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润庠(1890—1961)，字绅友，镇海人。14岁去汉口立昌生海味行当学徒，后至英商上海华通保险公司做练习生,19岁升任华经理，后调烟台及杭州分公司任经理。不久任美商上海德泰洋行、光耀洋行买办。旋即创设润丰恒商行、协丰益记公司，任经理，经营进出口业务，并投资印刷业。1929年后，与竺梅先等盘进嘉兴禾丰纸厂及杭州武林纸厂，改名为民丰造纸厂、华丰造纸厂，担任协理。其间筹设国产纸板联合营业所，兼任所长。并曾任上海总商会常委，宁波旅沪同乡会常务董事，上海大沪银行监察人，大来银行监察人、董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市抗战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沪、杭沧陷后去香港。抗战胜利后担任民丰、华丰两厂的总经理,1948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全国工业协会副理事长。1949年后历任浙江省工商联常委、省政协委员及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

金润庠（1890—1961），字绅友，镇海城关西门人。金氏有三兄弟，润庠老大，老二臻庠（系宁波《时事公报》创刊人），老三安庠（生卒不详）。润庠8岁失怙，靠母亲沙完珍在甬办私塾兼绘绣维持生计，生活窘逼，后经四娘舅沙志甫（经济学家、镇海城关九弯弄沙家人）每月资助大米一石，供三兄弟求学。金润庠自小聪慧，头脑活络，14岁小学毕业，先至汉口立昌生海味行当学徒，不久到上海华通保险公司做练习生。因他颖悟好学，其间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理念和大量的人脉信息，才华初显，深得老总器重，1909年遂被委派到杭州、烟台等分公司担任经理一职。后返沪自己创业，开设润丰恒商行。

1911年，金润庠在山东期间结识时任济南光复军军需长的竺梅先（1889—1941，奉化人），两人年纪相仿，志趣投缘，相见恨晚，遂结拜为兄弟。后又一起参与了上海五洲交易所的财产清理案件，竺显交际才华，金露经营秉赋。此后，兄弟同心，联袂拼搏创业达30年之久。1927年，两人以28万元（一说40万元）收购嘉兴禾丰造纸厂，并改名民丰造纸厂（1937年，民丰造纸厂一度被日商强占，“文革”期间改称东风造纸厂）。1931年，两人又与叶荫三（苏州大华造纸厂老板）合伙，以29万元购进杭州武林造纸厂，并改组为华丰造纸厂。因管理有方，经营得法，黄版纸的日产量大增至26吨。而此时的华丰、民丰两家造纸厂拥有的资本亦逾450万元，经营实力雄厚，成为当时造纸行业里的巨无霸。

1941年，竺病故，金润庠掌控大业。此时，他在湖州中丰、杭州华丰、嘉兴民丰、上海国丰等“四丰”造纸厂里或为股东，或系协理、理事，或任经理，业绩丰硕，独领造纸界风骚，人称“造纸大王”。20世纪初，我国的卷烟纸严重依赖国外进口，两人对此现状极为不服气，也不肯不服输，他俩决心要改变这一任人垄断的局面。1935年，遂在嘉兴民丰造纸厂内筹建卷烟纸生产线，并高薪聘来总工程师、造纸工程师和外国专家，研制成功首款国产“船牌”卷烟纸，很快走俏市场，夺回一度被洋人独霸的我国烟草市场部分份额。

金润庠事业有成，德高望重，出任过上海商会常务理事（又说还担任过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一职），置地产于上海新华路483号。抗战时期，为支援抗日，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积极参与各界人士组成的上海市抗战自援会，选为供应委员会副主任，主席团主席之一。抗战胜利后，他收回了曾被日商占据的华丰、民丰两家造纸厂，出任总经理。亦因此，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贬为“纸老虎”。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去台湾。1950年去了香港，半年后又返沪，后被推为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抗美援朝时，他慷慨解囊，捐了3架战斗机的钱款。1953年，他率先垂范，将华丰、民丰两家造纸厂先后进行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后，金润庠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1年6月病逝于上海，享年71岁。金润庠一生爱国爱乡，热心公益事业，甚至在病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人民办些有利事业。”其子女遵其遗愿，将部分遗产20余万元捐助，兴办教育事业。

据沙志甫之孙沙临岳（1931——，现居上海）回忆：“我小时即听说金氏三兄弟曾蒙我沙家之恩，得于求学，今见《宁波文史资料第三辑》所载，证实金氏三兄弟由于我的祖父资助食米一石，培植求学。须说明的是，该资料中称：‘又获以贩运生猪为业的沙姓四舅每月资助食米一石’云云，与事实有所出入。据我上海最大的堂兄沙临镐叙说，我们的祖父叫沙志甫，人称阿槐先生，供职于宁波四明银行，镇海商会会长，系一位经济学家。所谓贩运生猪为业是先曾祖父所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