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以前的箴铭以黄帝的《金人铭》为最有名。从铭文载体的形式看，应该是座右铭的源头之一：一、它用非常形象生动的金人三缄其口的样式来警告世人的妄言；二、它把铭文刻在青铜铸成的金人背后，如果没被销毁，则可做万世之则；三、文章中明确说的是“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这也就是说，这个金人放置的地方，是在台阶的右边。这和座右铭的本质一样，实际上金人铭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座右铭。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无多言，多言多败；

无多事，多事多患。

安乐以戒，无行所悔。

勿谓何伤，其祸将长；

勿谓何害，其祸将大；

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家语》无此二句）

勿谓莫闻，天妖伺人。（《家语》作“勿谓不闻，神将伺人”）

荧荧不灭，炎炎奈何；

涓涓不壅，将成江河；

绵绵不绝，将成网罗；

青青不伐，将寻斧柯。

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家语》作“诚能慎之，福之根也”）

曰是何伤，祸之门也。（“曰”《家语》作“口”，当从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

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家语》作“盗憎主人，民怨其上”）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

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

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

人皆趋彼，我独守此。（“趋”《家语》作“取”）

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前句《家语》作“人皆惑之”，“从”作“徙”）

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后句《家语》作“不示人技”）

我虽尊高，人莫害我。

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戒之哉！戒之哉！

《金文铭》载刘向《说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左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名其背曰”云云，《孔子家语·观周》所载与此大致相同，很可能就抄自《说苑》。刘向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以光禄大夫之职受诏校经传诸子诗赋，遍览皇室藏书，所著《说苑》保存了大量先秦史料。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先秦古籍《儒家者言》，许多内容见于《说苑》，足以说明《说苑》之真实可信。

古人是很慎重发表言论的。警惕啊！警惕啊！

不要多讲话，多讲话多败事；

不要多生事，多生事多祸患。

身处安乐之中一定要防备无善行造成的灾祸所带来的悔恨。

不要说哪里会有什么损伤，它的祸害会不断地滋长；

不要说哪里会有什么危害，它的危害将会越来越大；

不要说哪里会有什么残害，它的祸患已经慢慢形成。

不要说没有人会听到，上天会在暗中窥视人类。

小小的火苗不及时扑灭，不久熊熊的大火就将会象决口的黄河一样。

细小的溪流没有阻塞，最终将汇成江河。

微小的东西如能连续增加，将来也可能成为一张大网。

细小的恶苗不及时拔掉，将来只有用斧头来清除。

你果能听进我的教诲，并谨慎去做，这才是幸福的根源。

到处乱讲话会带来怎样的伤害呢？那简直就象走到灾祸的门口，而不自知。

凶暴、强横的人是没有好结果的，争强好胜的人最终将碰到敌手。

包藏盗心的歹人无不嫉妒拥有财富的主人，人民有怨恨往往归咎于君上。

古代贤明的君主，知道普天之下谁都不愿别人处在自己上边，所以能礼贤下士，屈己而尊人；知道天下的人都不喜欢别人超过自己，所以后来贤能的圣王虽身处显位而能待人和气恭敬、做事谨慎，以减少自己德行的缺失，最终得到人们的爱戴和仰慕。常常保持柔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下面的人，就没有人能超越你了。

人常争名逐利，我独守此左道，人们对这种行为都迷惑不解，我却独自坚信不移。

智慧和技能深藏内心不显露炫耀，我虽处在尊贵的高位，人们也都不会伤害我了。

有谁能在这方面下功夫，那就象江河，虽然表面笨拙、凝重，而能以宽大的胸怀容纳百川，是因为它处在低下的地位。

高高在上的天空，幽深渺茫，人的思想无法穷尽它的边际。

天道悠远，无亲无私，人们的所有无不来自它的恩赐，而天却能屈居人下，做为常人的我们，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一定要时刻警惕啊！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一于《金人铭》后有“案”云：“此铭旧无撰人名，据《太公阴谋》、《太公金匮》，知即《黄帝六铭》之一。”《黄帝六铭》之说，始自《汉书·艺文志》，误。按，向宗鲁《孔子家语》卷三、《说苑校证》卷十、《古诗归》卷一所载《金人铭》，虽各有异文，但其中的“安乐必戒，无行所悔”(“戒”一作“敬”，意同)却是颇可注意的，因为据《大戴礼记》卷六《武王践阼第五十九》可知，这两句为周武王所书“席前左端之铭”与“席前右端之铭”句，则《金人铭》之作年，其上限就必在周武王书《几铭》等诸《铭》之后。而《孔子家语》卷三、《说苑校证》卷十、《古诗归》卷一，又明载“孔子之周，观于太庙”而得见《金人铭》，则其作年之下限，又必在之前。二者合勘，《金人铭》应为西周早中期之“古逸”。

