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筱璋（1918年－1991年），男，新闻纪录电影编导。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开拓者。

安徽芜湖人。1933年后任“明星”、“中制”、“大地”等影片公司剪辑。剪辑的影片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孤岛天堂》，纪录片《抗战特辑》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延安电影团，编辑纪录片《南泥湾》。1946年后，历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新闻组组长，北京电影制版厂新闻处处长、副厂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厂长，文学部电影局副局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三、四届常务理事，中国记协第一至三届理事，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副理事长。编辑的纪录片有《民主东北》、《打击侵略者》等。《百万雄师下江南》1950年获第五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荣誉奖状。

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开拓者——钱筱璋

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名并不为人熟知的名字——钱筱璋。综观钱筱璋的一生，称他为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开拓者、奠基者和指导者，乃至延安纪录电影学派的首领人物，他都是当之无愧的。 钱筱璋献身于新闻纪录电影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武汉时期。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八·一三”战火在上海点燃，钱筱璋应好友袁牧之、陈波儿之邀奔赴南京，会同阳翰笙一起前往武汉。他们要在这里拍摄抗战电影，并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谋划去延安拍摄《延安与八路军》。钱筱璋称这一时期为“党的电影事业的开端”，这是颇具眼力的。

在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等人奔赴延安之前，武汉时期的抗战电影是辉煌的，这是一段永远不会被湮没的历史，它应该在中国电影史上大书一笔。

武汉时期的抗战电影，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趁国共合作初期的有利形势，利用国民党官方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的。其故事片有《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热血忠魂》。此外，还大量制作了新闻纪录片。

新闻纪录片能及时地从一些侧面反映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伸张抗日爱国思想，有力地进行抗日宣传。钱筱璋以全部精力投入这些影片的创作，这是他献身新闻纪录电影的第一步足迹。

武汉时期拍摄了大量新闻纪录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抗战特辑》。1937-1938年不足两年共出六辑：第一辑为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形势；第二辑是敌机轰炸广州、上海，难民救济，就在这一辑中纪录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第三辑是1937年底的抗战动态；第四辑为台儿庄大捷，武汉人民庆祝，献金；第五辑是纪念抗战胜利一周年；第六辑内容不详。各辑片长均在五本以上，署名编辑为罗静予，剪辑为钱筱璋。

在此，着重说说《抗战特辑》第二辑重要内容“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首战告捷的战斗。这一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而此时，延安电影团尚未成立，钱筱璋协同罗静予将摄影师从战场实拍的珍贵素材完好地编入《抗战特辑》第二辑，仅就这一点，二人就可以名垂青史。

1938年8月，延安电影团成立。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电影制片、放映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人民电影的萌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电影的开端，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有关延安电影团的情况，许多同志写了文章，已有不少佳作传世。如果说，尚有不足，那就是对其“近乎奇迹”般的制片生产谈得较多，而对其影片创作的艺术成就谈得较少。这已经引起电影史家们的注意。

诞生在延安的唯一一部完整的电影，即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摄影是吴印咸、徐肖冰，编辑钱筱璋。在编辑这部影片之前，钱筱璋已经拥有较丰富的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剪辑经验。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分散的素材结构成一部完整的影片，使其条理分明，主题思想突出，并运用一定的表现形式，使影片内容易为观众接受和理解。”

这几句话深刻地说明了纪录片编辑业务的基本要领。依照这个要领展开，一部影片就会顺利编成事半功倍。否则，难以设想。《南泥湾》的剪辑艺术，首先是它那颇有创意的影片开头。吴印咸为此片成功地拍摄了毛主席挥毫书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钱筱璋把这组镜头作为全片的序幕，既完整地保存了毛主席炉火纯青的书法艺术的历史镜头，又为影片增色点题。

其次，这部纪录片是追踪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件。因此，必须通过剪辑的再创作，才能形成主题鲜明的影片。这个主题就是把延安大生产运动这一伟大创举变成具体、可视的电影形象。影片结构大致是部队向满目荒凉的南泥湾进军，战士们风餐露宿，在荆棘丛生的土地上艰难地开垦，挖窑洞，修路筑桥烧炭造纸，以及其它各种手工业作坊。还穿插了机关、学校大生产运动的镜头。镜片的结尾很有力量美丽的陕北，金色的秋天，秋实累累，瓜果遍地，五谷丰登，猪羊成群。丰衣足食后的镜头，则是战士们学文化，打靶场上练兵习武，体现着片名“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预示着最后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样的结构，相当充分地把主题突现出来。说明编辑取舍得当。还有一个特色，影片不断出现字幕，使其更为通俗易懂。当时电影团并不具备拍摄字幕的条件，可是为了电影的需要，再困难也要把这几幅字幕拍出来。总之，《南泥湾》的编辑艺术，充分显示了时代气息和时代特征。

《南泥湾》的摄影主要出自大师吴印咸之手，许多画面拍得相当好。可以说，做到了既不失新闻纪录片的真实性，又能从真中求美。凡逆光、轮廓、线条、立体、角度、对比等摄影造型手段，都可从这部影片中举出范例。不靠任何机械设备，仅靠一双手，许多运动镜头也拍得很好，突出运动这一电影的灵魂。

钱筱璋在编辑台上，充分利用这一摄影优势，做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要知道，画面拍得再好毕竟是孤立的，最终要靠剪辑台上的艺术，才能使其充分生色发光。可见，延安时代的影片创作，已十分注意思想性和艺术性尽可能完美的结合，并不因为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这一点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新闻纪录电影创作人员的审美追求。

