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相（？-1130年），宋代武陵（今鼎城许家桥乡双堰岗村）人，南宋初农民起义领袖。

钟相，南宋初在洞庭湖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北宋末，鼎州武陵人钟相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他的组织──乡社的农民要交一点钱粮，社内实行互助共济，因此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代表了农民要求财富上平均、社会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张，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贫富”的思想又进了一步(见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以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如此二十余年，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靖康二年(1127)初，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掠，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江西、福建、荆湖各路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军队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之时，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年号为天载（一作天战），钟相称楚王，立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起义军“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并占据地主的土地归为己有。他们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平分这些人的财产称为“均平”，斥宋朝国法为“邪法”，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约束。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认为是“天理当然”。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南宋。至建炎三年，赵构迫于金军攻势退兵，谋偏安江南。时金军紧逼南下，宋溃军沿途剽掠，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繁赋重，激起江南民众纷起反抗。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民钟相率先聚众起义，抗击溃兵游寇集团抢劫，破州县、焚官府、杀贪官，号召等贵贱、均贫富，得鼎、澧、潭、岳、辰（今湖南澧县、长沙、岳阳、沅陵）等州19县民响应。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三月，遭宋溃军游寇集团孔彦舟部镇压，义军奋力抗击，初战获胜。后因孔彦舟遣间混入义军作内应，钟相不备，被俘杀。钟相牺牲后，数十万义军在杨幺、夏诚等率领下转入洞庭湖区，据湖泊港汊为险，濒湖设寨，兵农相兼，继续与官府抗衡。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率水军乘车船、海鳅船攻夏诚水寨，于下沚江口（今湖南汉寿东北）被义军击败。义军缴获官军车船后，广伐鼎、澧地区松杉樟楠等木材，大造车楼大船，严密设防，陆耕水战，既取得水战优势，又获田蚕兴旺，实力日益增强。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四月，杨么立钟相少子钟子义为太子，自号大圣天王，重建楚政权。

南宋朝廷惊恐不安，视之为心腹大患，遂遣军往讨。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荆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统领禁兵、御前、神武军3.5万人，并节制荆潭制置司水军统制吴全部万余人，战船数百只，偕统制崔增、高进趋洞庭湖。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十月，王躞至岳州，率舟师与杨么车船水军短兵激战，船小不敌，败退桥口（今湖南湘阴西南湘江西岸）。寻留崔增、吴全等设伏岳州艑山、洞庭湖口、牌口等处，自率神武前军万余人趋鼎州，会程昌寓部水军，企图两面夹击，一举歼灭义军。杨幺察其谋，将计就计，坚壁上游诸寨，将老少民众、牲畜转移隐蔽酉港（今湖南汉寿东北酉港镇），以部分车船出没空寨间牵制疲惫上游宋军；另施疑兵，遣数只车船潜载数千水兵，偃旗息鼓，放流诱歼下游宋军。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十一月十二日，王躞、程昌寓率军出下沚江口，水陆并进，逐个围剿义军水寨，所至皆扑空。而下游预伏宋军发现湖面车船，万余人争乘数百只舟船贸然入湖拦截。将至阳武口(今湖南岳阳西洞庭湖中)，义军车船突然回旋，纵横冲撞，官军猝不及防，舟船皆被撞沈，崔增、吴全及属下无一生还。义军获阳武口之役大捷后，回师又败王躞等军。四年六月，王躞再次遣军进剿。七月，杨么乘江水暴涨，率车船水军出湖反击，尽歼社木寨（今湖南常德东）守军，王躞败逃。义军屡战获捷，兵势日盛，使宋廷愈加恐惧。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二月，高宗调集20万大军，命张俊为诸路兵马都督，岳飞为荆湖南北路置制使，趋洞庭湖围剿。五月，宋军封锁缘湖四面诸江河要津后，岳飞率所部至鼎州，先对义军诸寨遣间诱降，分化瓦解义军；继以大军压境，示师威胁。

