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者》一篇。先秦著作，先韩子，韩子称之。为春秋之末，郑有贤人，著书一篇，号《郑长者》。谓年长德艾，事长于人，以之为长者故也。其说在战国后期影响颇大。

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年)在其编撰的《汉书·艺文志》(下文一律省称为《汉志》)中考察由先秦至西汉时期的学术源流得失，并就所见的不同著作判分学派归属。班氏在载籍中著录了一部佚失已久的作品—《郑长者》，本文即试图对此部佚籍作一探讨。

关于《郑长者》，《汉志》中如此记述:“《郑长者》一篇。”班固自注:“六国时，先韩[非]子，韩[非]子称之。”而唐人颜师古(581-645年)在注解《汉书》，提及《郑长者》作者的时候，引用西汉晚期学者刘向(前77一前6年)的《别录》，指称:“郑人，不知姓名。’，①可知《郑长者》只有一篇，篇幅短小，作者大概生于战国时期，但是在班固的时代，对其身份已不大清楚。到唐代的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也仅能指出其书作者是郑国(今河南省新郑市)人，真实的姓名已无从知晓。另一位东汉学者应韵的《风俗通义》，也透露了一点有关《郑长者》作者的消息:“春秋之末，郑有贤人，著书一篇，号《郑长者》。谓年长德艾，事长于人，以之为长者故也。’，②这里把《郑长者》的作者前推至春秋末年，而“长者”一名的由来，应劲据传闻指出，因为其人年寿较高，阅历比常人丰富，所以得名“长者”。综合来说，《郑长者》的作者是郑国一位年长的贤者。以下为了方便讨论，不妨将郑长者其人视作《郑长者》一书的撰著者。

虽然有学者提出疑问，质疑《郑长者》的实际著作年代③。但可以肯定的是，《韩非子》曾征引其书，而韩非(前280一前233年)是战国晚期人，证明在战国晚期前，《郑长者》业已问世。此外，郑长者曾对战国初期政治人物田子方的言论作出批评(见后文)，这点反证了郑长者的生活年代，必定不可能早于战国初期。把上述两点结合来看，郑长者的生活年代及其书的形成时间，大概界乎战国初期与中期之间。

自《汉志》著录《郑长者》后，到隋唐时期的史志书籍中已不见有关的记载，可知其书早已亡佚。清人马国翰（1794-1857年）加以辑佚，在其《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七十中有辑本一卷④。可惜的是，马氏的辑本未尽完备，仅由《韩非子》中收录了一则《郑长者》的佚文。但正如本文稍后所示，考《韩非子》一书，便会发现当中保留了三则跟郑长者相关的文字，马氏的辑佚工作显然有所遗漏。至于现代学者对《郑长者》的讨论，也殊不多见，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学者曾经谈到这部先秦的佚籍。⑤

以下即根据《韩非子》中存留的《郑长者》佚文，阐述郑长者的思想。《韩非子》中包含的三则《郑长者》佚文，皆集中反映了郑长者对治国原则及为政者从政态度的看法。第一则佚文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田子方问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对曰:“鸟以数百目视子，子以二自御之，子谨周子凛。”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国。”郑长者闻之曰:“田子方知欲为凛，而未得所以为凛。夫虚无无见(现)者，凛也。’，⑥

这里记述了田子方与唐易鞠两人的对话，从射鸟问题谈到治国方法，最后引来了郑长者对田子方的评断。

田子方原名无择，曾为魏文侯(魏斯，前445一前3%年在位)师，是战国初期的政治家。至于唐易鞠，史籍无记载，但他既与田子方会面，自然也是战国初期人。田子方向唐易鞠请教射鸟者在行动时需要慎重的地方，唐易鞠认为射鸟者一人面对数百隽、雀鸟的注视，必须小合翼翼地把自己在粮仓草屋中隐藏起来。即是说，为了提高射中鸟儿的可能，先决条件是不引起鸟儿的注意，然后才把握时机，一矢中的。田子方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并以为可以将其套用作治国的方法。

郑长者听闻田子方的说话后，作出回应，批评田子方虽然知道了统治者在治国上必须把自己隐藏起来(为廪)的重要性，但却不晓得怎样做才会成功。他由此说出了自己的见解:若做到“虚无”和“无现”，便是隐蔽自己的最佳办法。郑长者在这里提出了“虚无”及“无现”这两个概念。

接下来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载的另一则佚文:

一曰:齐宣王问弋于唐易子，曰:“弋者奚贵?”唐易子曰:“在于谨凛。”王曰:“何谓谨凛?”对曰:“鸟以数十目视人，人以二目视鸟，奈何不谨漂也?故曰‘在于谨凛’也。”王曰:“然则为天下何以为此凛?今人主以二目视一国，一国以万目视人主，将何以自为凛乎?”对曰:“郑长者有言曰:‘夫虚静无为而无见(现)也。’其可以为此凛乎!’，⑦

这是另一段内容相近的说法。齐宣王(田辟疆，前319一前310年在位)向唐易子(即唐易鞠)请教射鸟的诀窍，由此申延到治国的问题上，唐易子最后援引郑长者的说法以作回复。

齐宣王问唐易子有关射鸟的要点所在，唐易子答称，关键是要谨慎地隐蔽自己于草屋之中。理由是，要射击的鸟儿数量众多，射者一人二目，但却受到十数倍目光的注视，行踪容易败露，因此必须谨慎地将自己隐藏起来，才可以达成射鸟的任务。齐宣王紧接着问，人君只有两只眼睛监督全国，但全国百姓却用上了千万只眼睛察视人君，怎样才能够替国君建造一间句供藏身以治理天下的草屋呢?唐易子由是引用郑长者的说话，宣称:只要具备“虚静”，便可以做到“无为”和“无现”。这大概就是一种可为国君营建藏身草屋的方法。