根据刘向《说苑》和《孔子家语》，《金人铭》是孔子之周观于太庙从金人背上抄录下来的。《金人铭》作为文献的出处，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它不出于简帛竹书，而是铭刻在铜人背上，不存在后人涂改和增删的可能性，比之载于简帛竹书的文献，是最为可靠的。从这一点来说，所有上古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比《金人铭》更为可靠。《金人铭》作为孔子亲自抄录的文献，时间、地点、人物、背景、载体、内容均十分明确，是具有完整意义的极端重要的文献。孔子删《尚书》，《虞书》、《夏书》怎么来的我们不清楚，但《金人铭》怎么来的非常清楚，所以《金人铭》作为上古文献，比《虞书》、《夏书》还要可靠。这一点是古代所有的文献不能相比的。

《老子》一书多处摘引《金人铭》言论，老子并视《金人铭》作者为其“教父”（帛书本为“学父”），《老子》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强梁者不得其死”为《金人铭》之言。从《老子》一书的内容来看，几乎整个《老子》一书都是在阐述和演绎《金人铭》的思想。

根据证据一和证据二，《金人铭》是明确早于老子和孔子的文献，证据确凿，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证据三，《逸周书》是重要的西周文献，其《和寤解》载：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毕公高。王曰：“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难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风行贿，贿无成事。绵绵不绝，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将成斧柯。”武王所言“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将成斧柯”为《金人铭》之言。

证据四，根据《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的记载，武王从上古《丹书》中摘引作为席之铭的“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作为楹之铭的“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均系《金人铭》之言。据楹之铭所载，“毋曰胡残”、“毋曰胡害”、“毋曰胡伤”，和孔子所录“勿谓何伤”、“勿谓何害”、“勿谓何残”内容一致，但用词更为古老，《丹书》所载当系《金人铭》古本。

证据五，《六韬·守土》载：文王问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败。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为人所害不径于世。”

贾谊《治安策》载：“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是知太公所引皆黄帝言论。“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金人铭》之言[5]。

从商末太公与武王多次征引《金人铭》言论来看，《金人铭》在先周时期就已存在，《金人铭》亦是明确早于武王与太公的先周文献。

证据六，虽然我们不知道周太庙之金人立于何时，但它远远要早于老子和孔子是明确的。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认为，《孔子家语》金人铭中之金人，“盖亦我国铜像中之最古者也”。这个中国最古之铜像曰“古之慎言人也”，《金人铭》对这个最古之铜像而言都是远古时代的言论，《金人铭》之古老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完整文献。

第二，文献论证。

证据一，《太公金匮》明指《金人铭》系黄帝之作。《太公金匮》载：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云：‘馀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唐马总《意林》卷一）

《庄子.徐无鬼》载：“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则以《金版》、《六韬》，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女商是魏武侯宰臣。魏文侯三十八年(前387年)，文侯卒，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次年为魏武侯元年)。魏武侯在位16年，于周烈王五年 (前371年)卒，系战国初期。女商在战国初期将《诗》《书》《礼》《乐》与《金版》《六韬》相提并论，说明《金版》《六韬》是春秋时期就已存在的主要经典。《金版》即《太公金匮》，所谓太公金匮，就是铭刻于金版的太公言论。

《金人铭》当为春秋时期孔子之前的作品

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一依刘向《说苑·敬慎》辑录了一篇先秦佚文《金人铭》，全文如下：

我（据《孙卿子》补），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家语》作焰焰）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家语》作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家语》作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之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富，人莫害我。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这篇佚文，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其最早著录于何处，二是其大致创作于何时。

