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焕，原名培文，化名郭克、李宣南、独流、郭步青等，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城关南湖一户小康人家，有一兄二姐。靠做小生意维持家计的父亲病逝后，其家道日益贫困。郭文焕高小毕业后，无力升学，只得到福安县城“蔡元记”百货店当店员。

郭文焕，原名培文，曾用郭克、李宣南、独流、郭步青等化名。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今福安市）城关南湖一户小康人家，有一兄二姐。父亲做些小本生意，早年病逝，家道日益贫困。郭文焕高小毕业后，无法升学，只得到“蔡元记”百货店当学徒。

郭文焕自幼性格沉静，好思考。他在这家商店当店员工人时，触目尽是洋货。他很不理解，堂堂一个中国，竟连火柴、电池都是洋人做的。

至于自己的家乡，没有一家工厂，见不到一台机器。他便对工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将报上有关工业的资料剪贴了一大本，后来还自购《电机工程概论》《交流电机》等书业余刻苦自学。1922年福安开办第一家火力发电厂时，他毛遂自荐当技师，边干边琢磨，终于发电成功，全城第一次有了电灯。以后有了碾米厂，柴油机有故障也请他修理。石印技术也是他最早引进福安的。其间，他一度自筹资金，在家里试办手工织袜，不到一年，终因洋货充斥，无法生存而废弃，仍回百货店当店员工人。

1927年，北伐战争的浩大声势震撼整个旧中国，也震撼了郭文焕年轻的心。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等革命书刊，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也逐渐明白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社会制度的腐败，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反帝反封建。他后来在寝室的墙上，用自己独出心裁的美术字，写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以此自勉。他早年结识的好友郑楚云，1928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两人保持密切联系，互表心迹，互相砥砺。

1929年初，郭文焕和马立峰、陈铁民等分别在福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福州市委指示，由他们在福州组成福安党小组，郭文焕任小组长。郭文焕随即与陈铁民返回福安，开展党的工作，建立“中国反帝大同盟福安分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福安分会”，并在店员工人、小学教员、手工业工人和学生中组织革命活动小组，贴标语、发传单、查日货，使反帝运动在福安逐步开展。这年冬，他在福安阳头的临水宫召开“互济会”会员大会，布置大家分头去发动群众，进行募捐和发展组织的工作。

在郭文焕的建议下，“蔡元记”百货商店扩展业务，兼售上海等地出版的书籍。他利用这一机会，将《共产主义ABC》等书，秘密介绍给一些知识分子，并以李宣南的化名，为福州市委传递《红旗》等党内刊物。夜晚则深入工人、农民中，用拉家常的方式，宣传革命道理。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各界人士，士绅、国民党中的正直人士、教师、商人以至教徒、道士，郭文焕都与之广泛交游。由于他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在这些人中享有很高威望。他们连家庭纠纷、夫妻不和都找他调解，从而也便利他的工作，使一些人从与他交友进而接近党，参加党的队伍。郭文焕为福安党组织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至1929年7月，福安的柏柱洋、漳港、穆阳、苏堤、桂林等村庄，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0年下半年，中共福安县委在福安成立，陈铁民任书记，郭文焕任组织部长兼城关区委（后改中心区委）书记。他在郑楚云、郭源等积极配合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建党工作由城区扩展到东区一带，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普遍建立。秘密刊物《星火》创办时，他亲自指导刻印技术，并负责将刊物输送到各基层支部、店员工会、农协、互济会等组织。

1931年8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成立，马立峰任书记，郭文焕任组织部长。他在城关与郑楚云等领导成立“黄澜惨案后援会”和驱逐廉山中学反动校长的学潮，两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这年秋，郭文焕被捕入狱。因敌人未掌握任何证据，审讯时，他据理力驳。后经社会人士疏通，由他二姐夫保释。出狱后他仍以店员身份作掩护，不遗余力地继续革命工作。1932年上半年，中心县委为保护他，决定他不兼任区委书记工作，当时城区有两次大规模的抗捐斗争和九一八周年纪念的示威游行，都未让他出面。同年11月，反动政府大逮捕，郑楚云、郭源等人被捕，郭文焕得以留下来继续领导区委工作。

