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来源于
吴语宁波方言。宁波方言在表示多个人时常用“拉”作为结尾。例如，“渠拉”表示他们。清末及民国时期，大批宁波人北上上海经商，对
上海方言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上海本土表示“我们”的说法是“我伲”，但在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之后，“阿拉”从商人阶层、市民中兴起继而成了上海话的代表，以至于许多非上海人知道的上海话便是“阿拉”。另外浙江义乌市也用阿拉做第一人称。
上海话也许是近百年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方言。明清之际，上海只是东南沿海一处中等规模的县城，那时的上海话与
苏州话非常相近。1842年
上海开埠，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上海渐渐地成了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无甬不成市”，在上海的移民群体中尤以宁波人为最多，至清朝末年，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约占当时上海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据说曾有人做过统计，上海人当中有四分之一祖籍宁波，而几乎所有的宁波人都能曲曲弯弯地攀到上海的亲眷。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无疑会对上海城市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而现代上海话中有不少词汇都来自宁波方言，其中最典型的就要算“阿拉”了。1933年上海青浦人郁慕侠所写的《
上海鳞爪》一书中有《宁波人口中之阿字》这么一篇短文：
可见，“阿拉”原为宁波方言的第一人称代词。直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
第一人称还不是“阿拉”，在上海街头说“阿拉”者还是地道的宁波移民。上海本地居民的第一人称代词是“伲”和“我伲”（我们，可以直接说“伲”，同
苏州话）。1931年9月，
瞿秋白分别用普通话和上海吴语仿照民间小调写下“乱来腔”《东洋人出兵》，其中上海话版就有这么两句：“不过难为仔我伲小百姓，真叫做，拿伲四万万人做人情。”
方言的变化是个渐变的过程，10年之后，上海话又有了很大的改变。20世纪40年代，语言文字学家
倪海曙曾用
上海方言写过一篇小说《三轮车》，勤劳本分的三轮车夫为了能让乘客赶上看电影，卖命地踏着车子，他说：“踏慢仔影戏要开格呀，此地踏到
戈登路起码二十五分钟，慢弗得，阿拉
呒啥关系格，踏惯哉，快点弗在乎。”显然，这一时期“阿拉”已经成为上海方言的第一人称代词了。
解放之后，随着移民浪潮的结束，近代意义上的上海话渐渐定型。“阿拉是上海人。”这时“阿拉”已完全取代了“我伲”成为上海人的象征。当然，“我伲”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上海郊县“我伲”仍然是本地人的自称，只不过在那些有着优越感的市区人眼中“我伲”已成了“乡下人”的代名词。
上海话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不断地吸收着各地方言甚至外来语中词汇。上海话在变化，上海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变化，所以就有了“上海人”与“本地人”的区别。“我伲”是本地人，“阿拉”是上海人。
除了“阿拉”，上海吴语常见的自称方式还有“我”，音“ngu”。在民国时期上海有很多江北移民，由于受到自身母语
江北话（
江淮官话）的影响，他们的上海话将“我ngu”发成“wuu”（非“吾”，“吾”上海吴语音ng），被本地人歧视称为“江北腔”。而现今很多年轻人口中存在
懒音现象，将“我ngu”发成懒音“wuu”，并声称“wuu”
本字是古汉语“吾”，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