按严可均辑录的依据和学术界的一般看法，《金人铭》首见于《说苑·敬慎》（注：海内外学术界言及《金人铭》者，多称其首见于《说苑·敬慎》，如武内义雄《老子原始》、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政》、郑良根《〈金人铭〉与〈老子〉》等文皆持此说。），但笔者以为，此文当最早著录于《荀子》。《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引《孙卿子·金人铭》云：“周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无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小注云：“《皇览》云：‘出《太公金匮》，《家语》、《说苑》又载。’”据小注可知，严可均从《说苑·敬慎》所辑《金人铭》实本于《荀子》。后人或是未能留意《太平御览》此则记载，或以为此处《荀子》未存《金人铭》全文，而将首录权归在了《说苑》名下。其实，认为《荀子》未存《金人铭》全文是一种误解，《荀子》中的《金人铭》原文和《说苑·敬慎》以及之后的《孔子家语·观周》（注：《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列在《论语》类，可见其早于《说苑》。但今本《孔子家语》是在晋人王肃作注后流行起来的，其卷次与《汉志》不同，内容又多见《说苑》等数种汉代典籍，故长期被视为王肃伪作。随着河北定县、安徽阜阳汉墓中与今本《孔子家语》内容相似的竹筒的出土，传统观点有所改变，已有人认为今本《孔子家语》的原型汉初以前就已存在。不论怎样，《孔子家语》和《说苑》皆晚于《荀子》则是肯定的。）中所存之文一样，应当是完整无缺的，之所以《荀子》仅存《金人铭》开头数语，是因为《太平御览》的编者在征引时根据需要作了删节。笔者这一判断可从《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得到印证，该卷在引录《孔子家语》所载《金人铭》全文后又加小注云：“《荀卿子》、《说苑》又载。”如果当时注者所见《荀卿子》中的《金人铭》仅开头数句而非全文，便不可能针对《孔子家语》中所存《金人铭》全文而称《荀子》“又载”。据此，《金人铭》首录于先秦的《荀子》无疑。需要说明的是，今本《荀子》无《金人铭》，《太平御览》所引乃《荀子》佚文。

关于《金人铭》的创作时间，历代学者的看法相去甚远。严可均将该文的著作权归在黄帝名下。其《金人铭》按语云：“此铭旧无撰人名，据《太公阴谋》、《太公金匮》知即黄帝六铭之一。”严氏所说的《太公阴谋》具体指下面一段文字：“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时，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武王曰：‘吾今新并殷，居民上也，翼翼惧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谦，守之以恭’”[1]据此可知，严氏所谓“黄帝六铭之一”说不足凭信。即便《太公阴谋》所记周武王与师尚父的对话有文献依据，其师尚父向周武王所介绍的黄帝铸金人之事也属古代传说性质，意在借助传说中的古圣王告诫周武王谨慎施政，以德治国；师尚父仅称黄帝铸造金人并“三封其口”，并未言及在其背上刻铸铭文，所谓“古之慎言人也”之语虽与今见《金人铭》首句相同，但那是师尚父复述黄帝的话，并非指铭文内容；且不说黄帝乃远古传说人物，即便实有其人，当时文字尚未产生，何来《金人铭》这样成熟的长篇铭文？可见后来孔子在周之太庙所见金人背上所刻《金人铭》当为后人依此古传说之例，新铸金人并始刻之《金人铭》，收藏于周史资料库。历代学者关于《金人铭》产生时代的看法与严氏相反，认为《金人铭》不仅不是出自古黄帝之手，甚至亦非先秦时代的作品，乃为汉人刘向的伪作。这一结论是由人们对《说苑》一书性质的确认得出的。如刘知几称《说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2]，苏时学称其“未尽精醇，亦嗜奇爱博者之病”[3]，朱一新称其“不复计事实之舛误”[4]，余嘉锡称其“有所增益于其间”[5]，屈守元称“《说苑》之倒近乎‘兼儒、墨，合名、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并《汉书·艺文志》语）的杂家和小说家”[6]等。以上观点皆有道理，但已如前文所证，《金人铭》并非首见于《说苑》而是最早著录于《荀子》，所以，不论《说苑》性质如何，刘向伪撰《金人铭》的问题都不存在。

