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润泉(1878-1954)，萧山人。1909年，经汤寿潜、陈静斋举荐，任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被清政府封为三品官衔，成为浙江第二个红顶商人。辛亥革命后，历任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经理、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杭州市商代会主席等。抗日战争时期，设法保存了中国银行资产。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抗日救国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留任中国银行董事、分行经理、总行赴外稽核。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金润泉一直掌管着浙江的金融大权，并在商贸、电力、教育、筑桥修路、交通等各个行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被誉为“金融界的常青树”。

金润泉（1878-1954）名百顺，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金西桥村，祖辈经商。1909年12月出任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期间兼任杭州商学公会副会长，牵头并出资发起创立杭州中等商业学堂。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抗战时期，设法保存中国银行的资产。解放前夕，特意向当局请求，勿使军队破坏电厂、水厂和钱江大桥。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金润泉一直掌管着浙江的金融大权，并在商贸、电力、教育、筑桥修路、交通等各个行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对浙江的繁荣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1954年病逝。

金润泉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居住在杭州，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润泉的祖籍在萧山，在14岁以前，他生活在现在的蜀山街道金西村，在村规模调整之前，也就是当时的金西桥村。听人说，金西桥村以村中有金氏所建金西桥而得名，村落形成历史悠久，村民大多姓金。

金润泉祖辈经商，到父亲辈上家道中落父亲和伯父在杭州兴忠巷开设洽顺染坊，家族境况一般，只是略优于同村村民。金润泉天资聪慧，成绩出众，自小就讲公道、重义气，深受大家喜爱。空闲时，他也经常与伙伴们游览石岩山、先照寺、百步寺、魏骥墓等名胜古迹。金润泉读了三年私塾，14岁上便入染坊帮忙了，依然重复了家族创始人15岁出道的普遍定律。金润泉早一岁辍学，且未赴上海，只在本地学商，亦在本地成名。这是祖上经商的天赋基因在金润泉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他在染坊就已经显示出过人的经营才能，知子莫若父，有见识的父亲发现了这一点，就送他去杭州盐桥乾泰钱庄当学徒。乾泰钱庄规模很小，属于小同行钱庄，金润泉在小钱庄身兼数职，倒是学了不少东西，几年后，不甘于小钱庄业务的金润泉又到同兴钱庄（大同行）实习，升到跑场头（上钱业会馆做交易），同兴倒闭后，又转到裕源钱庄（大同行并设有炉房）跑场头。裕源为杭州馆驿后孙家开设，资力雄厚，老板兼经理孙老二为当时钱业头面人物，金润泉凭借裕源势力在钱业会馆中初显身手，业务水平为同行瞩目。

1899年上虞王家和绍兴高家（均系当时钱庄大老板）在杭州新开宝泰钱庄，亦为自设炉房的大同行，因见金润泉在钱业会馆颇称精明能干，设法挖了过去，聘他担任副理，仍跑会馆。当时，金润泉21岁，为钱业经副理中最年轻者，名噪一时。金润泉后来在杭州钱庄业的地位相当于领袖人物，仅仅6年即已成为杭州钱业的头面人物，真是少年得志。草根出身在钱业出人头地，并不是一个少数现象，在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各行各业人才奇缺，草根中人只要足够勤奋聪慧，诚信务实，则其人必如锥在囊中，不得不出，金润泉就是此辈中的佼佼者。

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西交民巷成立“户部银行”，这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国家银行。1908年2月，经度支部奏准改称“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其时大清银行准备在杭州设立大清银行浙江分行，急需招聘一批管理人才，杭州钱业就推荐金润泉赴京应试，这是金润泉的一大人生机遇。杭州钱业知道北京的考官陈静斋是杭州人，与杭州钱业人士多有私交，金润泉的萧山同乡，晚清著名的实业家、政治活动家、立宪派的领袖人物、著名仕绅汤寿潜便写了一封推荐信，交金润泉带赴京城面呈陈静斋，以方便录用。金润泉怀揣推荐信入京，但是并没有去拜见陈静斋，而是与普通应聘者一样参加严格的考试，并以优异成绩通过，受到陈静斋的单独接见。这时，金润泉方才取出推荐信，赢得了陈静斋的极大好感。

1912年2月，袁世凯继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新政府进入北洋时期，其时铁路借款、军费支出、政府日常运行开支等使得北洋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提款机。

