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1915年11月-2022年4月1日），原名邹衍桃，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曾任沈阳军区顾问。少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学员、宣传员、通信员、警卫员、青年干事、班长、副科长、科长、局长等职，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学员、组织干事、保安处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支队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参加了上党、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公安纵队政治委员兼公安第一师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公安干部学校政治委员，沈阳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邹衍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2022年4月1日20时20分，邹衍在沈阳逝世，享年107岁。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放牛娃巧布火牛阵

1915年，邹衍出生在兴国县崇贤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28年，13岁的邹衍便参加了秘密农民协会，经常奉命打探消息，传递信件。每逢农协开会，他便机警地在会场附近放哨，14岁时就当上儿童团的指导员。邹衍说，儿童团的任务一个是站岗放哨，查路条，反对封建迷信；再一个就是管制地主（包括富农在内，主要是地主），怕他们做坏事；还有就是帮助禁烟禁赌。这几个方面儿童团做得很好。

1930年9月，在“赣水那边红一角”的赣西南苏区，“十万工农下吉安”的滚滚洪流已波及了偏僻的崇贤乡。年仅15岁的邹衍，丢下砍柴刀，兴冲冲地跟着2000余人的崇贤赤卫队，去攻打吉安。已经是第九次攻打吉安了，数十万赤卫队队员把吉安城团团包围，日夜环攻不息。隆隆的土炮，遮天蔽日的大刀长矛，都没有冲破白军的铁网鹿砦，无数工农的热血，染红了吉水滩头。

邹衍受命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攻城指挥部决定摆一个“火牛阵”，他与一起放牛的伙伴到附近村庄去牵牛，把数百头牛集中起来喂养，牛角上绑上尖刀，然后牛尾巴上吊上鞭炮，身上糊着厚厚的稻草泥巴，随时准备出击。

10月初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吉安城上亮着暗淡的灯光，白军士兵们躲在碉堡里打盹。突然，一声炮响，邹衍与一伙“红小鬼”兴奋地点燃牛屁股上的鞭炮，几百头牛撒开蹄子向吉安城狂奔而去，冲倒铁丝网，踏垮鹿砦，闯入敌人外围工事。邹衍和大人们一起冲入敌阵。横冲直撞的“火牛”，吓得白军魂飞魄散。

一夜混战，赤卫队借助“火牛阵”占领了敌人的外围工事，可是也付出了重大伤亡，尸横遍野，其中也有不少是邹衍的放牛伙伴。他见了，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第二天晚上，当从湖南赶回来的红四军、红五军主力攻城时，军阀邓英已被前一天夜里的激战吓破了胆，乘船沿江逃跑了。

攻克吉安后，赤卫队纷纷编入红军主力。2000名崇贤赤卫队员分别编入红20军和22军。邹衍人小，部队不愿收，可他怎么也不愿回去，缠住红军首长不放，终于在红12军政治部当了一名宣传员。红20军不久离开吉安，渡过赣江，在赣江边遭到国民党的围攻，伤亡惨重，第二年7月返回兴国时，只带回一个团，编入红7军。

红22军在敌人进攻时担任后卫，节节抗击，伤亡较大，退到兴国后，便缩编为64师。崇贤这两千挥戈而去的壮士，在血与火的拼杀中，大部分壮烈牺牲。

1973年8月，邹衍将军重返故里，在南昌与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谢象晃和时任省军区副司令员的俞增林相会，3人相对，回想当年数千名战友幸存无几，不胜感慨，邹衍将军有感而发，赋诗一首：

四十年后返崇贤，战友见面话当年。

热血男儿挥戈去，壮士数千不复还。

如今两鬓已霜染，一一古稀相对仨……

●蔡畅教他做“棉衣”

第三次反“围剿”以后，时任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调邹衍到身边当警卫员。后来，罗荣桓调总政治部当主任，邹衍随之调任总政治部。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保卫战中，邹衍因为及时发现敌情，还受到过罗荣桓的表扬。

邹衍回忆道，那是一天黄昏，为了使罗荣桓政委能好好休息一会，他便自告奋勇担负观察敌情的任务。其实，因为战争打得非常残酷，他自己也是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十分疲劳。但他强撑双眼，紧紧地盯着对面的敌人。忽然，他发现一部分敌人绕过广昌河东岸，正偷偷过桥向我军背后袭来。他意识到敌人要包围我军，立即向罗政委报告，使部队及时撤出阵地，转移到安全地带。罗荣桓很高兴，他拍拍邹衍的后脑勺，爱抚地说：“唔，不错，进步很快。”

1934年10月，邹衍随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在总政治部任通讯班班长，跟随总政代主任李富春。