那么，《金人铭》究竟创作于先秦的哪一时期呢？笔者以为，当在春秋时期，最晚亦在孔子之前。理由有三：其一，学术界认为《金人铭》与《席铭》（《大戴礼》卷六《武王践阼》引）、《楹铭》（同上）、《周书》（《战国策·魏策一》载苏子引）、《黄帝语》（《太公兵法》引）四文同源[7](P368)，若真如此，与四文相比，《金人铭》所依据的古源头最为完整，其对古源头保存得也最多。如，有五组句子保存在《金人铭》中，一为“安乐必戒，无行所悔”；二为“勿谓何伤，其祸将长”；三为“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四为“勿谓何残，其祸将然”；五为“勿谡莫闻，天妖伺人”。而《席铭》仅保存了第一组，《楹铭》保存了中间三组。又如，《金人铭》还保存了四组句子，一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二为“涓涓不壅，将成江河”；三为“绵绵不绝，将成网罗”；四为“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而《黄帝语》缺第三组，《周书》则仅保存了第四组，另加第一组和第三组的各一句。依古籍由繁删简易由简增繁难的通例，《金人铭》自然早于其它四文。笔者甚至认为，《金人铭》与四文不只是同源关系，很可能《金人铭》本身即是四文的源头，四文乃分别节录、拼凑《金人铭》而成。若然，作为战国中期之前的四文（注：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第16页对四文的年代作了如下判定，云：“我们当然不会相信《语》是黄帝时代的作品，也很难相信《席》及《楹》是西周早年的文献，然而，我们也不相信它们是战国晚期的文字。《周》为苏子所见引，此苏子为苏秦，大概符合实情。”笔者以为，郑氏将四文视为战国中期以前的作品比较合乎实际，今从之。），其源头《金人铭》自当早于战国。其二，《老子》承袭了《金人铭》。这一点郑良树《〈金人铭〉与〈老子〉》一文有精辟考证。《老子》第四十二章、七十九章分别与《金人铭》“强梁者不得其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句全同；其第五章及六十六章分别与《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及“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句意相近；其第七章及六十六章与《金人铭》“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句意相合；其二十六章与《金人铭》“执雌持之，莫能与之争者”句意亦相合。这些相合之处说明《老子》承袭了《金人铭》而不是相反，因郑氏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云：“《老子》第四十二章‘强梁者不得其死’，自谓是‘人’教他的，他将此‘人’认为‘教父’，而即以此教导他人；可见《老子》此处是有所依据，并非自我编造的。然则，这个‘人’是谁呢？除了《金人铭》之外，其他先秦古籍再也没有‘强梁者不得其死’的句子；然而，这个‘人’应该是很清楚了。就此条来说，《老子》用《金人铭》文字是很容易的；如果说是《金人铭》拼凑《老子》而成，就很难想像了。”[8](P18)郑氏此论甚确。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的时代，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晚于孔子。据此，《荀子》、《说苑》、《孔子家语》所称此《金人铭》即乃“孔子之周，观于太庙”时所见“右阶之前”金人背上铸刻之铭文，是可信的。其三，《金人铭》与春秋时期铭文文体的形式特征相吻合。春秋之前的西周铭文格式、布局、行文是程式化的，战国中期以后铭文则走向衰落，唯春秋时期的铭文风格比较自由灵活。正如马承源所说，“春秋时期，周室东迁，五霸兴起。周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到列国诸侯之手，他们各霸一方，各自为政，冶铜铸器各得其便。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随意性”，“格式比较单调，记述也较自由”[9](P359-360)。《金人铭》不拘程式，行文灵活，富有文采，与春秋时期铭文特征正相吻合。因此，它既不大可能是战国时期的铭文，也不大可能是西周时期的铭文（《文心雕龙·铭箴》所说“周公慎言于金人”将《金人名》视为西周早期周公的作品的说法不足凭信），而应当是春秋时期的铭文，至晚在孔子之前。

慎言之教的历史背景及孔子教说引用《金人铭》

在古代专制政体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而一个人的荣辱成败生死,又何尝不往往 系之于言.所以注意为言之道由来已久.古文《尚书·大禹谟》说:惟口出好、兴戎”(嘴是能交好于内外的,但也会兴起战争).这种说法比人们常说的“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少了点片面性。慎言之教在商末周初周族的统治者身上表现得最明显。 西伯昌 (文王 )处商纣无道之世 ,险以言语招祸。 《史记· 殷本纪》载纣王用炮烙及其他严刑峻法对付不满他的百姓及诸侯。 时西伯昌与九侯、鄂侯同为三公 ,九侯之女因不能从淫而遭独夫纣杀害 ,其父九侯被剁成肉酱 (醢 );鄂侯力争 ,结果遭杀后乾肉 (脯 );西伯闻而窃叹 ,崇侯虎向独夫纣告发 ,结果西伯被囚 里 ,幸得西伯臣属行重贿才获赦。帛书《要》言“纣乃无道 ,讳而辟咎”,即在这种背景下说的。文王的“讳”不但在行为上 ,而且在语言上。周初天子、王臣均重视慎言 ,是与其翦商前后的忧患意识相连的。《逸周书· 小开解》载武王教导后嗣有言“何 [盍 ] 非[彼 ]躬? 何慎非言?” 《逸周书· 周祝》为周室祝官之辞 ,表现了周礼精神面貌的一方面 ,

