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田役（1919.11.27~1989.09.06），山西省榆社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榆社县抗日游击队政治部干事、 四分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初期，历任邯郸地委宣传部长、城工部长、地委副书记，1952—1960年任邯郸市委书记、第一书记。1960年，调河北省工作。 历任省委代秘书长、省委常委、秘书长、副省长、省人委党组副书记， 并兼任省计委主任等职。“文革”期间，郝田役受到严重迫害。1973年恢复工作后， 先后任邯钢党委第一书记、 包头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1980年，奉调到天津工作， 历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市政府顾问、市顾委主任等职。1989年后， 李瑞环同志调京，郝田役受托协助组织天津新的领导班子，积劳成疾，于1989年9月6日不幸在天津病逝。

人物生平

郝田役，原名郝天福，1919年11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榆社县桃阳村。祖父郝步梯是晚清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在本村的私塾里教书，后来从事一些小商品的经营，家境渐渐富裕。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后，晋钞大幅贬值，郝步梯经商借贷，债账多为晋钞，亏空累累。郝田役的父亲郝至德是郝步梯的长子，从小辅助其父经商。母亲张改得勤俭持家，相夫教子。郝田役兄弟2人，他排行居长，一姐一妹，兄弟姐妹共4人。他出生后，祖父起名为“天福”，取“福与天齐”之意。参加革命后，他改名为“田役”，表达了他愿作劳苦大众的仆役，终生报效人民的远大志向。郝田役从小随祖父生活，耳濡目染，受其影响很深。郝田役在1954年写的自传中提到“祖父治学重应用，所以他对子女侧重当时流行的‘新教育’，从没教读过古书，对子女管理也比较宽厚”，“他使我在学习中注意实际，旧知识分子学习，上死啃条文的毛病在我身上较少。”

郝田役8岁入本村的初小，不久就在学校崭露头角，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初小毕业后，为了使他得到良好的教育，祖父把他送到离家较远的县城一高读书。一高是县里最好的学校，教职员多是有学识的知识分子。郝田役入学以后学习努力且方法灵活，成绩总是班里的第一名，常常得到学校的奖励。

1935年夏，郝田役考入山西省立第八中学。学校的设施优良，师资力量雄厚。任教教师都受过大学教育，有的还是留学生。郝田役除了认真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体育活动，很快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同乡好友赵维基曾回忆到：田役同志不仅学习好，而且品德好、操行好，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直到1936年，学校才有了抗日的组织——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特殊合法的群众团体。1936年冬，郝田役参加了牺盟会组织，并接触到本县的一些地下党员，对党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他积极参加牺盟会组织的各种抗日活动，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列宁主义概论等。

1937年9月，一二九师派谴“八路工作团”（即中共榆社县委）来榆社建立抗日武装。10月，郝田役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榆社县游击队。1938年3月，经万华清介绍，郝田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县委决定郝田役担任榆社四区区委书记。根据县委的指示，郝田役在四区发动群众，开展了“扩大民主，改善民生，改造政权”的群众运动。1939年底，郝田役奉调到榆社县委，先后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组织部长等职。1941年3月，郝田役在工作中结识了时任榆社县妇救会组织部长的史云。从此二人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恋，最终结为夫妻，相伴走过了风风雨雨的48年历程。

1942年，根据上级的指示，县委加强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成立了榆社县抗日救国群众委员会，郝田役担任委员会书记。1943年春，郝田役奉调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任干事，负责县及县级以下干部管理工作。期间，郝田役参加了3个多月的太行整风学习，这次整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经过集中学习，政治思想大大提高了。这对以后的工作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局面，是一个大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1946年7月，郝田役奉调到襄垣任县委书记。上半年襄垣已根据中央“五四”指示，进行了土改试点。郝田役到任后不久，8月初，在总结试点村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县委决定进行土地改革宣传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部分干部以各种借口和形式，贱买或者贪占斗争果实，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8月15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做出了严禁干部贱买斗争果实的决定。决定指出：“区村干部在前半年运动中贱买斗争果实者，一律退还群众；二、后半年运动中干部一律不准买。违者必严肃查处。”有效地制止了部分干部贱买贪占斗争果实的行为，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在广大农民翻身的基础上，郝田役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组织农民进行大生产上，以支援前线，保证大反攻和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

1946年8月，根据太行区行署发出的《关于清理财政与整顿财政制度的决定》，襄垣开展了清理财政的工作。郝田役在全县干部会议上作了动员，号召全体千部和全县群众行动起来认真清理检查，此次共清出埋伏粮食257856斤，军鞋2250双（折款90万元）。又整顿出城关市房公产收益60万元。与此同时，还测算了全县地方粮款的收支概算，挤出地方粮小米4000石，大洋300万元，开设了两座机器煤窑，每年收入红利小米3000石，可满足一年的地方粮开支。

