣窃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巳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薄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以为实边之一助，再乞敕下户部，悉心讲求财用之所以日匮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俗侈糜，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前项催督御史事完之后，宜即令回京，此后不必再差，重为地方之病。其屯监各差都御史，应否取回别用。但责成于该管抚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敕下该部从长计议，具奏定夺，以后上下唯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伏乞圣裁。

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应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有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尚以虚文塞责。伏乞敕下兵部，申饬各编督抚，务将边事着实举行，俟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视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皆无用？但士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礼，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阅之礼，以细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精艺熟者，分别赏赍，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觳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而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伏乞圣裁。

《陈六事疏》是张居正于隆庆二年上书皇上的一份重要的文件，他根据正德、嘉靖两朝以来的官场积弊，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提出改革的重大举措。遗憾的是，隆庆皇帝没有采纳张居正的建议。仅批示一句：“知道了。”就将这一份充分体现张居正改革思想的文件束之高阁。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矻矻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就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垂青，顾璘夸他有“将相才”。张居正十六岁中举，顾璘又解犀带相赠。他二十岁赴京会试下第，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为“储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种练习办事的清闲生活，但张居正此时却不清闲。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方法，从而为他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三年后，他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又任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和裕王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再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这段期间，他一直在做积极的准备。他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乐观心情，等待着脱颖而出的一天。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纠正了世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欢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败，弊端丛集；经济上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鉴于此，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上了千字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顿朝政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既切中时弊，也切实可行。但穆宗毕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并不准备付诸实施。穆宗的冷漠，并没有熄灭张居正的热情，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张居正以七品芝麻官的身份给当时的皇帝上了一封《论时政疏》，指出了当时宗亲骄横、财用匮乏、官吏因循守旧等五条政治弊端。当时的皇帝是被海瑞称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最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不过七品的编修惹不起天子找麻烦的兴趣，他也就比当时说真话的海瑞幸运多了，但上奏的信却石沉大海。张居正感叹现在的乱世“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否则不足以消弭天下的灾祸。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唉！人们不一定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见识的人也未必能得到重用。知音难求，他很苦恼。32岁的年纪，正值人生的最佳时机，却无法施展纵横，郁闷之心可想而知，但他没象屈原一样为理想而死，他伺机而动，回家读书，又读了6年！再入朝后，官运出奇的好，官职一升再升，到了隆庆元年二月，已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是正三品的官，关键的是作为大学士，可以入阁议事，也就是进入权力核心。两个月后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这是正二品的大官，且是礼部的一把手了。几个月后，他给穆宗皇帝上了《陈六事疏》。所谓六事：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穆宗一一准行。所言六事可谓切中时弊，体现了张的治国主张与改革理想。

明朝的晚期为张居正纵横捭阖提供了绝佳的舞台，此时的张居正虽已入阁，却并未大权独揽，《陈六事疏》只是他几年后新政改革的晨曲。5年后，穆宗帝病逝，他的学生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史称神宗。新皇帝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尊敬有加，言必称“先生”，经过一番政治较量，张居正成为首辅，位极人臣，万历新政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明朝气象为之一新，内忧外患一时缓解。

在被视为改革纲领的《陈六事疏》中，张居正引用了《尚书》里那句为人熟知的“民为邦本，本周邦宁”，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标。在另外的章奏、书信中，他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察吏治”一类的观点。

某些论者据此断言张居正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在传统政治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小民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们的疾苦只能被动地由官员们察知，即使贪官污吏们的压榨超过极限也无处申诉，起义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张居正在评论两广起义频仍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这样，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标推导出“吏治”问题。在张居正看来，人君驾驭官员的手段无非是“赏、罚、用、舍”四字，“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综核名实是张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基本内涵是根据实际政务考课官员，即“一以功虚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几个“毋”概括了明代铨政的主要弊端。与实政思想相联系，张居正特别批评了“士大夫务为声名，舍其职业，出位是思”的习气。

不过，综核名实主要是解决官僚体制中人的素质和使用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制度本身的“信息沟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张居正提出了“重诏令”的建议。他认为，“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这项建议包含着两个方面，即立威与立法。为了纠正业已存在的“无法”现象，张居正要求凡已奉旨施行之事，应“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有关部门也应“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这是“考成法”的初步设想，在张居正柄政之后发展成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体系。

关于立威的问题，《陈六事疏》中没有详论。张居正于嘉靖二十八年（1546）奏上的《论时政疏》予以把握。在这份奏疏中，张居正以人的身体类比朝政，认为“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气而已”，“一或壅阏，则血气不能升降，而臃肿痿痹之患生矣”。他指出，世宗“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已八九年不接见群臣，上下暌违，是“血气壅阏之病”。正是由于这一病根，才导致“臃肿痿痹之病乘间而起”，具体说来，其大者有五：“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从两份奏疏的阐述来看，张居正关心的不仅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而尤注重君主和官僚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的畅通。

他引用《诗经》中“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这句话，说明“纪纲”正是人主“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的总枢纽。“纪纲不肃，法度不行”，则“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矫正此弊只有“振纪纲”一途。为了回击他的观点所可能受到的指责，张居正特别论述了“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的区别，主张“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希望皇帝“张法纪以肃群工”，“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通过从“固邦本”到“振纪纲”的逻辑序列，社会矛盾的根本症结已经找到，从而也就明确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针。但是，还有一些妨碍施政的因素需要排除，在张居正看来，为害最大的便是“议论”。他指出，“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此最当今大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