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罪恶》，又译作《艳阳下的谋杀案》，是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一部长篇侦探小说。

《阳光下的罪恶》的受害者是美丽的阿尔利纳·斯特瓦德·玛尔肖，她身为一度走红的演员，还吸引着一批观众的关注，包括英国年轻和年老的男人。赫克尔·波洛和度假的人很快都注意到她所散发的超凡魅力。度假地似乎只有一个人能对阿尔利纳的调情视而不见，这人真是难以理解。肯尼斯·玛尔肖可以容忍妻子的娇纵，尽管她和度假的已婚男子调情，让他痛苦不堪，颜面扫地。

和其他男士一样，派瑞克·雷德芬很快迷上了这位可爱的女人，当着她妻子的面，还不要说这个女人的丈夫也在场，对自己的热情毫不节制。大庭广众之下，他和阿尔利纳在沙滩散步，背着人的时候，两个人就更亲密了。

这两个男人，对于凶案来说都值得怀疑。但是一直都保持沉默的克里斯蒂·雷德芬夫人，“可怜的小妻子”是否也和此事有关，她也很有可能去惩罚情敌。继女林达和死者关系又如何，阿尔利纳一向不是个“称职母亲”，林达因这个女人对父亲的态度而极为不满。

作者不仅仅列出了四位嫌疑犯。在杰里·洛杰旅馆的客人中有一位服装设计师，曾为玛尔肖将军设计服装，他是个讨厌的英国人，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热衷于追求身着鲜红色服装的阿尔利纳·玛尔肖。每个人都有可能杀害这个甜美女人——嫉妒、金钱，或是出于神圣的报复心。

波洛并不是这件案子的主管人。几个客人打听他为什么会来到宁静的斯玛格勒岛，他只是辩解说自己还在度假。可波洛明白，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谋杀案，即使在杰里·洛杰旅馆。

一如既往，波洛关心着各种线索和动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每个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接受盘问。

小说通过一桩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案，深刻地揭示了莫里哀所说的“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一语的真谛；同时也对当时社会的价值观进行了有力的反讽，正如其名字所示“阳光下的罪恶”，为了名利、金钱，有的人可以不顾一切代价，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去追求那所谓的“名利场”。

依靠特殊环境进行杀人是侦探小说的一大看点，环境的设置成功与否直接对作品的受欢迎度有着较大的影响。《阳光下的罪恶》恰恰运用了这一成功的环境设置，以海边宾馆为据点，以周围的海水、山、船为媒介物，犹如将整个事件设置在一个极其优美的环境之中。蓝蓝的海水、静静的小船、安逸的宾馆构成了一个平面视图，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悠然。作者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带读者进入一个充满人文景观的世界，仿佛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中描绘的美景一般。然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却孕育着无限的杀机，凶杀案由此展开。如题目所言“阳光下的罪恶”，发人深省。可以说，这类侦探小说大多利用人的心理误区和错觉，诱导读者对此案产生浓厚兴趣，进入作者设置的“陷阱”之中，这也是环境设置成功的标志之一。

案件的环境直接决定着最终的结果将会呈现出一种即在其中又出乎其表的性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境，当被害者进入山洞后“山洞”这一特殊的意境呈献给读者的是一种冰冷、闭塞、无路可逃的文学特征，其象征的意味使案件的发生成为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又变成了读者世界中的“悬疑影像”，犹如物理学中“小孔成像”般地显现于读者面前，透过小孔可见成像，换言之，透过山洞即可看到所谓的“密室凶手”。这种诡异的情节安排，充满了悬念，令人非一口气读完不可，而这就是侦探案件的悬疑魅力。在侦探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无论作品的犯罪题材如何变化，设计特殊的杀人环境一直是西方侦探小说作家首选的写作方法，而“密室杀人”类侦探故事被西方侦探小说界推崇为“至尊”，由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而《阳光下的罪恶》可谓个中翘楚。

在《阳光下的罪恶》中，波洛运用一系列知识来对案件进行投石问路般的推理，这其中就显示了他在医学、化学、解剖学、地质学、犯罪心理学、刑侦逻辑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这一点在小说中亦有深刻的体现，当波洛在指出罪犯是谁时，搞笑离奇的一幕出现了，罪犯反问波洛证据何在？大家都以为波洛会十拿九稳地给出证据，这时波洛以欧洲人常有的耸肩表示歉意的方式告诉大家，凶手说的没错，尽管他的推理完全正确。接下来的一幕则显示了波洛的睿智，当罪犯离开旅馆时，他在离开旅馆上的付款单上的签名使得波洛灵机一动，尽管名字与之前的不同，但是笔迹一样，而且这名字的笔迹跟几年前凶杀案的名字笔迹一样，于是波洛认定此人是两宗案件的主谋。紧接着，波洛又找出了伯克利先生那丢失的钻石，原来在凶手的烟袋里藏着一颗红宝石，波洛说自始至终凶手的烟袋就没有点着过，靠精细的观察和某些细节，波洛即能巧下断语。这也就是柯南·道尔提出的侦探要学会辨认足迹、泥印、烟丝等。

缜密的逻辑推理还体现于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中，波洛很善于观察周围人的生活习惯。在《阳光下的罪恶》中，他对帮凶克里斯丁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如克里斯丁总是围着脸怕日光晒坏她那有着过敏体质的脸，但在悬崖上看表时她的脸是什么都没带的，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阿伦娜的养女总是嫉恨她，波洛也是看在眼里的；阿伦娜通常不用防晒霜，可恰恰在死亡那天她却涂了防晒霜等细节。可以说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是对侦探观察生活细节的最准确注脚，学会观察人、观察生活，这就是侦探应具备的素质，也是文学创作中的“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理论的阐释。

她将秘密犹如引爆地雷般揭示出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推理小说作家。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5年，英格丽·褒曼凭借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同名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改编的影片获得了第三座奥斯卡奖杯。阿加莎·克里斯蒂数以亿计的仰慕者中不乏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法国总统戴高乐。1976年，她以85岁高龄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