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拓彬 ，男 ，生于1924年2月24日，澄城县刘家洼乡店头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学教员、延大烟场场长、鲁艺东北行军运输队队长、华北联大鲁艺系总务科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被调至国家贸易部工作，先后任科长、副处长、处长、专员、副局长、局长等职。1958年至1964年任驻苏使馆商务参赞。1973年任对外贸易部三局局长。1976年参加中央驻上海工作组，参与清理“四人帮”罪行。1977年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81年任对外贸易部部长，1985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1990年拟任贸易部部长，1992年离休。

郑拓彬，1924年2月24日出生在陕西省澄城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学历。他十四岁那年与小同学、后来的中共广州省委书记关相生一道，远离家乡，徒步跋涉来到延安。于1938年先后就读于延安大学和鲁迅艺术学校，并开始参加工作，曾在陕甘宁边区任小学教员、《新文字报》编辑、鲁艺南泥湾烟厂厂长、华北联合大学科长。1946年随军开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驻满洲里办事处科长、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驻满洲里办事处副处长。此间他又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进修俄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贸易部外国贸易司副处长、对外贸易部处长、专员、副局长、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文革期间曾下方干校劳动。之后任对外贸易部局长、副部长。1981年任对外贸易部部长，为许多文革时的冤假错案平反，让那些老干部恢复工作。1982年任新合并的对外经济贸易部第一副部长（正部级）。1985年至1990年12月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共中央委员。

在他的45年对外贸易生涯中，郑拓彬出访过上百个国家、地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无数历史性的合同、贸易协议书， 经历了人民共和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巨变。从苏联最初对我国的援助，到后来60年代在我国自然灾害时撤回技术、追紧还债，郑拓彬痛苦经历了用苹果还“老大哥”外债的时代，他经常教育年轻一代贸易工作者，在国家强盛之后，仍然不要轻易借贷款、不要盲目依靠外援。他主张国家贸易的重点应侧重于增加出口，节约进口，增加外汇储备。

廉洁奉公是郑拓彬一生的准则。他从不收礼物，至今没有工资以外的任何产权。他感谢国家对他照顾得非常好了，能够在家安享晚年。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刚刚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从僵硬的意识形态中觉醒，一批先知先觉的企业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道路，中国的经济也开始与世界经济融合。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靠少量农产品、手工艺品、矿物资源出口，换一些机械制造设备、民航飞机等进口，贸易额很低。郑拓彬于1981年出任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时，他是近60岁的壮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晚连和家人吃晚饭还没吃完，就又要接待来访者、批文件。他在任的十年，中国贸易进出口额翻了很多倍，出口成分变成了以纺织品、电子、轻工业产品、军工武器为出口，而矿产、农产品为进口的结构。外汇储蓄呈指数激增。

1982年出席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合同的谈判，经过郑拓彬和其他同事的艰苦努力，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声誉并签订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合同。

1982年8月19日，中美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在北京签字，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郑拓彬和美驻华大使恒安石代表中美两国正式签署。

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外经贸部副部长郑拓彬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外贸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得到委员们的肯定。

1985年4月，丹麦外交大臣艾勒曼彦森访华，4月29日外经贸部郑拓彬部长和外交大臣闫森分别代表中丹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鼓励和保护相互投资的协定》。此外还签署了丹麦政府向中国提供混合贷款的协议，以及《中丹科技合作议定书》。

1985年6月6日—11日，牙买加副总理兼外交外贸部长希勒率政府代表团对华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牙工党政府自1980年执政以来向我国派出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及朱启祯副外长分别与希勒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取得了重大成果。

1988年1月25日—28日，秘鲁外长瓦格纳访华。外经贸部长郑拓彬同瓦格纳举行会谈。并与之签署了《中秘科技合作基础协定》。

1989年11月，中国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访问阿曼，期间又与之达成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共识。

1990年对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会见台湾“大陆贸易投资商务考察团”，表示欢迎台湾工商业者到大陆经商投资，同时大陆也愿意到台湾投资设厂，承包工程。

1990年2月26日郑拓彬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贸易和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鲍·本纳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万象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经济科技合作协定》和《关于1990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