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星垣（1905年12月26日—1991年3月24日），江苏省江阴县人，中国蚕业教育家，蚕的遗传育种学家。在蚕的良种繁育，培养优良蚕品种，蚕的生态、生理、遗传和育种理论的研究，以及培养蚕业高级科技人才等方面，成果累累，为发展中国蚕丝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5年12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

在南菁中学读书时，成绩在班内名列前茅，连年获得减免学费的奖励。他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在南菁中学提出抵制日货，并组织同学到茶馆讲演，揭露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受到同学们的爱戴，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

中学毕业，因成绩优异，学校准备保送他到金陵大学攻读棉作专业，希望毕业后能回校指导植棉技术。由于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陆星垣婉辞了校长的好意，而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农科。学习期间，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他又积极投入反帝斗争，曾到南京英商怡和洋行开设的工厂发动工人罢工。同年暑假，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组织包括陆星垣在内的农垦调查团，参加唐启于教授领导的农业经济组，对黄河河套一带进行调查。陆星垣在调查过程中，对发展中国西北农业经济提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1927年，北伐战争逼近南京，东南大学被迫停课，他先后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南京蚕种场养蚕，并学习制种；去镇江蚕种场进行春蚕种母蛾检查，并养秋蚕，生产一代杂种，实习冷藏浸酸。通过这一年紧张的工作，基本掌握了养蚕制种整套知识和技能，对他以后从事蚕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8年7月，他毕业于中央大学蚕桑系，受聘任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助教，翌年改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教务主任及该会所属蚕种场的技师、总技师、场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浙等地相继沦陷，华东蚕业受到严重摧残。

1929年1月—1937年10月　历任镇江裕民蚕种场技师，镇江均益农产育种公司总技师兼蚕种部主任，镇江合作蚕种场总技师兼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教务主任。

1937年11月他辗转去内地，历任四川蚕丝试验场技师、云南大学蚕桑科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可是，旧中国的云南大学，不仅缺少开展蚕业科研工作的基本仪器、设备和参考资料，甚至连一间像样的蚕室也没有。他认为中国落后、贫困的原因，是科学技术落后，决心出国深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报效祖国、造福人民。

1938年7月—1939年7月，任四川乐山蚕种场督导员。

1940年12月—1945年6月，任云南大学农学院蚕桑专修科副主任、主任。1945年中华农学会选拔公费留美学生，他被录取，进入美国依阿华州立农工学院，在研究生院攻读遗传育种。经过3年半的刻苦学习先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受到了导师的青睐，安排他在州立农业试验场继续从事遗传育种工作。在美国，虽然有完善的实验设备，优厚的生活待遇，为许多科学工作者向往，但陆星垣日夜思念的是祖国蚕桑事业的发展。

1946年1月—1949年10月　赴美国衣阿华州州立农工学院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1949年11月—1952年12月，任教于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兼浙江省农林厅蚕桑试验场副场长。1949年，他从电台广播和国内亲朋好友的书信中，得知祖国大部省、区已经解放，感到兴奋和欣慰，决心回归祖国。这时，他收到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聘书，真是高兴万分。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戈登将军号”轮船将前往上海撤回美国侨民，去程可搭载旅客。可是美国政府只同意卖给中国留学生到香港的船票。船抵香港时，广州尚未解放，只有绕道天津，再从天津到杭州。陆星垣在香港时，巧遇中央大学同学尹良莹。当时，尹任台湾中国蚕丝公司经理，邀他去台湾任副经理。陆星垣毅然谢绝了尹的邀请。后来经香港一个进步组织的帮助，搞到开往天津的船票。几经周折，终于于1949年11月到达杭州。后来想起此事，他深有感慨地说：“那时我选择了一条光明大道，非常正确，否则，一步之差将铸成千古恨。”

