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吉成，1927年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荣庄子村，1938年2月参加革命。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随身警卫，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军区副司令，并长期做外宾警卫工作，多次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2006年12月25日23时26分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79岁。

邬吉成，神池县荣庄子村人，1927年生。祖父邬福林，据说曾在西安考取过举人或秀才，后回故里教书为生。其父邬德仁以经营小生意和种地为业，因他有点文化，尚能为打官司者写个诉状之类，因而兼任衙门书记之职。邬吉成出生不足一月母亲周氏就撇下他和年幼的姐姐而逝，父亲为他娶了继母，又生了一个妹妹。就在他六七岁时，祖父和年仅36岁的父亲相继撒手人衰，继母带着其亲生的女儿另行改嫁，姐姐无奈当了童养媳，真是“祸不单行”。父亲弥留之际，深知邬吉成幼失怙恃，要他到宁武延庆寺出家为僧而堂伯说他是父亲一支的“独苗” ，要保香火，不能出家。于是就由堂伯、堂叔轮流抚养，才幸免终日与青灯木鱼相伴。

在堂伯和堂叔轮流收养之际身小力薄的他就开始学干农活。堂叔家境较为宽裕，活计较轻，吃的也较好；而堂伯家孩子多，负担重，家境贫寒，因而滋生出堂伯的坏牌气，每遇到不顺心事，他就冲着邬吉成出气，开口就骂，动辄就打。他无法忍受虐待，曾多次逃往其他亲戚家躲避，但有关邬吉成的事，只有堂伯说了算，只有他作主，故而邬吉成最终还得回到他家中。

1937年12月的一天，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惹得堂伯大发雷霆，将他痛打一顿，脸部、身上多处出血。邬吉成被迫出逃，并决心再也不回他家。隆冬的神池，气温接近零下30度，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冻得他无处藏身，就钻到本村郝姓人家的草垛里挨了一宿。第二天，当主人发现时，已被冻僵。他被领到郝家吃了饭，喝了汤，身子才渐渐暖过来。恰好郝家住着国民党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35军的两个下层军官，知道邬吉成的处境后，说要领他去当兵。当天下午，11岁的邬吉成就随他们离开荣庄子到了35军驻地义井镇。因为年纪太小，没法扛枪打仗，暂时就当了勤务兵。时隔不久，35军要调往绥远（今内蒙古一带），临走时觉得他这个什么也干不了的勤务兵实在是太累赘，就打发他回家。无家可归，就在神池城郊流浪，几天都未吃上一口饭。一天，他流浪到县城西北30里的大严备镇村，饥寒和困累使他倒在一个叫李培根的人家门洞里昏睡过去。

李培根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19团的一个连长。当时正回乡一边探家，一边到邻村招募新兵。他虽得悉邬吉成苦不堪言，可年岁太小，不宜当兵，于是便打算将他收养在家。但邬吉成听说他所在的部队平等待人，决心要随他参军。李培根经不住邬吉成死缠，遂于1938年2月将他带人部队，编人1营2连，当了一名勤务兵，3个月后改任连队司号员。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属山西新军，挂着阎锡山的牌子，实际上是由抗日民众和进步青年所组成，且受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第四纵队19团是1937年由晋西北几个地区自卫队合并组成，几经扩展后编为游击7团，划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建制后改称203旅19团。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该团改属中共领导的晋西北军区。不久，邬吉成参加了该团与阎锡山顽固军的几度激战，他总是以自己“嘀嘀哒哒”的嘹亮号声，一次又一次地鼓舞和振奋起战友们奋勇杀敌的士气。

1940年二三月间，在临县白文镇，部队与深人晋西根据地复地扫荡的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19图守在正面主阵地，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发起轮番攻击。邬吉成所在的1营2连为争夺一个生死攸关的咽喉要道保障全团转移，向敌人发起六七次冲锋，战斗异常激烈而残酷，2连130余人生还者仅剩30余人，邬吉成是一个幸存者。战斗结束后，全团官兵渴得将山间一条小溪喝得断了流。人秋之际，邬吉成在文水县随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春，邬吉成由1营调往3营，驻守方山县胡浦村。这里是敌我交错的边缘，常发生拉锯式战斗。秋后敌人向根据地进攻，平时，大部队移驻于村后山上，村子后山上留一个军事哨观察敌情，通常为一个排。那时，邬吉成作战之余养了一条狗。这一次，担任军事哨的部队将他养的狗留下带在身边。一天凌晨日军偷袭，把羊皮大衣翻穿在身上，混在羊群中悄然向胡浦摸了过来。而他们几个放哨的战士一夜间未发现敌情，临明前却打起了肫，幸亏狗为他们报了讯，才避免了一场恶战。

