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基，江苏省常熟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担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邓绍基先生生长在水秀山青、人杰地灵的江南古城常熟。常熟与苏州、无锡等吴中历史文化名城邻近，西倚虞山，城墙从虞山上蜿蜒而过，所以，明人沈玄有“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诗句。诗里所说的“七溪流水”，指的是常熟城里的7条河，分别名一弦河、二弦河，至七弦河，这些河流源自虞山，由西向东穿城而过，像古琴的7根琴弦，所以常熟又名“琴川”。邓绍基先生幼年就读的石梅小学，就在虞山东南麓。小学依山而建，紧挨着著名古迹梁昭明太子读书台。他先后就读过的两所中学———孝友中学和常熟中学，皆处虞山东麓。那里有孔子惟一的一位南方学生言偃的墓园，当地人称言子墓。言子又是孔门中擅长文学的一位弟子。邓先生曾在一首【永遇乐】词中回忆他初中时的学生生活：“春秋佳日，禅房古刹，寻访宋碑唐句。漫登临，剑门舒目，澒濛湖甸烟雨。”可见他少年时代沉浸于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的情怀。 1949年4月常熟解放时，他正在读高中，就开始在上海、无锡和苏州三地的报纸上发表通信和文艺评论文章，还曾为无锡《晓报》撰写评析京剧的专栏文章。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他的老师赵景深教授介绍他加入了上海戏曲评介人联谊会，他在《文汇报》 《大公报》 《新闻日报》 和《新民晚报》发表的剧评颇受同行好评。大学毕业论文选择了关于关汉卿剧作的论题。

1955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邓绍基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大概是到所的第4天，当时的文学所副所长何其芳找他谈话，先问他对工作安排有什么要求和想法，他按照当时的习惯，说：“服从组织分配。”何其芳说：“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工作安排，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个人的志趣和基础也应考虑，在你报到以前，我曾写信给刘大杰先生，他回信说你可以进古代文学研究组，也可进民间文学组。古代文学组现在有两个分组，第一分组主要研究诗文，第二分组研究小说、戏曲，原来打算把你分到第一组去，现在我看了你的论文，发现你摸过元杂剧的一些材料，有点基础，就到第二分组去吧。”邓先生听了很感动，他没有想到他的那篇题为《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创作》的毕业论文竟然起到这样的作用。从此，他进入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大门。

邓绍基先生是1955年10月到文学研究所报到的，那时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组（相当于现今的研究室）的第二分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何其芳领导的《红楼梦》研究小组，邓先生也加入到这个小组。当时还有“现状研究”的任务，即对当时古代文学研究状况作调查研究，必要时撰写评论文章。邓先生也曾受命写过关于元杂剧研究现状的评论文章，他到所后的第一篇12000字的长篇论文就是评论当时元杂剧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为了研究《红楼梦》是否是“市民文学”，要找出参照系，他还接受了研究明代话本小说的任务。这项研究的成果之一是撰写了《谈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这篇论文当时在史学界的明清史专家中曾得到称赞。前几年编成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文精粹》中收录了这篇论文，此书的编者按语中说，它是真正从“人学”的角度，着眼市民思想意识来研讨“三言”、“二拍”的开山之作。关于这个命题，后来的有关文章几乎都没有超过它。这既是赞誉之言，实又是公允之论。 《红楼梦》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后，邓先生开始校读元杂剧，被分配去当孙楷第先生的助手，协助做《录鬼簿》的校注工作。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这些工作很快就停顿了。1958年，邓先生还一度被调去研究当代文学，参与《新中国十年文学》一书的写作。邓先生后来曾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他1959年写的《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一文或许是他研究当代文学的最佳成果，因为后来的多种研究老舍的论文汇编中都收录了这篇论文。直到1960年，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开始，邓先生有机会撰写有关元杂剧的若干章节，本想以此为契机，继续进行元杂剧研究，但因为临时性任务不断，元杂剧研究总是不得不中断，如此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

1978年，当时正处于拔乱反正时期，出于研究工作需要，邓先生写了一系列回顾和反思“五四”并建国以来关于文学遗产研究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计有《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回顾和探讨》《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 《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和《坚持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提高古代文学研究水平》等论文，就五四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承文学遗产的历史经验作了切实的探讨，提出了不少见解，对当时文学史研究界拨乱反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他自己对这些论文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对研究生说过，他知道胡乔木同志称赞过那篇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论文，也当面听到过钟敬文、程千帆和吴调公等前辈专家的称誉之言，但他自己认为那些文章存在着理论上展开不够的弱点。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邓先生在担任中国近代文学会会长期间，在《传统·创新与学术民主———在全国第四届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关于建立近代戏曲文学学科问题》和《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等文章和发言中,就近代文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 那些系列文章，还有后来写成的《国学的新研究与陈独秀的偏激》和《文化论争与学人评价》等文，主要提出了如下看法：正如历史实际所昭示的那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整个革命文学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相对较晚，早期又经历了认识上的误差，直到1938年以后，随着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革命文艺界对继承文学遗产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才达到全面和成熟。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左”的政治影响），在实际中又出现了背离正确理论和认识的错误偏向。鉴于这种历史经验，邓先生认为：在全局和整体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同时在局部和部分上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各种具体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批评范式，用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这种研究不仅仅在于解读和阐释宏观或微观的文学史现象，而是最终做到理论的升华和总结，从而丰富已有的文学观念和理论，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那些论述近代戏曲文学学科建设的文章，代表了邓先生对古代文学（含近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看法：衡量一门学科繁荣发达的主要标志有两条：一是在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研究著作，而其中又出现了人们通常说的权威著作；二是在一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出现众多研究著作的同步现象，产生一批研究家，其中还应有学术泰斗。一门学科的繁荣发达是在历史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追求创新时，总是要利用历史积累。只有创新和积累达到了辩证统一，古代文学学科才会不断发展。基于这样的学术观点，邓先生总是要为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方法》课程，当他应邀到全国各地高校讲学时，也总是选择《古代文学研究与方法论》作为他的重点演讲题目。