长征途中，让邹衍难以忘怀的是蔡畅大姐教他做“棉衣”。那是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穿过藏民区，来到夹金山下。这时，司令部命令大家要准备好棉衣。在这荒凉的藏民地区，棉花和布都无处可买。正犯愁的邹衍脑子一转，带着12个“红小鬼”，在藏民的牛羊厩里，拾来一些碎毛，揉在一起，加上布条、纸屑，算是凑齐了棉衣的充料。到了晚上，他们围着篝火，准备做“棉衣”，可谁也没有做过，不知从何着手。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蔡畅大姐走来，关切地问：“你们的棉衣做好了吗？”邹衍赶紧报告说：“蔡大姐，我们不会做。”蔡畅大姐热情地说：“来，我教你们。”一群“红小鬼”围着蔡畅大姐，看着她熟练地把两件单衣叠在一起，缝成夹衣。再把碎毛、布条、碎纸塞进去，铺匀后把口子缝起来。在蔡畅大姐的指导下，邹衍当起了“裁缝”。为防止里面的充料下坠在一起，蔡畅大姐还教他们在衣服上缝成许多四方格子。

忙了半夜，才把一件件粗糙的“棉衣”做好。邹衍把“棉衣”往身上一穿，确实暖和许多。蔡畅大姐还鼓励他们：“嗯，做好了‘棉衣’，明天不掉队才算好汉。”第二天，邹衍随部队登山，山上北风呼啸，离山顶约5里时，积雪盈尺。在路上，可以看见先头部队牺牲的同志，他们穿着单衣，冻僵在路旁。邹衍心跳急促，呼吸困难，头晕眼花，他真想停下来喘口气，可一想到蔡畅大姐的鼓励，就咬紧牙关，裹着“棉衣”挣扎着登上山顶。下山时，他一步一滑，疲惫不堪。在缓坡处索性坐在背包上滑下去。翻过夹金山，接着又翻越了梦笔山、长坂山、打鼓山、仑德山等5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每座雪山上，都有在严寒中牺牲的不少战友。邹衍穿着这件蔡畅大姐手把手教做的“棉衣”，幸运地战胜了死神，走过一山又一山。

●斗智斗勇剿匪擒特

1951年4月，东北军区公安部队正式成立，邹衍任副政委，他参加领导和指挥了隐蔽战线上的斗智斗勇的战斗，仅1952年，就率公安部队与公安部门一起歼灭、俘获海上派遣特务3组80名，空降特务5起33名。最富传奇色彩的是生擒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唐奈和费克图。

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一个情报机关派遣特务5人空投到吉林省边境地区后，全部被东北公安俘获。从审讯敌特中掌握的情况分析，有利用敌特扩大战果的可能。邹衍立即会同其他同志商议并报东北公安部批准，决定利用敌特电台，让立功赎罪的报务员牛松林以负责人的口吻，报告间谍机关，已获重要情报资料，请求速派飞机空援，从而诱捕空降特务。1952年11月29日晚11时，公安部队、民兵、公安人员在长白山老父岭布下了天罗地网。

当飞机空投时，立即开火，飞机坠毁，驾驶员毙命，乘机前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官员唐奈和费克图被俘。这次斗争的胜利轰动了世界，得到了周总理和公安部的嘉奖。后来《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刊发了《击破美国的阴谋》的文章。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邹衍将军又一次次地指挥部队把前来东北偷袭的敌方特务一个不漏地抓了起来。邹衍说：“他们空投了20个武装特务，都是南朝鲜的，在长白山天池附近，开始也没有发现，是我们的森林工人发现树上做了记号，这样我又组织围剿，组织围剿的时候，进到长白山里面我派了两个连队，因为那个森林里面不靠指南针分不清东南西北，雪很深，在那里一路清剿特务，最后还剩两名特务过了鸭绿江逃到朝鲜去了，那时抗美援朝也没什么国界了，追了过去，在朝鲜老百姓家里抓到的20个武装特务一个也没有让他回去。”

1988年从军队领导岗位上离休后，老将军与省内外多所中小学建立了联系，凡是来信提出有关党史军史、理想信念等方面的问题，他都亲自写信回答，共写信近百封，达数万字。几十年来，他心系教育，经常为希望工程、贫困学生捐款，仅2014年3月，就为家乡兴国县崇贤中学捐款8万元。

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我的回忆》

沈阳军区原副政委邹衍将军的《我的回忆》一书，2012年4月2日由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辑出版。

该书从邹衍将军1930年投身革命写起，记述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随中央红军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圣地延安做保卫工作的日日夜夜，参加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的亲身经历，解放战争时期进军东北的战争场景，以及迎接党中央、毛主席进京，保卫开国大典，保卫毛主席访苏等重大事件。全书以质朴的语言、翔实的资料，较为准确客观地反映时代精神，表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和真实感，同时也折射出作者高尚的气节与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