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浩东（1915-1950），原名钟和鸣，1915年出生于台湾屏东潮州庄，祖籍是广东梅州大埔。曾经就学于日本的明治大学。1940年与夫人蒋蕴瑜回到大陆参加抗战工作，受共产党影响，思想逐渐左倾。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担任基隆中学校长。1949年9月，钟浩东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监禁了一年，国民党威逼利诱钟浩东自首，钟浩东始终拒不低头认罪， 1950年10月1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决。

钟浩东，原名钟和鸣，1915年12月24日出生于台湾屏东潮州庄，他祖籍在今天的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钟浩东出生在一个民族意识强烈的家庭。他出生的日治时期，日本人将台湾人视作二等公民。他的父亲钟镇荣由于不满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压迫，在户籍机关登记户口时，出于义愤，将自己登记为“钟蕃薯”，以示自己是中国台湾人。

台湾地区地图像一条番薯，所以当地人常自称是“蕃薯仔”。钟镇荣改名叫钟蕃薯的消息传开来，许多老乡说名字改得妙；不少人学他样子，遂出现了许多台湾青年在报户口时，也称李蕃薯、陈蕃薯的。一时间，“蕃薯”成了台湾风行一时的名字。日本的户籍官十分不解，就打听为什么台湾人喜欢用这种农作物的名字作名字，闻之无不哈哈大笑。钟浩东家乡人人都知道了钟蕃薯的名字。

后来，钟镇荣在南台湾响应台湾北部蒋渭水的号召，在屏东一带组织台湾乡亲参加文化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钟浩东从小就受父亲爱国主义活动的影响，老跟在父亲身边听文化协会的演讲，小小的心灵播下了痛恨日本人歧视压迫中国人的思想种子。

钟浩东在家乡盐埔读完公学（小学程度），由于成绩优秀，校长要介绍他去长治公学读高等科。虽叫高等，其实也就是高小而已。钟浩东不感兴趣，自己去考高雄中学，被录取。高雄中学大多是日本人子女，当地学生很少。钟浩东虽然考进去了，却常受到日本籍学生和日本籍教师的歧视和辱骂。钟浩东气愤得常与之辩论。钟浩东很聪明，虽不专心听课也能考出好成绩来。他开始偷看三民主义和五四运动的书籍，报刊。有一次被老师发现，不准他看，要没收他的书，钟浩东与之辩论说：“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汉书？”日籍教师训斥他：“无礼！”骂着“清国奴！”举鞭要抽打钟浩东。钟浩东拿起桌子上的书掷向日本籍教师，跑回家了。

读高二时，他利用暑假跑去内地旅行，超过开学时间才返台，学校故意把他名列前茅的优秀成绩改排在全班最后一名。钟浩东对高雄中学早已经心怀不满，未读满4年就用同等学力考进了台北高校。由于钟浩东用功过度，患了神经衰弱症，住进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简称台大)医院治疗。结识了小他6岁的护士蒋碧玉（原名蒋蕴瑜），两人开始恋爱。蒋碧玉当时才16岁，系日据时代台湾著名社会活动家（台湾民众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工友总联盟领袖）蒋渭水的养女（原为外甥女）。由于受蒋渭水影响，年轻姑娘已经明辨是非，她同样不满日本人统治，故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很投合。

其后的岁月，夫妻两人琴瑟和鸣，非常恩爱。钟浩东被杀害后，家人被通知领尸，蒋碧玉后来回忆说：“妹妹告诉我浩东挨了三枪，都在胸部…我想，打在胸口，死得较快，没有那么痛苦吧…”听者无不动容，没有苦难岁月里相携共度经历的夫妻是断无法体会这种生死之爱的。

钟浩东读完台北高校后正值日本要在台湾征一批会讲广东话或客家话的台湾青年去广东充当日本军夫。钟浩东识破日本的侵略阴谋，为了躲避征召，约了蒋碧玉同去日本读书。钟浩东进了明治大学，蒋碧玉去读东京医学院。两人开始筹划如何投奔祖国大陆参加抗战。

钟浩东在日本入读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后回台湾与蒋碧玉结婚。因决心回大陆参加抗日，1940年邀同萧道应夫妇（妻黄素贞）和李南峰（钟的表哥），5人经上海、香港、广州转赴惠阳。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他们进入了惠阳境内后，心情轻松愉快，便唱起歌来，但那时他们只会唱日本军歌，因此被惠阳游击指挥所的警卫员盘问，他们说是要回祖国参加抗战，却拿不出任何证明文件，也说不出回大陆与何人联系，故被怀疑是日本间谍而遭逮捕。适遇丘念台率“东区服务队”驻惠阳，军法处的法官邀丘参加审问。丘和他们接触后，从言谈可知他们思想进步，同时也坚信爱国志士蒋渭水的女儿不会做日本人的间谍，认定他们是回祖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于是，惠阳军政当局将这5位台湾青年送至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处理，经再审后将钟浩东和李南峰送民运工作队受训，蒋碧玉和萧道应、黄素贞送南雄陆军总医院工作。