1942年，部队实行精兵简政， 19团改编为19支队，亦称忻崞支队，转战于晋绥军区六分区所属忻县、崞县、宁武、静乐等地。是年严冬，一次在宁武县老君洞设伏，部队在冻得邦邦硬的地里埋伏了6个小时。第二天凌晨，当敌人进入伏击圈、首长下令开火时，竟有不少步枪和机枪的枪管内润滑油被冻凝固而打不响，参战人员被冻伤者十有八九，有的还很严重。连长命邬吉成吹号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他的嘴唇却冻在军号上，撕下一层皮，疼得要命，致使战斗虽获胜利，但未能实现全歼敌人的预想。

1943年是抗8战争极为艰苦的一年。这一年，17岁的邬青成由司号员转为一名扛枪打仗的战士。连里仅发给他1支德国造老套筒步枪和3颗子弹，其中还发现有1颗打不响的“臭子”。在4年左右时间里，他参加了二三十次对日作战，3次负伤，被定为二等残废。也就是在这些战斗中，他利用极原始的武器，凭着机智和勇敢，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不少枪支，被评为“战斗模范” ，提升为班长。此后几年，他曾数次荣获“模范”称号，被提升为副排长。

1944年夏秋之交，邬吉成所在的7连突然接到支队的命令，立即赶到同蒲铁路以东，领受护送20多个美国军人到晋绥根据地司令部所在地的任务，然后再由那里的部队送其到延安。这些美国军人是美国振华空军机组人员，在对日军目标实施轰炸时，所驾驶的空中堡垒战机被日军炮火击中，弃机跳伞后被晋察冀军民救起。邬吉成所在部队奉命昼夜兼程，急行军100多里，到第二天夜幕降临，带上这些美国人返回，在轩岗过铁路时与日军巡逻队遭遇。这里是敌占区，不能恋战，必须且战且走，迅速摆脱敌人。可那些美国兵一见双方交火，便吓得趴在地上。因为言语不通，没法解释，无奈之际，只好分出一些人生拉硬拽，拖着美国兵离开交火地带。走了一会儿，和日军脱离接触，美国兵就累得一个个坐在地上不肯动弹。但不敢在那里久留，他们又连拉带扯才拖着美国兵走出危险地带。

1945年初春，中共七大召开在即。中央保卫部门要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政治可靠、军事技能过硬的人员，以充实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是年2月，邬吉成奉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1营1连（手枪连）2排，第一班哨位就在周恩来副主席院外，接着担任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卫。

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期间，邬吉成随中央警卫团保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转战陕北，尽管生活异常艰苦，有时军情万分紧急，但他们都知道毛主席是指挥战斗的能手，跟上毛主席总能打胜仗，因此他们从未有过消沉和失望，却不时传出嘻闹和欢笑声。1948 年，党中央经山西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当路过故乡神池与姐姐见面后，才得知自己家庭的有关情况，也才知道自己原来姓“邬”不姓“吴”。在西柏坡，中共领导的警卫班子进行了调整，成立了警卫处，邬吉成被调到毛泽东警卫班当了警卫员。

1977年，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又改为警卫局，邬吉成任副局长兼局司令部第一副参谋长，他离开常住了10年的钓鱼台国宾馆回到中南海。次年初他又担负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等重要贵宾来华访问期间的安全负责工作。

1979年，邬吉成被调到安徽省军区任副司令员，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扎实工作，为安徽省军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82年8月离休后，在积极参加政治学习、社会公益活动和扶贫工作的同时，他仍念念不忘在毛主席身边从事多年警卫事业的历程。2006年12月25日23时26分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