第二则引文将第一则佚文里的“虚无”拆分为“虚静”与“无为”两个内涵更为深细的概念，再加上“无现”，合共有三个重心概念。

最后是《韩非子·难二》所记跟郑长者相关的第三则文字:

昔者文王侵孟(孟或邢)、克苔、举娜，三举事而封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悦)。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夫智者，知祸难之地而辟(避)之者也，是以身不及于患也。使文王所以见恶于封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则虽索人心以解恶，可也。封以其大得人心而恶之，己又轻地以收人心，是重见疑也，固其所以权格囚于美里也。郑长者有言:“体道，无为、无见(现)也。”此最宜于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为智，未及此论也。⑧

在这一段文字里，韩非通过文王(姬昌)被商封王(帝辛)猜疑囚禁的事迹，显示孔子(字仲尼，前551一前479年)赞赏文王的言论，实在不如郑长者的见解高明。

过去，文王曾经攻克了邢(今河南省沁阳县)、苔(今山西省祁县)和绑(今陕西省户县)三地，惹起了商封王的憎厌。文王感到恐惧，遂进献了洛水以西土壤肥美、方圆千里的封地，请求废除炮烙酷刑，普天下高兴万分，皆感戴文王的美德。孔子听闻这事件，赞美文王仁智俱备。文王不在乎用方圆千里的封地以求取废止炮烙的刑罚，是仁的表现;而献出了方圆千里的土地以获取天下的人心，则是智的表现。

韩非跟着指出，孔子认为文王有智的表现，其实并不恰当。假使文王是因为不曾获得人心拥戴而被封王憎恶，则他为了争取人的支持以解除封王的憎恶，便是应该的，但实际上封王却是因为他极得人心爱戴而憎恶他，文王自己反倒轻率地以放弃土地的手法来进一步争取人心，使封王加倍猜忌，结果当然免不了被囚禁于羡里(今河南省汤阴县)的命运。韩非于是引用郑长者的说话，强调“体道”的人，是会达到“无为”和“无现”的，并以为这种见解方适合于文王，才足以使文王不致引起封王的猜忌。至于孔子称美文王的说话，相比之下，便不及郑长者的见解精妙，切合文王政治活动的实际需要了。

韩非的意思是，文王明目张胆地争取人心，将自己的政治意图清楚显示出来，只会促使封王无法忍受而着手打击他，所以文王此举根本就是不智的表现，并非如孔子所说的明智举动。韩非认为郑长者所提倡的“无为”、“无现”，才对文王真正管用，可令封王对文王的政治动向不起疑虑。于此明显可见，韩非有意赞扬郑长者的观点，而贬抑孔子的识见。

把上述三则引文中与郑长者直接有关的文句结合来看，便会发现当中牵涉到郑长者思想中的几个重要概念:“道”、“体道”、“虚静”、“无为”、“无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若将这些概念连贯起来，便会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脉络。

“道”即是道体，是一形而上意义的实体，道体并不是孤悬独存，与世间截然分离的，道体本身所涵蕴的性质，正是世人进行自我修养的依据。郑长者特别强调“体道”，指的却是一种实践修养的功夫，要求践履者对道体有一切身的体悟，并就此体悟加以贯彻力行，务求通过践履的功夫令践履者把握道体的特质，且将这特质透显出来。那么，道体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虚静”。虚静是道体所具有的一种特质，若更确切地说，这其实是指道体本身常处的一种状态—道体经常呈现一种虚空静寂的状态。道体好像没有产生什么活动或含藏什么事物似的，由于没有具体的活动或事物，因而其自身只呈现一片虚空，也由于没有什么活动性的表现，所以偏向于静寂。

践履者体悟到道体的特质后，便能让自身也达到一种虚空静寂的状态，以至于在外在的行为活动与内在的思维意念上，分别做到“无为”和“无现”。“无为”指涉人的行动层面，其表面的意思是无所作为，即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但其更深微的意思，实是指一种非人为的表现⑩，即没有经过刻意计划及预订目标的行动;至于“无现”，则是不把自己的意图、情感表露出来，这是对应人的意念层面来说的。若某人有一意图，必须透过具体的行为(或为行动，或为语言)加以呈示，意图是内在的，行为是外在的，两者紧密相关，互为表里。故此，某人如体悟到道体虚静的本质，而令自身也彰显此特质，即可做到“无为”和“无现”，两者并且是一起达致的。对照上引《郑长者》的佚文，便会发现，射鸟者在射鸟活动中的狩猎举动，以及文王呈献土地以求废止炮烙刑罚的行动，俱是刻意的表现，当中意图不难明白，与“无为”、“无现”说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

为什么只有掌握到“虚静”，才能做到“无为”和“无现”呢?这是因为，“虚静”就是一种不产生活动或抱持事物(包括念虑或意图)的状态。某人若体悟道体的本质，达到虚空静寂的状态，心中只有一片空明，自然不会持任何念头或意图，由此遂能做到“无为”和“无现”。

虽然有关郑长者的思想资料十分有限，但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郑长者对政治问题无疑感到很大兴趣。在从政者治国的态度上，郑长者明显倾向于提倡一种退让的排除积极行动的管治方式，希望主政者尽量减少个人的意图和欲望。但颇具特色的是，郑长者并非孤立地处理统治者的个人修养问题，而是联系到形而上的道体论来建立其构想，他将政治生活与形上世界贯通起来，而形成一颇具条理的思维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