1953年1月—1960年7月　任教于浙江农学院蚕桑系，被聘为教授。

1960年8月　任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兼蚕桑系副系主任。

1991年3月24日，陆星垣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浙江省杭州市，终年86岁。

建立全国第一个原蚕饲育区

陆星垣回国后，任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教授。1950—1953年12月兼任浙江省农林厅蚕业改进所蚕桑试验场业务副场长。当时浙江蚕种不足，要从云南草坝调入，但云南蚕种在浙江往往孵化不齐，蚕农不愿购买，严重影响了浙江的蚕业生产。陆星垣经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孵化不齐的原因，是当时交通不便，云南到浙江，必须经香港——上海，再转运到杭州，运输路程长，接触高温时间过久，蚕种解除滞育慢所致。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及时向生产部门提出了延长蚕种冷藏日期的建议，保证了蚕种的正常孵化，提高了孵化率，解决了当时生产上的难题。浙江是全国蚕桑重点产区，蚕种需求量大，但当时蚕种生产能力不足，为了解决缺种问题，1950年他和朱新予联合提出利用农村的桑园和养蚕设备办原蚕饲育区来生产蚕种的大胆设想。他会同蚕业改进所所长徐恭慧、副所长郭颂铭、蚕种科长陈慕林以及蚕种场的徐淡人等，去德清、湖州、南浔等农村实地考察。回杭后经反复论证，选定德清县新市区的水北乡作为原蚕饲育区试点，并组织技术力量加强指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获得了成功。这样，由蚕农饲育原蚕，国家收购种茧繁育蚕种的中国第一个原蚕饲育区建立起来了。这对大量繁育优良蚕种，保障蚕种供应，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

全国第一个原蚕饲育区建成以后，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有了这一成功经验，为进一步解决缺种困难，又与郭颂铭、陈慕林赶赴嵊县、诸暨等地农村考察，在嵊县的东乡和北乡各办了一个原蚕饲育区。经过陆星垣等多方奔走，献计献策，在短期内就解决了浙江蚕种紧缺的大问题，并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建设蚕种场的资金。以后，四川、广东、江苏等地参考浙江的做法，也先后创办了原蚕饲育区。对繁育优良蚕品种，他还提出要统一规划、统一质量管理、合理布局、控制蚕病等建议。

50年代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时，农村养蚕推广苏联的“多回、薄饲、高温感光、快速养蚕法”。喂桑次数多，劳动强度大，桑叶浪费多。陆星垣根据自己在云南永胜蚕业指导所时试验的小蚕箱饲育原理，提出了改用“高温、多湿、密饲、省力养蚕法”，并亲自下农村搞试验，进行技术指导、示范推广。蚕农们很快地掌握了这一良好的方法，这对提高桑叶的利用率、减少蚕农的劳动强度、提高蚕茧产量，都起了积极作用。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陆星垣在学术问题上始终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于违反科学的事从来不肯盲从和随声附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许多地方滥发蚕种；桑树只采不养，片叶不留，造成桑树早衰、严重缺叶；连续养蚕，消毒不够彻底，导致蚕病大量发生，甚至成批死亡，使蚕农和国家受到严重损失。陆星垣非常痛心，向有关方面提出养蚕夺高产的3条意见：第一，养蚕环境要彻底消毒，杜绝病源；第二，要让蚕吃足桑叶；第三，对桑树要采养结合，保持树势，才能连年保丰收，并指出片叶不留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当时，甚至还有人提出：“蚕吃百样草，无叶保丰收”的错误口号。他一一进行说理批评。有人批评他“保守”、“右倾”，让他到肖山戴村公社几个生产队去总结包心菜养蚕创高产的经验。但他看到的是桑树衰败无叶，形同枯柴，成批的蚕在蚕匾内到处乱爬，极度饥饿，也不吃包心菜叶。他坚持真理、尊重事实，据实向当时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张敬堂汇报，并积极地提出“分批养蚕，严格消毒，预防蚕病，争取丰收”的建议，得到农业厅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终于纠正了农村蚕桑生产上的浮夸风。

为了解决当时夏秋蚕品种“306”经常大量发生白死卵的问题，他又立即与助手们一起，对该品种卵的越冬时间长短与白死卵发生的关系等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春繁秋用，秋繁春用，缩短卵期，延长秋制种人工越夏时间，防止过早解除滞育”等对策，为生产上解决了一大难题。同时，与浙江省蚕研所合作育成了夏秋蚕新品种“603”，与广东的“东34”配成杂交种。70年代初，在江苏、浙江大面积推广，对提高蚕茧的产量和质量、增加蚕农的收入，发挥过积极作用。

为发展祖国的蚕桑生产，他不辞劳苦，不遗余力。1963年，陆星垣教授已年近花甲，仍愉快地接受当时农垦部长王震的邀请，担任新疆蚕业考察团团长，千里迢迢前往新疆，考察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伊宁、阿克苏等地，并和同去的教授、专家共同研究蚕业发展规划，为新疆的蚕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育成夏秋蚕当家新品种