1916年5月12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接到北京总行停兑钞票，止付存款的命令，宋汉章、张嘉璈二经理经过缜密思考后，觉得中行上海分行完全有能力应付挤兑，于是决定抗拒停兑令以维护国家银行的信誉，期间经历了一些精密的筹划，把极端情况也考虑在内，最终成功度过难关，声誉大为提高，两位经理拼下了自己在金融界的领袖地位。

其时，身为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经理的金润泉同样接到停兑令，他考虑再三，决定与上海分行共同进退，其信心所在除了对同业支撑力度的正确判断，还有一点就是对自己在市民中口碑的自信。在报告浙江都督吕公望批准后，公开拒绝北洋政府的停兑令，维护银行信用。当时中国银行浙江分行行长是蔡谷清，而金润泉是实际主事人，在挤兑最严重最危险的时候，他站到第一线，直接和储户接触，并放下话来：“只要我金润泉人在，中国银行就不会倒闭，也不会少大家一分存款一分利息，我金润泉是讲信用的。”事实证明大家对于这位金老板是有信心的，金润泉的信用是值钱的。和宋汉章、张嘉璈相同，经过此役，金润泉也确立了他在浙江金融界的领袖地位。

随着金润泉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身上承担的任务也越发重要，主持各种社会团体：1921年发起筹办《浙江商报》；1922年任杭州造币厂会办，江浙战争期间停办，1927年恢复生产时任厂长；1930年任杭州市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1936年任杭州商会会长等等。

金润泉在本职工作之外，也于银钱业大展手脚，先后合资或独资创办的钱庄有：诚昌钱庄、源昌钱庄、润昌钱庄、义昌元记钱庄、义源钱庄、益昌钱庄。六家钱庄抗战期间全部停业，保持了清白的身世，抗战胜利后全部复业。金润泉出身钱业，发达于银行，所谓达则兼济天下，创办钱庄，积极投身钱业，可以看作是金润泉发达之后对钱业的回哺。

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金润泉一直掌管着浙江的金融大权，并在商贸、电力、教育、筑桥修路、交通等各个行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设法保存了中国银行的资产。

同时，金润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杭州沦陷后，日伪曾威逼他出任浙江伪省长，金以事关民族大义，严词拒绝。1945年8月日本投降，杭州分行自龙泉返杭复业，各地机构相继恢复，当年12月起中行即开始发放第一批“复工贷款”，年底全省放款总额为5亿元。这些放款，包括以后的工商业贷款，被誉为“久旱甘霖，雪中送炭”。杭州解放前夕，金润泉还特意向浙江当局请求，勿使军队破坏电厂、水厂和钱江大桥。钱塘江建大桥前，两岸往来全靠摆渡。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斥巨资办钱江义渡，不取分文，成为美谈。但钱江浩荡，小船经常倾覆。1927年，杭州一些知名人士成立了“义渡管理委员会”，建立“义渡资金”，购买汽轮，改为“钱江轮渡”，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经理金润泉带头筹募捐款。

虽然自小离开了萧山，对家乡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从萧山走出去的，金润泉始终把故乡放在心里。他的情怀里装着家乡的乡亲们。1910年，杭州商学公会与杭州商务总会联合发起成立“杭州商业学堂”。学部《咨复浙抚核准杭州商学公会章程应将商务杂志呈部并速设商业学堂文》中“查前据各业经董职商金百顺等禀称，集合同志设立商学公会，所拟商学公会章程大致尚属周妥，核丁项所开设立商业学堂应即从速办理，以便养成专门人才。”确定办学经费“有商业认捐之辅助”，由“副会长金润泉、周湘龄两君拟垫款项开办商业学堂，拟各筹经费一千二百元。”为杭州中等商业学堂的顺利开办做出了巨大贡献。1933年，金润泉捐建萧山金西小学，总面积2000余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900平方米，总人数达150余人。前来就读学生一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6年8月26日，金润泉先生捐助萧山中学国币200万元，学校将城隍庙后进修建为新教室。

为了纪念这位湘湖边的金融钜子，2014年，金润泉逝世60周年之际，位于萧山蜀山街道金西村的金润泉陈列馆正式启用。两幢三合院式的房子，一前一后紧连着，斑驳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高低错落的马头墙、装饰精致的老墙门。金润泉故居作为文物保护点，向公众展出了其生平事迹及研究文献等。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金润泉被誉为“金融界的常青树”，他也是中国银行的创办人之一。金润泉对浙江的繁荣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