自1928年以来，郭文焕的家就成为革命活动的秘密场所。这里靠近郊区，十分隐蔽。曾召开过多次党的秘密会议，还接待过上级派来的同志。1931年邓子恢到福安巡视工作时，就一度隐居在他家楼上的谷仓里，指导闽东农民运动。郭文焕亲聆邓子恢的工作指示，邓子恢特别强调“三抗”斗争与发展农会相结合，对郭文焕有深刻影响。

1933年初，福安革命已出现星火燎原之势，随着农村从抗租分田发展到武装斗争，红军游击队频频出击，收集、传递城区的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的工作就提到首要位置上来。郭文焕由于机警和从事店员工作之便，主动承担起情报联络的重任。为了沟通中心区委与县委间的交通联系，他亲至福安洋尾，把船民组织起来，建立起一条水上交通线，并在城关“大英面馆”设立秘密接头点，直接与洋尾的船民联系。他还在民团中争取两个可靠的团丁，安下“耳目”，一有动静，可及时把情报送到特委机关。红军游击队有了这个能探知敌人内部活动的情报站，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著名的化蛟伏击战，就是郭文焕事先取得情报后，中心县委派陈挺率领短枪队埋伏于化蛟河边，在船民配合下，迅猛痛击敌新十师武装船队的。此仗毙伤敌兵多人，缴获一批红军当时迫切需要的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事情发生在敌人鼻子底下，离敌师部驻地仅十几里，反动头目无不为之震惊。游击队有了准确情报，如虎添翼，神出鬼没地四处出击敌人，使敌人提心吊胆，草木皆兵，惊叹“连柱子也会给共产党通风报信”，而郭文焕坐守“蔡元记”店中指挥若定，频频送出情报，并为红军输送药品、军用品，还给特委领导人送去从上海购来的书刊。

1934年，闽东革命出现高潮，福安柏柱洋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和闽东特委，敌人不敢越城池一步，税收人员也均龟缩在城里。而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开支很大，财政来源是一大问题。郭文焕凭他的“耳目”多，经常配合游击队，为党筹措大量经费。这时，他家也成了财物转运站，经常有大批银元、物资，由地下党同志三更半夜送到他家里，交他嫂嫂秘密保管，然后由持有暗号的同志前来接运。特别令人钦佩的是，郭文焕为了党的利益，把地主大姐夫的行踪通知游击队，使游击队准确地捉到他当人质，为红军筹集了一千四百块银元的经费。郭文焕一向生活简朴，家里常年以番薯米充饥，却把八斗（约五亩）园地卖掉，分文不留地全部交给党。

1935年初，国民党以数万兵力“围剿”闽东苏区，福安首当其冲。红军独立师作战略转移，分散坚持斗争，革命处于低潮。反动派采取惨无人道的“五光政策”，仅在城关，三天两头就有一批革命同志被屠杀。街头、大树上经常悬挂着革命者的头颅，到处一片白色恐怖。革命队伍内部有人叛变，有人自首变节。郭文焕在这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在坚持斗争的同时，特别重视对同志们的气节教育。他常常在会上，或个别接触时，语重心长地说：“革建命就是要抱牺牲的决心，怕砍头算什么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损害党的利益，要保持革命者的气节。”党内许多同志都知道一件事：早些时候，东区一位同志被捕受刑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郭文焕得知这情况后，料定敌人不会就此罢休，便派人探监，告诫他，如果承认了，敌人必定追根究底，最终仍不免一死。这位同志翻供后，开庭再审时，郭文焕潜入旁听，暗中给这位同志以勇气和力量。敌人虽把这位同志打得皮开肉绽，但他誓死不招，结果被关押到“闽变”时得以释放，仍为党继续工作。郭文焕经常以此事例来教育大家。

1935年2月间，马立峰被红三团团长游聚坤出卖杀害。郭文焕强忍悲痛，在自己家里召集郭源等开会哀悼，同时研究在艰难形势下的斗争方式方法。这时他心中已在酝酿一个计策。1936年10月，倾向共产党的程星龄任福安县长，秘书朱少希是湖南早期的共产党员。郭文焕抓住这个机会，一边通过一位同志与朱少希联系，一边发动东区的革命群众，将叛变后已当上县保安队长的游聚坤犯下的烧杀掠夺罪行，写成近百份控诉书，告到国民党福安县政府。在朱少希支持下，呈报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批准，将游聚坤就地枪决。消息传开，闽东苏区人民个个拍手称快，鼓舞了苏区人民的斗志。