抗战胜利后，部分党内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县委在1947年4月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郝田役在总结发言中分析了一年来干部的思想表现，严肃批评了部分干部中出现的“李自成思想”。针对贪图享受，不想继续革命，向党要地位、要福利，不愿参军参战，不愿南下到艰苦的地区工作的错误思想，及时地向这些同志敲响了警钟。

1947年10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了“冶陶会议”，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这次会议中，“左”的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实际工作中片面强调“贫农路线”，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志受到打击。郝田役在襄垣的工作搞得很好，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但由于家庭问题，仍属“回避本籍”范围之列。因此，冶陶会议一结束，不等他回县里交接工作，便令他直接到冀晋南三地委报道。1948年2月，冀南三地委决定，郝田役任临漳县委书记。不久，他的夫人史云同志因同样原因，也被“回避”到临漳。

1945年2月中旬，肥乡整党结束，郝田役任临漳县委书记。面对敌人频频进犯，县委决定恢复对敌斗争指挥部，临近漳河的五区、六区分别成立指挥部，其他各区成立民兵连。全县民兵分段把守漳河一带的村庄，昼夜值班巡逻，形成联防，一有敌情就发信号，其他联防村迅速增援。这样使敌人无空可钻，不敢轻易进犯。

1948年3月，根据冀南三地委指示精神，临漳县将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上来，郝田役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生产上，但他很快发现工作进展缓慢，原因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肥乡整党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干部。有些干部产生了消极情绪，有的甚至离岗回家务农，这种情况也波及到了基层组织，许多村干部感到恐慌，担心下一步就该整乡、村干部了。郝田役意识到不尽快地消除干部中的疑虑，制止消极思想的蔓延，县委的各项指示和指令就不能有效地贯彻下去，全县的生产任务也很难完成。为此，县委指示各区组织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培训班，解决大家的思想顾虑，要求大家放下包袱，努力工作。对那些工作有成效的干部进行表扬，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并引导大家讨论，分清民主和极端民主之间的政策界限。全县先后集训了村干部、新老积极分子1807人，这些同志在以后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1948年3月，郝田役接到上级通知，调冀南三地委任宣传部长。

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才能，为邯郸的稳定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948年的临漳县不仅离国民党盘踞的重镇安阳只有几十华里，而且这里历史上土匪猖獗，社会矛盾尖锐。郝田役临危受命，到任后，他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全面分析当地的各种社会矛盾，妥善地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一年多时间就使临漳出现了社会安宁，干部群众团结，安心生产，土改工作顺利进行的好局面。

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根据中央优先发展重工业、原材料工业的大政方针，河北省决定在生产煤、铁和棉花的邯郸建立工业基地。同时决定将邯郸市升格为省辖市，调时任邯郸地委副书记的郝田役任邯郸市委书记。当时的邯郸市是一个人口不过5万的小城市，市内除刚刚兴建的国营第一棉纺厂和一个老的面粉厂之外，再没有其他像样的工业企业。郝田役到任后，带领邯郸人民艰苦创业，开始抓了“三反”、“五反”后期的处理工作，以稳定全市干部情绪。从1953年后半年开始，就集中力量深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面开始了对农业、 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期间着手研究制定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完成了沁河改道，渚河、支漳河输通，滏阳河张庄桥修建节制闸等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邯郸市区汛期年年被淹的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积极争取筹备建设了邯郸40多万纱锭的纺织基地和邯郸钢铁厂，以及一些地方工业企业的建设，再加上手工业的改造，形成了一批大中小各类企业相匹配的轻工业体系。

1956年底，邯郸、峰峰两市合并之后，郝田役同新的市委一起，在原峰峰市工作的基础上，又抓了峰峰矿区几座老煤矿的扩建和通二煤矿、码头洗选厂（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的两项）等一批国家的、地方的煤矿和几座新建铁矿的建设投产，一座近百万吨的水泥厂也在积极的酝酿之中。至此，在中央政府和河北省委的大力支持下，仅仅数年时间就使邯郸成为轻重工业并举的河北工业重镇。

郝田役具有较高的领导艺术和才能。他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善于把握大局，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1956年，中央决定撤销峰峰市，并入邯郸市，任命郝田役任新的邯郸市委第一书记。 郝田役首先和原峰峰市主要领导达成共识，带头做好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的团结工作， 在市、局两套班子的配备上，郝田役一视同仁，公正透明，而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唯才唯德是举，通过党委会集体研究确定。在合并工作中，郝田役为不伤害峰峰市同志的感情，在传达上级文件时，只讲两市合并的用语。因此，全市上下很快出现了团结一致共谋邯郸建设事业的大好局面。