谈论《南泥湾》的编辑艺术，不能忽略解说词。吴印咸说：“当时，我们根本不具备作有声电影的条件，为了提高影片质量，让观众看得满意，钱筱璋和其他同志研究，用留声机放音乐，用话筒念解说词，自己朗诵，每放一场电影，就这样配一次音。放映之后，在延安引起极大的轰动，观众为有了自己的有声电影而欢呼。”

钱筱璋在《我的电影生涯》中说：“影片制成后，我参加放映队，带着仅有的一套拷贝，到边区各地给部队和群众放映，每到一地都是盛况空前。我体会到：从领导到群众都这样热烈地欢迎这部电影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部影片所反映的内容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和人民的愿望是密切联系的，在思想感情上是相通的，是能够给革命人民以鼓舞和力量的。群众称这部电影为《南泥湾》，而不称影片的原名。南泥湾原是地名，但在称呼这部影片时，所指的意思已经不是地名，而是概括这部影片的内涵，是宣传积极劳动，生产自给，革命的‘南泥湾精神’。”

还应该看到，《南泥湾》的拍摄，既是弘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同时，也是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的方向的一次伟大实践。它对此后党领导的电影事业的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此时，延安电影团最挂念的是，东北伪“满映”落于谁手？吴印咸在《怀念筱璋》一文说：“———伪‘满映’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为了赶在国民党的前面，当时电影团的上级领导，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肖向荣部长通知我，派钱筱璋等四位同志随八路军教导团赶赴东北。”这是在新形势来临之际，党组织为发展中国电影采取的重大措施。

1946年2月，历经千辛万苦，钱筱璋和张建珍终于到达抚顺，找到了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东北局。此时，东北局宣传部在凯丰部长领导下，已经组成伪“满映”接管小组，成员有舒群、袁牧之、田方、许珂等。钱筱璋到达后，正好与他们合在一起。很快得知，在中共长春地下党领导下，得到了当时占领长春的苏联红军支持，爱国的中国人张辛实、马守清、江浩、于彦夫等人已经在1945年9月，接管了伪“满映”，并于同年10月1日成立东北电影公司。伪“满映”主管、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甘粕正彦以自杀身亡为伪“满映”送了终。

根据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接管小组迅速前往长春，进驻新成立的东北电影公司。由舒群、袁牧之、田方、钱筱璋、许珂五位中共党员组成党的小组，田方任组长，对东北电影公司实行党的领导。当务之急是立即发动爱国职工，把当时世界一流的电影制片设备和愿意为新生东影服务的技术人员(包括少数日本专家)全部、安全地搬迁到哈尔滨，后又决定继续往北，到东北战场的后方根据地佳木斯以北的兴山建厂。

钱筱璋对亲身经历的这次行动有呼之欲出的生动描述，他描述的是中国电影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场革命斗争。他写道：“1946年5月13日，第一批撤退开始。要在一天之内把这个远东最大的电影厂的全部设备和物资运走。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设想的……这确实是关系到人民电影事业的前途的决定性一仗。这一天，从领导到每一个职工都奋不顾身地搬运，大家争分夺秒，日以继夜，一个人顶几个人，这时候争取时间就是赢得胜利。只见车间、办公室、仓库、车场，到处人声鼎沸，紧张万分。不少设备安装在水泥浇铸的基础上，拆卸要费很大的劲。有的设备构造精密，装运条件要求很严。尽管困难很多，但职工真正发动起来，都迎刃而解了。……入夜，从厂到火车站的大路上，汽车往来不绝，灯光闪耀，连成一长串，非常壮观。直到深夜才装运完毕，结束了这紧张的战斗。最后检查，25节车厢都装得满满的，尽是摄影、录音、置景、洗印、剪接、照明、放映等各类器材，还有上百万米没有使用过的各种胶片、大量化学药品……可以说制片生产所需的物资应有尽有，十分丰富。民主联军松江三支队派来一班战士，负责警卫和押运。这时我脱下化装入长春穿的便服，重新穿上军装，执行第一批撤退的领队任务。午夜，一声汽笛，像是胜利的号角，响彻寂静的夜空。列车开动了。我们满怀激情地乘着奔驰的列车向北满前进。”

巨龙般的列车奔驰的终点站———今鹤岗市兴山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二个电影基地就要在这里建立。从此，鹤岗———兴山与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紧密相连了。

胜利的信息传向四方，吸引着热爱电影事业的同志们纷纷向它奔来。第一个辗转来到兴山的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事业家的汪洋和摄影师苏河清。他们是为请求支援华北地区开展人民电影事业而来。

经东北局批准，支援了他们一个相当于中型制片厂的全套设备以及相应的技术人才。这对电影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紧接着，陈波儿、何士德、王滨、周从初、严文井、伊明、伊林等老解放区曾从事过电影工作的同志也相继来到兴山。

这时，吴印咸率领的延安电影团，钟敬之率领的西北电影工学队，先后从延安出发，经长途跋涉来到兴山。由来自延安鲁艺的艺术家组成的东北文工一团，为加强电影创作力量合并到东影，也来到兴山。东北电影公司从此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分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电影制片机构，第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电影团，紧接着第二个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兴山东北电影制片厂。钱筱璋为这两大电影制片机构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