革命受到暂时的挫折，敌人得意忘形，动用他们的一切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屠刀政策的胜利。敌人还将被残杀的革命同志的惨状、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在城关莲池进行照片陈列。郭文焕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派了几位同志，趁深夜机智地将全部照片撕下烧毁。

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他一方面采取巧妙的斗争方式，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一天，他欣喜若狂地回到家里，叫他侄儿买酒。酒后，他躺在床上低声哼着：“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家里人都给弄懵了。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他得知了蒋介石在西安被擒的消息。不久，国民党组织一群人在街上放鞭炮，欢呼蒋介石脱险。面对这变幻莫测的国内形势，他心里结着疑团，想方设法打听党中央的消息。后来他从浙南弄到一份刊载共产党“八一宣言”等文件的《救国报》，立即派人送给叶飞、范式人等。当时闽东特委领导的独立师转战在闽东的深山密林里，没有电台，与中央久已失去联系，对国内形势的剧变毫无所知。他们根据中央这些文件进行研究，确定当时的斗争方针，不再提“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印发了向国民党当局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告民众书》。郭文焕凭他的机智和各方面的关系，将有关国内形势变化的重要情况及时转告特委。不久，他又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和闽西成立抗日军政委员会的消息告知特委。为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1937年初，闽东特委便将闽东人民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军政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也随之改为中国人民红军独立师。

全面抗战的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使郭文焕情绪激昂。他辞去店员工作，由党每月供给有限的生活费，专事革命活动。他一方面与闽东红军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领导县委工作，投入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福安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了由官僚政客拼凑的“抗敌后援会”，工作冷冷清清。郭文焕带领十几位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抗敌后援会”，有的同志还被选为委员。郭文焕夜以继日地为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发动各方面人士，发挥其专长，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斗争，许多革命青年都心悦诚服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全县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洗刷街头的反动标语，亲自写上“枪口一齐向日本帝国主义瞄准”“集中力量抗战到底”等巨幅标语，组织起歌咏队、晨呼队、抗战话剧团，上街头，下农村，演出活报剧，办时事讲座，教唱抗日歌曲。他还亲自参加导演《血洗卢沟桥》《马百计》等话剧，并随党领导的宣传工作团下乡巡回演出，指派陈斯克组成长征宣传队，深入老苏区的山乡僻壤宣讲抗战形势。一时，福安全县抗日救亡的热潮空前高涨。家庭妇女走出厨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农村中，连看牛娃也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赛岐、穆阳等许多乡镇也先后成立了“抗敌后援支会”，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支会的领导工作。福安成立妇女队之后，郭文焕吸收队长林秋玉入党，使整个妇女队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郭文焕还团结当地文化界人士创办《战鼓》旬刊，报导前方抗敌的英勇事迹，鼓舞群众的抗敌热情，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在这同时，他大力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遍布城乡，不少队员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组织。

当民族危亡之际，福建国民党当局仍处心积虑企图消灭红军。范式人等率领的红军队伍在闽浙边界被迫反击浙江保安团的进攻。之后，1937年8月，国民党保安二旅黄苏部又以一个加强连“进剿”叶飞率领的红军游击队，结果被游击队引至宁德亲母岭全歼，给国民党顽固派当头一棒。国民党福建当局在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与闽东红军游击队进行和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指令国民党福安县党部指导员张辅翼设法与闽东红军联系。张登门找郭文焕商量此事。郭文焕召集党员开会研究，同志们担心他一出面显然要暴露身份，郭文焕从大局出发，不顾个人安危承担起这一重任，秘密赶到宁德虎坝山头找叶飞汇报。特委领导经过研究后，指定他与国民党先接触，摸清对方是否有诚意。郭文焕回来后向张表示愿意从中斡旋。郭文焕历来一身商人打扮，这时制了一套蓝布中山装，开始与国民党人士打交道。其时，共产党两位党员陈斯克、雷美丰正在敌人狱中受折磨，郭文焕借此机会，对张辅翼表示，要与红军领导见面，非他们带路不可，使这两位同志得以释放，加强了党的骨干力量。