1973年，河北省的重点钢铁企业——邯郸钢铁厂，由于造反派的捣乱，支左部队难以控制局面，全厂的生产工作处于全面瘫痪状态，日产近3千吨生铁的六七座高炉，每天只有几十吨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先确定派原市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到邯钢工作，这位同志尚未到任，紧接着又明确郝田役主持邯钢的全面工作。郝田役到邯钢后，从调查研究入手，团结大多数，落实好各方面的政策，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对造反派头头分而治之，对于愿意改变目前局面的、表现比较好的，团结使用；表现一般、看势行事的，教育稳定，使其不再成为对立面；对其中一些积极制造动乱并有违法违纪的，以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为名，抓住确凿事实，分别给予政纪、党纪、法纪的处理，这对造反派起了很大的威慑作用。同时，对一批干部落实政策，表现好的委以重任。损坏的机械设备迅速得到维修抢修，炼铁、炼钢、轧材生产迅速得到恢复，正建的二炼钢、中板、650轧机等重点项目的施工进度明显加快。二三个月之后，生产节节上升，当年的生产任务全面超额完成。

高瞻远瞩，注重调研，以杰出的经济才干为天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郝田役对建国后党的宗旨和“八大”精神领悟很深，很早就开始深入学习经济工作，自觉地将工作中心放在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保护发展生产力上。1980年到天津工作以后，他便积极谋划天津市的经济发展蓝图。他潜心研究了天津港口的优势，从宏观上提出了天津港是华北的、是北京的、是大西北的港口，要以振兴港口来振兴天津的思想。大胆地提出了“大陆桥”的构想，组织了自由港的研究工作。受到专家的普遍关注。他还十分关注天津新兴工业，特别是对钢铁行业的短缺品种、汽车、电子、光纤通讯等行业的发展，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使这些企业很快抓住了机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郝田役十分关心天津市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造、改革工作。针对一些企业的具体困难提出了“休养生息、改革搞活”的整体工作思路。他深入行业调研，共同探讨解决实际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地处河北省涉县的天津铁厂连年亏损，有同志建议将其转给河北省，河北省也表示非常愿意接受。郝田役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天津炼钢工业， 没有天津炼铁厂，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不应放弃。目前的铁厂困境是因为建设投资不足，生产能力不配套，企业领导班子更迭频繁，企业整体条件差等历史原因造成的。他提出了“以铁养铁、实行财政包干”的政策（又称“要铁不要钱”），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由于这一“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的政策，使天津铁厂得以休养生息，从而，调动了铁厂的积极性，既解决了天津钢厂的原料问题，又解决了天津钢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同时，由于天津铁厂扭亏为盈，涉县地方也受益很大。他还深入天津钢厂、天津汽车厂，积极稳妥地解决了企业改造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以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为保护干部、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郝田役从不随波逐流、 见风使舵，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明哲保身。1952年，河北省委处理邯郸大名事件时，忽略了两种矛盾界限，对犯错误的同志给予了过重的处理，郝田役不赞成这种做法，被斥犯有自由主义，为此还要给予处分，与会同志多数不赞成，才使田役同志免受处分。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为一级党委不能不按照中央和上级的部署进行工作，但郝田役考虑很多，他认为邯郸城市不大，大资本家不多，大知识分子也不多，而且邯郸又是一个新兴城市，当前经济建设急需各类人才，需要调动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所以他觉得对一些人的错误言论，可以内部批判，不做公开斗争。在一次省召开的反右派会议上，邯郸参加会议的一位同志，以个人发言的形式讲了这个意思，受到省里的批评。在此情况下，市委也只能改变原来的想法，同样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批判北京公开点名的一些右派，市内也找出一些右派一起进行公开批判。但在这场运动中，田役同志主持的邯郸市委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工厂企业中划的右派很少，尽量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和一些老干部。