其中关于慎言的如“荣华之言后有茅 [污秽 ]”与“万民之患在口言”等。 《黄帝金人器铭》记载了武王与师尚父的对话:

武王问尚父曰: “五帝之诫 ,可得闻乎?”尚父曰: “《黄帝之戒》曰: `吾之居民上也 ,摇摇恐夕不至朝 ,故为金人 ,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 ’ ”

刻有“古之慎言人也”铭文的金人存放于周庙;孔子西观周室 ,于周史官处得睹金人背上的铭文,因嘱弟子记录下来而得以流传。孔子评说“此言虽鄙而中事情。 《诗》曰: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 行身如此 ,岂以口遇祸哉! ” “鄙”谓句语俚俗 ,“中事情”则谓言中其实。孔子日后说《易》引用了《金人铭》的文句 ,可见此铭给予孔子极大的影响。 帛书《二三子》云:

《易》曰: “聒囊 ,无咎无誉。 ”孔子曰: “此言箴小人之口也。 小人多言多过 ,多事多患 ,……”

其中“小人多言多过 ,多事多患”即套用《金人铭》“无多言 ,多言多败;无多事 ,多事多患”的文句。 小人固然要慎言 ,贤人君子同样要慎言;帛书《易之义》强调慎言: “君子言于无罪之外 ,不言于又罪之内”,这正是孔子评价老莱子“终日言 ,不在尤之内 ,在尤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法。 孔子评述 武子说: “邦有道则知 ,邦无道则愚。 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 评述铜伯华之行说: “国家有道 ,其言足以治;无道 ,其默足以容。 ” 这与《易之义》“又口能敛之 ,无舌罪 ,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的文义是一致的。 孔子这里所言国无道则愚及其墨足以容 ,是针对臣道的层次而言的。

慎言是周族统治者强调的德性内容 ,目的是不乱言不乱说从而更有效的治国平天下 ,因而属于君道的层次。 《金人铭》的内容原本针对统治者的贵族教材 ,所以《文心雕龙· 铭箴》说: “周公慎言于金人。 ”孔子以《金人铭》的慎言用于君子与小人 ,打破垄断抛开政治分位 ,就个人（普通大众，既孔子有教无类之意）的成德立言 ,这已经改变了周初慎言的主要方向。

孔子言圣人不但慎言 ,还要多言（与口无遮拦不同，出口必是慎言之后有利于大众的良言精句）。帛书《二三子》说: “圣人之言也 ,德之首也。 ”“圣人壹言 ,万世用之。唯恐其不言也 ,有何箴焉?”孔子所说的圣人是从成德的角度而言的。孔子把圣人的教说看作不开口则以，一开口就是人类理性及道德的最高依凭 (德之首 ) ,“圣人壹言 ,万世用之”显示了人类的理性是有普遍性与永恒性的 ,人类的道德本心亦然 ,无任何的例外。 然而只有圣人可以完全表现出理性的光辉及圆满的德性 ,为人类的生活作照明 ,所以圣人的良言教说愈多愈好 。 文武周公都是圣人 ,他们自己亦努力实践谦慎的德性 ,而孔子从成德的角度谓圣人要多言 ,可见孔子已将周文中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对个人道德的要求 ,由孔子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反省而凸显了中国文化是以成就道德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体系。

谨慎其言,迟钝其语

孔子再三强调慎言、讷言。《论语》中反复提及“慎言”。子贡曾请教孔子何为君子之道，子曰：“君子慎言。”《论语》中有“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 “君子欲讱于言而敏于行”(《里仁》),都是说工作必须勤劳敏捷,但是说话务须谨慎迟钝。因为第一“古之言之不出’,“以约失者鲜矣”(《里仁》)。第二.“多阅阅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闻圈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为政》）多听、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然后慎言镇行其 余,就会减少错误,少去许多后悔的事,这样,官职与傣禄就在这里面了。换句话 说，必须谨慎其言,勤劳其事。

同时孔子还认为说话迟钝 —“讱”、“讷”是“仁”所必备的。《颜渊》: “仁者,其言也讱”。《子路》: “刚、毅、木、讷近于仁”。前三者即刚强、毅力、质朴.但如果没有言语不轻易出口的“讷”,那是很难成 其“仁”的。当时司马牛不解,间道讱,难道是仁 ? 孔子答曰: “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在孔子看来.言语 迟钝意味着不冒失,不一触即发,无失言,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果施之于为政,自然少些误民之举,所以一位仁者的语 言必须是不轻 易出口的。孔子的这些说教往往给人一种谨小慎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