郭文焕到宁德霍童见黄苏时，黄授予他副官官衔，郭文焕暗暗好笑，为大局出发，他只好将就。他将黄苏意见带回特委，经过几次奔走，特委派范式人为代表开始正式谈判。第一次谈判期间，郭文焕从侧面了解到国民党当局企图收编闽东红军的阴谋，特委领导得此情况保持高度警惕。第二次谈判也由于国民党当局心怀鬼胎而没有结果。这时郭文焕又得知闽南发生了红三团受骗被缴械的“漳浦事件”消息，闽东红军领导同志得报后更加提高警惕，采取了武装戒备。这年10月间，黄苏迫于国内形势，派其副官陆凌汉要郭文焕一道再次与范式人谈判。这次谈判又因国民党方面仍坚持要收编红军而未获结果。后来由于中共中央和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先后派人到福建，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福建国民党当局这才不得不答应闽东特委的条件，达成了协议，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队伍开到屏南石棠集中后，郭文焕回福安，立即为动员各界青年参加新四军而日夜操劳，四处奔走。

闽东特委决定将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一事，印成布告告知闽东广大群众，当时由于国民党长期的白色恐怖统治，印刷厂家不敢承印。后经郭文焕做了说服工作，才在一家印刷店印刷，并为叶飞、范式人等印了署衔的名片。红军北上抗日出发前夕，由郭文焕动员参军的工农子弟和知识分子已达40多人，这些人后来有的成长为新四军高级干部。1938年初，叶飞率领六团开赴皖南，郭文焕依依不舍地送别他们，心里十分怅然。他内心早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与红军一道到抗日前线去，但特委决定他留下就地斗争。他自知身份已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坚持斗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他对党的决定二话没说，坚决服从。叶飞北上后，闽东特委由范式人任书记，郭文焕担任特委秘书长。根据原来的协议，在宁德设立新四军六团留守处，由范式人和郭文焕负责。留守处才成立半个多月，国民党保安二旅旅长李树棠就背信弃义，突然武装袭击留守处，留守处警卫排两位战士中弹牺牲，郭文焕等全部被捕。后经正在福州的范式人向陈仪交涉才获释放。

1939年2月，国民党政府不顾大敌当前，陆续颁布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法令。福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嚣张，闽东的环境日益险恶，斗争更加复杂艰巨。郭文焕从福州回来，在县委会议上，分析当时的严峻形势，要求同志们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教育大家要站稳立场，坚持抗日，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绝不能放弃原则。5月，他在福安湾坞半岭村召集党的基层干部会议，根据省委关于“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指示，部署恢复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会后，立即恢复下南、南中、西区、凤塘等区委组织和一些农村基层支部。这年7月，福建省委在崇安坑口村头召开闽北、闽东、闽中合并成立省委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郭文焕以闽东特委书记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省委委员。郭文焕回到福安召集福安县委会议传达党代会确定的“背靠乡村，向城市发展；开展统战工作，动员抗日力量，支援抗日战争”“在原根据地与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方针。为了向闽东各县委传达贯彻省党代会这一精神，9月10日，他与特委成员陈斯克、郭树干等3人从福安赶赴周宁横坑参加特委会议，一行人途经周宁咸坑水尾的拱桥溪时，与国民党保安队相遇。保安队从他们肩挑的行李中搜出电池、蜡烛等物，便以重大嫌疑将他们逮捕。他们从周宁一路被折磨到宁德县监狱关押，又以所谓“案情重大”转解至三元（今三明）国民党省保安处羁押所。这是个比监狱更黑暗、更残酷、可以随意杀人的人间地狱。