“文化大革命”中，陆星垣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然关心浙江的蚕桑生产。当时浙江夏秋期桑叶生长旺盛，尚未充分利用，因为没有一个理想的抗高温多湿的夏秋蚕品种。他下决心要改变这个面貌，要使夏秋蚕期3期的茧产量超春茧，大幅度提高浙江蚕茧产量。他刚从被“审查”的逆境中“解决”出来，就立即收集蚕种原始材料，开展工作。为了培养出能抗高温多湿的夏秋蚕新品种，育种室设置了高温多湿（30℃，相对湿度90%）环境。他经常亲临蚕室，参加饲养工作并观察蚕的生活习性，记载有关生长发育情况，分析研究，经过3年11代的精心选育，终于育成了强壮好养、高产优质的夏秋蚕新品种“浙农1号”，再经比较试验，获得与“苏12”配对的最佳组合，从1976年开始，逐渐推广。在当时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工作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经陆星垣多次测交试验，终于育成了比当时的当家生产品种“东34×603”和“东34×苏12”丰产性好的“浙农1号×苏12”的一代杂种。为了考察该杂交种在农村生产条件下的表现，他又亲自到余杭、嘉兴、嵊县等地10多个生产队，了解该杂交种的饲养情况，并进行技术指导。因该杂交种具有孵化齐、眠起齐、上蔟齐、好养、高产、优质等特点，深受蚕农欢迎，很快在全省大面积推广，成为浙江省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夏秋蚕期的当家品种。每年发种量达100多万盒，占全省夏秋蚕期总发种量的90%以上。推广“浙农1号×苏12”后，在同等的饲养条件下，每盒蚕种约可增收20元，100多万盒蚕种，可增收2000余万元。推广以来，累计为国家创收两亿多元。此项成果获得浙江省1979年科技成果三等奖，1982年农业部科技成果推广一等奖和1983年国家科委、农委重大科技成果推广奖。

此外，陆星垣还对蚕的生态、生理、遗传和育种理论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发表了38篇论文，对蚕业科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致力教育培养人才

陆星垣从事教育工作60余年，他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向学生介绍自己早年如何参加反帝斗争和从海外回到新中国的经历，进行爱国主义和理想教育，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图强，为祖国“四化”贡献力量。他要求学生学好基础课，强调自学和独立思考，激励学生要有后人超前人的勇气。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主张加强生产实习课，让学生掌握好桑、蚕生产技术的各个环节，提高独立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还经常带领学生到生产现场讲解，使学生听、看、练、想相结合，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60年代起，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硕士研究生上，为国家输送蚕业方面的高级科技人才。80年代末，他又招收蚕业博士研究生。他十分重视研究生的基础知识和第二外国语；引导学生在打好基础的同时，逐步熟悉各方面的专题研究材料，要求他们加强专业锻炼，学会收集、查阅、鉴别、整理资料，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要求研究生制订出详细的研究计划，通过系统深入的试验研究，然后撰写学位论文。晚年间，他年高体衰，但对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工作，仍坚持具体安排，悉心指导。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他更是认真审阅，慎重修改，做到一丝不苟。1985年他在上海治病期间，一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他审阅了初稿，二稿由他的助手审阅。这位助手由于当时忙于本科生的教学和生产实习，未仔细推敲就同意打印。陆星垣回校后，发现论文在文献应用与排列上不够规范，个别问题分析欠妥。答辩委员会的评语虽然尚好，但他还是从头至尾地对论文作了认真修改，并重新打印，寄给论文评阅人和各答辩委员。他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同样从严要求，不讲情面。有两个研究生回家，向公家报销了不该报销的差旅费。他发觉后，耐心、严肃地作了批评和说服，使这两个研究生心服口服地退回了多报的费用。

科学发展到近代，学科之间日益互相渗透，对培养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有较大的难度。首先是师资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想开的课程无法开出。其次，缺少必要的先进仪器和测试手段，使许多实验无法进行。为此，他从选拔学生、开设课程、看参考书、选择课题，到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等，都制订详细计划，并与有关同志慎重研究后，才确定方案。为了给博士生创造必要的科研条件，他到处联系，落实措施，确保研究工作顺利完成。截至1990年，他已培养硕士研究生14名，博士研究生1名。

陆星垣在6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科研和生产方面的经验，编写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科技专著以及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促进了蚕业科技和生产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蚕业科学技术宝库。

陆星垣跨入耄耋之年以后，对蚕桑事业和培养国家技术力量的责任感丝毫不减。他除经常到蚕区解决生产疑难问题，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到一些科研单位从事指导工作外，还热心于学会工作，长期担任浙江省蚕桑学会理事长，中国蚕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在工作上或学术上，与其他同志意见不一致时，他总是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起工作。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对向他求教的人，都热情接待，真诚帮助，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因此，深得全国蚕业科技工作者的爱戴。

陆星垣曾被推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民盟中央委员，在晚年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位对祖国、对党、对蚕桑事业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的学者。他对助手们说：“我不想图什么，只想争时间，再多为国家培养一些人才，为祖国的‘四化’多作些贡献”。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体现了一位老教授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值得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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