在岳飞招降政策下诱惑，义军大首领杨钦、刘衡、金琮、刘诜、黄佐等相继出降，惟杨幺、夏诚等仍据寨自固。岳飞知湖深莫测，乃纳杨钦献策，遣人开闸泄放湖水，放巨筏堵塞港汊，并于湖面散放青草，以破义军车船优势。后以杨钦为向导，进围杨幺水寨。杨幺率水军出战，因水浅，车船机轮又被草缠住，滞不能行，被官军击败，各个水寨或降或破，至此，前后相继六年之久的湖南农民起义被镇压。

势力壮大后，钟相和杨幺渐渐背叛“等贵贱，均贫富”的宗旨，衣食住行无不穷奢极欲，连睡觉的床都要金玉镶嵌，部下士卒和治下百姓却困苦潦倒，以致于岳飞一来争相投附。杨幺不但自己享乐，更滥施兵威，焚烧无数宅院庙宇，滥杀官吏书生僧道，把滥杀无辜称为“行法”，将野蛮烧杀与反抗朝廷压迫混为一体，给洞庭湖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致民不聊生，直到岳飞平定杨幺军后才渐渐恢复元气。

除此之外，知州刘愿得到被杨幺俘虏后设法逃回的宋军报告，得知杨幺已经与伪齐联盟，相约来年秋一起攻宋，此外尚有诸多证据指向双方勾结图谋倾覆南宋，杨幺已经成为“金兵，伪齐”之外的第三大祸患。南宋朝廷在屡次进攻失败之后，于公元1135年，派岳飞军队剿灭杨幺。岳飞根据杨幺不得人心的特点，采用困抚结合的方法，旬日之间，杨幺军将士争相归服，杨幺亦被杀死。自此，南宋对抗金兵侵略中最大的内患被消除。

钟相、杨幺起义是一次大规模农民义军抗击官军的水上攻防战。杨幺等率领义军据守洞庭湖，兵农相兼，陆耕水战，巧旋疑兵，以车船优势连年屡败官军前后坚持6年之久，粉碎了敌人7次进攻。后期，因岳飞率重兵围剿，遣间诱降诸寨首领，致义军分化瓦解，被各个击破，但起义军的行动，却给南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杨幺起义军在水军的建设和作战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例如在战船建造方面，始终把速度和机动性摆在突出的位置，无论是车船，还是海蝤，都具有快速攻击能力；在建造车船时，又注意到了大、中、小相结合，以适应在各种水文地理条件下的作战。在作战指挥方面，起义军擅长于调动和迷惑敌人，发挥水军优势，予敌以突然袭击。南宋初年，鼎州钟相、杨幺领导的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起义军坚持近6年，鼎盛时势力波及洞庭湖地区7个州所属的19个县。传统观点认为这次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迫使朝廷先后七次镇压，并派20余人前往“招安”，给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造成沉重打击。

难以实现的“等贵贱，均贫富”