郭文焕在狱中化名郭步青，他和另两位特委同志身份均未暴露，各自采取不同方式对付国民党特务。面对严刑拷打，他始终咬定自己是小商人。他在狱中组织秘密党支部，教育党内同志，要把监狱当作战场，团结多数犯人，采取合法斗争。他主动接近难友，遇到他们有病痛，细心照顾，把家里寄来的钱和食物节省下来，分给难友。狱中每人每天只吃几两粗粮，秘密支部决定发动难友进行绝食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增加了囚粮。由于狱中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赢得了难友的爱戴和钦佩。省委指示当地地下党同志与狱中支部取得联系之后，郭文焕不仅能与省委互通信息，与家中的侄儿也能秘密书信来往，使他感到莫大安慰。地下党的同志还将《政治经济学教程》等书刊秘密送到狱中，供支部同志轮流阅读。郭文焕和陈斯克等对有进步倾向的难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灌输革命思想，争取他们靠拢支部，孤立少数坏人。狱中一位身份已经暴露的同志，在他和郭树干的支持下，与狱外地下党同志取得联系并在其帮助下，成功地越狱逃离了虎口。

由于叛徒告密和福安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密报，福建省保安处特务头目得知郭文焕是闽东党的领导人，如获至宝，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扑灭共产党组织。他们软硬兼施，先以高官厚禄引诱。面对顽固派这一手，郭文焕冷冷一笑，把特务们嘲弄一通。这些刽子手见三番五次的丑恶表演均告失败，便凶相毕露，动用“抽皮鞭”“吊打”“坐老虎凳”“针刺”等十多种酷刑轮番摧残，郭文焕一次次被打得死去活来，瘦弱的身躯被烧红的烙铁烙得皮焦肉烂，鲜血淋漓。但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动摇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他多么希望在刑场上，正气凛然地痛斥顽固派，然后“引刀成一快”。然而他想到同案的两位特委同志，便强忍这种比死还痛苦的肉体摧残。

牛马不如的狱中生活，惨绝人寰的酷刑摧残，郭文焕内病外伤，身体完全被摧垮了。他饮食不进，气息奄奄。时值皖南事变发生，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无比痛恨，更增加内心的忧愤，病情严重恶化。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心里记挂的仍然是革命，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是闽东党的工作。他在给侄儿的信中，转告一位特委同志要坚持斗争：“家事努力料理，一切勿疏懒荒废，勉为其难。”死神一天天向他逼近，临终前，他把陈斯克、郭树干两同志叫到身边，十分吃力地一字一句地给省委口述他的遗嘱，并对闽东党的工作作了指示，勉励同志们斗争到底。

1941年2月1日，这位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战友陈斯克的怀抱中，使尽最后力气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后与世长辞，时年41岁。

当年，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对郭文焕的革命斗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郭培文精神”，指出这种精神是“战胜敌人的伟大因素”。

郭义为

刘宝联

郭义为，原名肇忠，字信昌，乳名太玉生，曾用名周全，1909年农历九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漱溪区古楼乡佛岭村一个农民家里。

郭义为的童年时期正处在军阀当道、豪富横行、农村经济凋敝的年代，加之村中大量田地皆为他乡地主所占有，穷苦农民“日无一粒养鸡米，夜无半点老鼠粮”。父亲郭崇山忠厚老实，母亲李新人是勤俭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祖孙三代7口人，除靠家中仅有的一些薄地外，仍要租种地主一部分土地，同时靠父亲与堂伯合营豆腐店赚一点钱方能度日。要是碰上歉岁荒年，父亲还得奔走他乡兼做土纸帮工才能维持全家的生活。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打下了劳动人民苦难的烙印。

郭义为在幼年时期就进了上罗（属上杭县湖洋）私塾。9岁那年父亲病故。1921年，在亲朋资助下，他到漱溪的新民小学读书，历年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博得师生们的好评。1925年，他考上上杭中学，其所需学费，除宗族中的公赏储谷中每年拨给若干外，全靠慈母筹措。从此，他更加奋发自勉，力求上进，常读各种进步刊物，逐步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

1928年初，郭义为加入了革命团体“上杭文艺研究社”，积极参加抨击社会丑恶势力和宣传革命思想的活动。不久，他加入共青团。同年，又由共产党员郭百筹（文艺研究社编辑）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6月底，他中学毕业后到广东潮梅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6个月。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回家乡，从事党的秘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