后来，正好这时丘念台有事从惠东来省会韶关办事，又碰上这5个台湾青年，遂担保这5个人到他负责的东区服务队工作。他们一方面参与前线的对敌军俘虏工作和救护工作，一方面又做当地民众的救亡宣传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如鱼得水，既兴奋又忙碌。由于他们懂日语，所以做日俘的教育工作得心应手，搜集了许多有益的敌方情报。1942年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中期的相持阶段。丘念台得知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已从浙南进入福建闽西的龙岩，遂想去和李友邦联系，便带了钟浩东等人同去。钟浩东从此认识了李友邦，看到台湾义勇队的少年团很活泼可爱，爱国主义热情更加高涨。钟还结识了李友邦的秘书潘超（中共地下党员），他从潘超那里学懂了过去不懂的革命道理。潘超告诉他回广东后注意和邻近的东江纵队搞好关系，不要摩擦，免消耗抗日力量。后来钟浩东回到东区服务队后，在队里也发现有与潘超持同样政见的同志。他当时不了解这些人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但钟的思想已经开始左倾了，他逐步认识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与是非。

1943年，东区服务队在罗浮山的冲虚观和白鹤观分别开办了罗浮中学和持西补习学校，办校目的在于培养坚持抗战、忠于祖国的青年。钟浩东被委任为持西补习学校的负责人，他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1944年，钟浩东、萧道应被秘密吸收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外围进步组织—抗日民主同盟。

1944年秋，丘念台派遣钟浩东、李南峰、徐森源、邓支龙4人潜入广州敌占区，深入到广州沦陷区的台籍人员中去做军事工作。当时在广州的台籍人有数万人之多。钟浩东、李南峰以台籍人的身份在台籍人中秘密活动，徐、邓两人从旁策应。他们结识了在广州的台籍人陈招腾，通过交往，向他们介绍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日寇失败已成定局，策动在广州的台籍人从事反日工作，陈招腾答应倒戈，参加抗日工作，提供日军情报。钟浩东在广州秘密活动了10多天后撤回惠州。

1945年年初，日寇战败前垂死挣扎，侵扰惠东一带。东区服务队改名为广东工作团，地盘向河源、梅县方向迁移。钟浩东去龙岩的台湾义勇队总部领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第三分团”的身份证明作掩护，当路上的通行证，准备去参加东纵队伍。他们走到约定的接头地点石龙镇时，适逢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军队包围了罗浮山，阻断了接头机会。钟浩东等人只好重新折回广东工作团。日本投降后，钟浩东等人就用“三青团台湾第三分团”的牌子在广州协助台胞返台，最后他们也重返光复后的台湾故乡。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钟浩东返台后经丘念台和李友邦推荐去当了基隆中学的校长。钟浩东同时在屏东家乡组织青年农民读书会，每周的周末，他都要从基隆搭火车赶回屏东去领导这个农村青年读书会的活动，给他们讲祖国大陆的政治形势。“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他更积极深人民众中去参加集会，惩办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污吏，支持台湾民众的抗暴斗争。

1949年3月，两位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大前身）的学生因被认为“违反交通规则”遭警方逮捕，由此引发学生集体抗议，导致军警于4月6日进入校园镇压，计有7位学生被枪毙、50多位学生被取消学籍，此事件即是历史上的“四六惨案”。事件3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引发当局高层震怒，训令克日查出“反动报纸”到底是哪里来的。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大校园散发《光明报》的4个学生，当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供承，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1949年8月14日清晨3点半钟，保密局派出3个行动小组的特务，荷枪实弹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

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也是一名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她幽幽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9月9日判决，钟浩东、李苍降等7人判处死刑：江支会判刑15年：王荆树、许省五、许省六等6人判10年：萧志明等2人判5年，曾碧丽、孙居清、张国隆3人判刑1年；王明德、游英、詹照光、戴传李、许远东、邱连球、邱连和、李南锋、蒋碧玉、戴芷芳等20人交付感训。

1950年10月14日，钟浩东被枪决，遗体中藏有致其妻蒋碧玉的遗书。据难友回忆，钟浩东被通知提堂开庭时，沉静地与同房难友逐一握手，脚镣拖地响着，牢房里也响起难友们唱的《幌马车之歌》“…马车的声音，令人怀念，去年送走你的马车，竟是水别！”钟浩东牺牲后，蒋碧玉也被捕并被押去绿岛服刑。出狱后，蒋碧玉即积极参与台湾左派的社会运动，成为著名活动家。蒋碧玉承钟浩东生前的嘱附，等到20世纪80年代两岸开放探亲时到广州寻找当年丢失的儿子。郑品莹女士当时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东省委负责人，遂积极帮助她去韶关一带查找。后来在韶关市政府对台办的协助下，终于在一家姓肖的人家找到了钟浩东、蒋碧玉夫妻的长子，实现了钟浩东烈士就义前的遗愿。

钟浩东牺性前夕写给妻子蒋碧玉的决别书，字字饱含对妻的深情。

我以很沉重的心情来写这封信给汝。汝我共处已有十三年，时间不短不长，而且抗战期中在极端艰苦困厄的环境中，以汝孱弱的身体，共同甘苦，蕴瑜，我们也曾有不少美丽珍爱的过去，那些回忆与感怀时常要把我沉重的心情变松得多。我希望汝能很快就丢掉悲伤的心情，勇敢的生活下去。我将永远亲爱汝怀念汝，祝福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