1130年，钟相利用摩尼教起来反宋。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唐代宗时传入中国，武宗时开始禁止传播，此后一直处于秘密传教状态。五代后梁时期陈州的母乙和北宋末年的方腊，都曾利用它发动起义。钟相向群众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责贱，均贫富。”这对当时的贫苦百姓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钟相的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40万人。那么钟相是否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呢？事实上就在他揭竿而起后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元天战，立妻尹氏为皇后，钟子昂为太子，仿宋王发布圣旨。大楚政权建立仅40余天钟相被杀，继任者杨幺又建立了新的大圣天王政权。杨幺自称大圣天王，还把这四个字写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钟相的幼子钟子义被立为太子，自杨幺以下，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杨幺政权还设立职官，官员的名称、服饰、仪仗规格都与南宋朝廷一样。杨幺和钟子义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宫一样称“内”，还设有三衙大军。钟太子为显示高贵，还在龙舟上摆设龙床、龙簟和金交椅。“等贵贱”俨然已是“内外有别”，“均贫富”又是否实现了呢？钟相曾许诺“凡入法者”，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给广大的贫苦百姓许下理想国的美好蓝图。实际上，早在钟相、杨幺起义前，洞庭湖地区由于长期横征暴敛，加上金兵铁蹄的抢夺已是千疮百孔，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鼎州一带残破至极，满目荆榛，起义发生后，双方长达六年的交战更加剧了对这里的破坏。为剿杀起义军，宋将李纲派兵占领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义军无河捕鱼，无地耕作，粮食严重短缺。宋将程昌寓甚至“决堤四百丈”，淹没起义军占领区的大片农田。岳飞的剿杀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断起义军运送粮草的要道，禁止百姓与起义军间贸易往来。更不幸的是，起义发生的这几年又赶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灾，“田畴荒芜”，“水乡荒索”，“州县荒残”，全国饿死者不计其数，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许多百姓不得已卖妻过活。“均贫富”是要实现生活的改善，但农民却更加困苦，不仅没有“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抛妻弃子，流离失所。起义军为了阻止程昌寓驻守鼎州，不惜放火烧城，火光冲天，数日不灭，全城房屋尽为灰烬，鼎州一片废墟。岳飞镇压起义时，为绝后患，也下令放火焚烧洞庭湖30多个水寨，这对当地生产力的破坏无疑是雪上加霜。倒是起义被镇压后，岳飞下令给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粮，允许他们回乡耕种。经过五十余年，这里环境逐渐得到恢复，明代时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实现了“田蚕兴旺”。

官民之间的仇恨

农民起义军由于对朝廷充满仇恨，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他们认为杀人就是“行法”，劫财就是“均平”，一切都理所当然。寓居鼎州的皇亲、“昭宪太后之裔”杜防、澧州知州黄琮、澧阳县令叶畲、桃源县令钱景、荆门知军事吴日方、江南著名僧人武陵文殊心道祥师、反抗起义的袁显、为朝廷充当说客的晁遇等人都命丧起义军之手。这自然激起南宋朝廷的残酷镇压。钟相起义后不久，宋廷即任命“游寇”孔彦舟为湖北路捉杀使前往镇压。孔彦舟对抓住的起义士兵或砍手指，或割耳鼻，还在每人头发上插一根竹签，竹签上写道，“爷若休时我也休”，爷指的是起义军，就是说起义军投降他才撤兵。杨幺兵败被岳飞处死后，其坚持作战的残兵几乎全部被岳飞杀光。6年间，双方死伤数万人。另一方面，杨幺政权还曾企图与伪齐(朝在北方建立的傀儡政权)联合共同抗宋。1133年，伪齐使者李成率兵50万，大举南下，他看到杨幺势力不断壮大，便遣使引诱，许以兵士三万，增车添船等丰厚条件，要起义军配合济渡伪齐军队，双方联合攻宋。杨幺置国家于不顾，一度应允，甚至打造车船，做好了迎接伪齐兵将渡江的准备。只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岳飞在邓州、襄阳、唐州、随州、郢州等地取得大胜，伪齐实力极度受挫，这次济渡计划也就夭折了。

盲目的农民起义

不可否认，农民起义有着其积极的一面，但它所带来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有些农民起义的确取得了一些结果，比如钟相、杨幺起义后，南宋朝廷的确改变了一些政策，如规定无业农民可以耕种空闲土地，沿湖百姓，凡绍兴三年(1133年)以后来交租税杂钱的，暂停交3年等。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些改变只是暂时缓和了统治者与农民间的矛盾，而这种暂时的缓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封建专制制度就是在农民盲目的不断起义，不断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了它的机制，延续它的政权。这些规模较大、对当局产生震动的农民起义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对统治阶级政权影响一般的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