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湘（1924～1949），原名王大建、王大鉴，嵊州市长乐镇二村人。1947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解放上海的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5月13日不幸被捕，5月20日被杀害于上海闸北宋公园，时年25岁。

王大建15岁丧父，自幼靠母亲经营小本生意为生，家境清贫，在亲友的资助下，读过师范。他爱好书法，喜欢绘画镌刻，写得一手好字，为人富有正义感，曾在国民党嵊县县政府及自卫大队当过文书，因对反动政府不满而被解雇。不久，王大建去浙东抗日根据地投奔哥哥王大芬（烈士，1945年在余姚县梁弄牺牲，时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5支队教导大队排长）未果。为了逃避抽壮丁，1946年8月王大建用母亲的姓，改名钱文湘，考进上海警察局警察训练所当警员。在蓬莱分局（南市区）实习时，正值蒋介石蓄意扩大内战，镇压民主运动，大力实行警察特务化之际，全市逐步建立警管区制，准备淘汰老警察，引起警员的反对。

钱文湘向往光明，追求进步，在我地下党员费清轩的介绍下，参加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并积极投入地下党发起的保护职业运动，与反动当局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历次维护警员利益的斗争中，钱文湘都起了核心作用。经过多次考验，1947年8月，由费清轩介绍，钱文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投入斗争。

钱文湘深知在敌人内部的警察系统中从事秘密工作的风险和挑战。1948年10月，他在写给哥哥王大煊的信中说：“现在国内形势很好，但从上海来讲，很是紧张，宣铁吾调走了，毛森调任警备司令，这对我开展工作，很是不利……如果我没有家信时，母亲的生活要靠你照顾了。”言浅意深，他早已作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了。

为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他把用微薄的薪金买的两匹白布交给组织，表现了对党、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有一次，他从杨树浦分局机智地巧取了一支马牌手枪，上交给组织。他说：“多一支枪就多一分力量，必要时可以同敌人作殊死搏斗。”

1949年初，我解放大军节节胜利，敌人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在政治上不择手段地开展反共宣传，宣称天津解放时共产党把警察集中在广场上用机枪扫射。钱文湘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只有他们（指反动当局）才干得出来。”平时，他经常利用值勤的机会，在警察和周围群众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从而赢得青年警员的爱戴，不少警员在他的教育下，参加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外围组织“互保立功会”。

国民党溃逃前夕，毛森亲自出马，分批分片对他们认为不可靠的警员进行训话，威胁、利诱我地下党员和进步警员，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力量。钱文湘根据支部布置，迅速把敌人的阴谋告知他所联系的党员和外围同志，并开展革命气节教育，说“国民党的日子不长了！”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留神”“当心”，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搞暗杀和抓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他还无所畏惧地鼓励同志们：“共产党是抓不完、杀不尽的。”

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公告——《约法八章》，中共上海地下党“警委”书记邵健、副书记刘峰从解放区邯郸电台收听到这一消息后，经过3个夜晚的反复核对、记录，把内容全部抄录了下来。“警委”同志一致认为，如果把《约法八章》印成传单，寄给国民党警察局的警官并附上一封警告信，对打击特务与反动警官的嚣张气焰，争取大部分人转变徘徊犹豫立场，安心等待我方的接管，一定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于是，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同意，“警委”同志立即赶印了2000多份《约法八章》和警告信，通知各分局的地下党支部投寄到各分局的警官家里。

钱文湘接到任务后，立即全力以赴投入这一工作。为了保证投寄对象的正确无误，他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从戒备森严的档案室保险柜中拿到了警官花名册，然后在三天时间内把所有信件分散投寄到各区的邮筒。

1949年5月，“十里洋场”的大街小巷，不时传出“飞行堡垒”（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特种镇暴队，拥有美式枪械装备，装甲防弹车，主要用于镇压城市暴动以及逮捕进步人士）发出的恐怖呼啸声。此刻，福州路185号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大院北部5楼的一间办公室内，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如一头困兽，脸色铁青地不停走动，嘴角剧烈地抽动。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在这样的非常时期，竟然会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警告信事件”。警告信上说：你要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约法八章》各按职守，保护好机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作为一个特务头子，他实在弄不明白，是谁有这等“魔法”竟能将2000多份《约法八章》及《警告信》，神秘地投送到手下2000多名骨干警官家中，使得这些原本在自己面前一贯宣誓“效忠党国”的警官，个个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想到这一切，毛森气急败坏地大声吩咐随从立即备车，他要亲自出马到各个分局召集警员训话，并坐镇侦查“警告信事件”。

1949年5月14日，天边刚露出一丝曙色，钱文湘家便响起了一阵剧烈的敲门声，钱妻打开门一看，是两个陌生人。只见他们凶悍地叫嚣：“我们是总局的，钱文湘已经被捕了，你听着，现在我们奉命对你家进行搜查，你马上去找几件衣服出来，要把他身上的制服换下来。”话音未落，立即闯进屋内翻箱倒柜。

原来，我党“华中工委”派驻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组织“华中联络站”被叛徒出卖告密了，包括钱文湘在内的一大批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华中联络站”负责人徐海峰、邹锡瑾以及地下党员方干卿、方云卿等7人当即被捕。5月13日傍晚，警察局刑二科科长甘觉根据毛森的指令，又布置杨树浦分局局长王渭周和便衣特务对钱文湘进行密捕。

当天晚上，钱文湘一如往常到眉州路派出所上班。晚上10时左右，他回到楼上宿舍，躺在床上翻阅报纸后刚准备休息。突然听到楼下一片喧嚷声，便想下楼察看，五六个身着便衣的陌生人却已冲到楼上，不由分说地拥上前来将他双手反拷往楼下押。在派出所院内，只见局长王渭周双手叉腰站在那里，气急败坏喝道：“钱文湘，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把他身上的制服给我剥了！”钱文湘顿时什么都明白了。只见他沉着地嘱托一位同伴将宿舍里自己的一双长筒套鞋和一件雨衣转交给妻子后，毅然走向路边的吉普车。

在警察局刑二科，科长甘觉立即审讯钱文湘，妄图从他身上进一步打开缺口，将伪警察局内我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他们轮番使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电烙、拔指甲等惨无人道的酷刑，像野狼般一遍又一遍地嚎叫着：“说，快说，警告信事件谁是主谋？局里的内部情报又是谁通出去的？”钱文湘被他们折磨得遍体鳞伤，从昏迷中醒来后，坚强不屈地说道：“你们要问我的同党吗？告诉你们，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是我的同党。”

长夜已尽，黎明将至。国民党特务对钱文湘整日连夜地摧残了一个星期后，仍然一无所获。眼看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兵临城下，5月20日，黔驴技穷的毛森亲自下达“处决令”，将钱文湘蒙住双眼、塞住嘴巴后，五花大绑地押上警车，秘密枪杀于闸北宋公园。钱文湘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牺牲一切”的庄严誓言。

1949年8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副局长扬帆亲自给钱文湘的家乡政府寄发了“钱文湘同志为革命牺牲证明书”。

1950年3月2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盛丕华以00214号文批准钱文湘同志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