郝田役还是实事求是的模范。仅举大办钢铁中的两个例子。一是大办钢铁初期，到处放卫星，邯郸也不例外。这时的市委已划归地委代管，每放一次卫星所定目标除各县完成的数字之和外，距目标所缺数字，地委办事部门负责人总是要市委兜底（就是让市委把各县没完成的数字都承担起来）。郝田役坚决不同意这一做法，明确讲，每天生产的数字是多少，就报多少，决不兜底，让工作人员给地区办事部门的同志讲，这是我的意见，请他们转报地委领导同志。从此再也听不到市委兜底的通知了。另一件事，上级让市委大办小土炉，一位省的部门负责同志从邻省带一块陶瓷大窑炼出的生铁，要邯郸学习。郝田役带领市里的有关同志到峰峰陶瓷公司现场办公，并让人到附近省现场调查了解那里的炼铁情况。带回的基本是焙烧的铁矿石就当作是生铁统计了。郝田役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不得已地讲，小土炉要办，集中在一个点上搞，不要到处放火；大窑炼铁也要试。但同时又坚定地说，一定要流铁水的铁，不是流铁水的铁，坚决不能要。与此同时，他紧急召开市委会议，研究部署，划定若干场地，要全市各大工商企业，在或靠近铁路，或靠近矿山，或靠近电厂等空旷场地，按照懂行人的意见，以行业、企业为单位，迅速建起一批6.5、13、28、55立方米的小洋炉，号称为小洋群，并流出了基本合格的铁水。1959年、1960年的邯郸，能够年产出几十万吨生铁，成为天钢、唐钢的重要生铁供应地，就是靠的这一批小洋高炉出的铁。

1962年，峰峰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同志，因反对不按生产规律乱采煤“放卫星”的做法被人诬告，引起了中央和河北省委的重视，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捣的乱。关键时刻，当时已调离邯郸市的郝田役没有坐视不管，他以河北省委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中央调查组，深入峰峰矿区调查，将实情向领导反映，并坚持认为结论应产生在调查研究以后，而不是在其前。终于使领导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改变了成命，避免了一起大的冤假错案，也使峰峰煤矿避免了更重大的损失。

廉洁从政 两袖清风

郝田役是廉洁从政的典范，人民公仆的楷模。他是党的高级干部，在生活中同普通人一样，以“平常心”为人处世，生活力求俭朴，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工作调动、下基层考察，他总是轻车简从，住所也因陋就简，毫不讲究。即使出国考察工作，他也是要求大家尽量减少国家开支。他的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高档家具，衣食也很普通，常常是大锅饭、大众衣。他常穿的一件毛衣多处缝补；去世时穿的汗衫已小洞连连，他常教导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节俭度日，要看到我国和西方国家相比，经济上还有很大差距，不能像人家一样追求高消费；他坚决反对“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认为追求物质享受是产生腐败的原因之一。他对家人要求极严，经常教育子女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坚定政治方向，热爱劳动，尊老爱幼，团结同志；要做好本职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打开局面，不要依赖父母。他也从没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属谋取任何好处。对于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他关怀备至，常用自己的工资接济困难同志；但在职务任用、提拔等原则问题上绝不假公济私、 另立标准，而是和其他干部一样一视同仁。他从不逢迎上级，也讨厌唯唯诺诺、媚上欺下的官场作风。他决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行贿受贿行为，即使一件小小的纪念品也要坚决退回或按市场价付款。由于他的凛然正气，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郝田役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他孝敬父母，但在1965年邢台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刻，他毅然离开了病危住院的父亲，奔赴灾区指挥救灾工作。1976年唐山大地震，郝田役正在唐山学习的爱子遇难。噩耗传来，他心如刀绞。可身为包钢党委第一书记，他首先考虑的是包钢危难的形势：造反派正在煽动派性闹事，生产困难，人心不稳。他将悲痛埋在心里，照常工作，只让爱人代他去唐山料理儿子的后事。1973年，遭受迫害七年之久的郝田役被任命为邯郸钢铁厂党委书记。不少同志认为安排一个省级老领导到一个地级企业任职不妥当。郝田役根本就没把级别放在心上，他说自己还没有企业工作的经历，现在正好补上这一课。并很快赴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到天津工作以后，他任副市长，先分管工业，刚刚熟悉情况，领导决定他改管城建； 管城建工作一段时间，又决定他改管商业； 商业管了一段时间，又决定他管工业，四年内换了四个岗位，而且有些是为了安排别的同志而调换他的位置。从副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市里原决定他到人大常委会任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还没到任，又因为某种原因，决定他改任顾委副主任。在这些常人非常重视的所谓关键问题上，郝田役却表现出难得的淡泊宁静。

1983年政治体制改革以后，郝田役退居二线。但是，市委考虑到他对天津经济工作熟悉等诸多原因，仍让他任市政府顾问职务，同时仍兼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帮助其他同志做经济工作。他继续为天津市的经济发展殚精竭虑，仍然为市委交付的工作任务奔波操劳。1989年在他重病逝世前夕，仍住在大病房内，孩子们要求单独为其开设一间病房， 为他组织一个特护组，不仅被他拒绝，而且被狠狠批评了一顿。田役同志于1989年9月6日不幸在天津病逝。

郝田役对河北、天津有着深厚的感情，按照他本人生前的遗愿，把骨灰撒在黑龙洞，通过滏阳河流经冀州大地，经天津流入大海，他在九泉之下，仍企盼河北、天津大地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