在1979年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上列项的《中国文学通史》，到80年代中期，改为《中国文学通史系列》。这时，离开文学所副所长岗位的邓先生，参与主持这一工作，同时参加《元代文学史》的写作。这时，邓先生才得以全力投入元代文学研究工作。撰写《元代文学史》 ，面临的难题不少。最大的难题、可称之为“学术空白”的，是对于元诗的研究。这是一个冷寂的领域，积累奇缺。以文学史著作为例，作为热门的唐宋诗歌且不必说，即使是明清诗歌，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也都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大学生们可以把明诗中的前、后七子以及公安、竟陵派的兴盛衰微背得滚瓜烂熟；对清代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如数家珍般地道来。但对元代诗歌的发展，几乎没有人能说出子丑寅卯来。因为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没有这方面的内容。邓先生决定突破这一难关，把元诗的发展理出一条线索。在着手研究后，他发现前人关于元诗宗唐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只是过于笼统，乃至语焉不详。重新梳理的结果，终于描画出元诗宗唐的前因后果。

其一，它是南宋末年和金朝南渡后分别在南北两个王朝出现的学唐主张在元初的汇合。其二，元仁宗延祐年以后，宗唐之风更加猛烈，终于形成“举世宗唐”的局面。其三，元人宗唐并不专宗盛唐。其四，元代后期出现的“铁崖派”及浙东诗派宗唐代二李（李贺和李商隐），是导致后人批评元诗纤弱的主要缘由。但“铁崖派”宗主杨维桢的“情性”说是明中叶后诗论中出现的尊情抑理的先声。其五，根据历史实际，元代作家中曾有古体宗汉魏，近体宗唐的见解，因此，邓绍基将元人宗唐潮流称之为“宗唐得古”。 其六，元人的“宗唐得古”当可视作是一种“复古”潮流。这种潮流实际上是针对宋诗的若干弊病，也是为了纠正宋代理学家鄙薄诗艺的偏颇，因此也就具有以“复古”为“新变”的性质，并不是模拟式的“拟古”。其七，前人有元诗“四家”或“四大家”的说法，指的是虞集、杨载、范椁和揭傒斯。邓先生认为这个说法并不适合元诗实际。他认为，如果要列出元诗的“大家”，当数以下六位：刘因、赵孟頫、虞集、萨都刺、张翥和杨维桢。其八，明代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提出所谓“诗必盛唐”，不仅针对着宋诗，实际上又是对元诗宗唐实践的继承与发展。关于这点，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史著作中无一论及，而论述元诗宗唐，正好凸显明人宗唐的前因后果。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主编或参与主篇的大型著作有《中华文学通史》、《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华文学通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系百年来第一部元代文学系统论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近百篇，有代表性的是《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的回顾和探讨》、《建国以来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和《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近十年来正陆续发表研究元杂剧的文章，涉及元剧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诸个方面，是为即将出版的《元剧研究》专著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杜诗别解》和《红楼梦论丛》等。目前，还担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邓先生关于元诗的这些研究创获，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不仅如此，在《元代文学史》的撰写中，邓先生对元代散文发展的主要特点、元词继承前代传统和走向衰微的基本情况所作的论述，也是以前文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具有开拓意义。以元代散文为例，本来，元代散文上继唐宋散文，有它的发展特点，但历来不被看重。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对元文评价不高。清代的一部家喻户晓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依次选有秦文、汉文、六朝文、唐文、宋文和明文，却没有选录一篇元文。也就是说，历代对元文的关注和研究都较少。邓先生经过细致的研究，在《元代文学史》中概括了元代散文发展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由于经历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宋代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古文运动”，骈文和散文之争在宋代基本上已成定局，文坛以散文为正宗、为主体的局面早已确立，只是在散文家内部，有关于文风相异及优劣的争论。到了元代，演变为宗唐（实际是宗韩愈）和宗宋（实际是宗欧阳修）的不同倾向。同时出现要超越唐宋文，直追秦汉文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元初的北方士人中，影响不甚大。宗唐、宗宋倾向不断演变，最后趋向于唐宋并尊。第二，宋代理学盛行后，曾出现轻文废文的言论以及与此相关的“谈理派”和“论文派”的分歧。这两种现象在元代散文领域中也都有所反映和表现。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对“谈理派”和“论文派”的调和主张，其直接结果是使元文重经世致用。元代散文总的成就不及唐宋，但在它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直追秦汉和唐宋并尊的观点对明代散文产生过影响。这是元文基本的历史定位。他还指出，从整体上说，元代没有出现象唐、宋时代那样的文章大家，但这并不是说元代散文没有一些较好的作品。明末清初人黄宗羲在元代作家中选择散文名家，标举姚燧和虞集两家。邓先生认为，元末人王祎所举的六家，即姚燧、元明善、虞集、欧阳玄、黄溍和苏天爵，足堪并列。他认为，元文六家之说较之黄宗羲的元文二家之说更为恰当。

正是由于这些超越前人的创见，《元代文学史》在1991年初版后，获得了学界的赞誉，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以后一再重版，被不少高等院校中文系定为研究生教材或必读参考书。

著有专著《红楼梦论丛》(合作)、《杜诗别解》，论文《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回顾和探讨》、《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主编《元代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合作)、《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编委会主任)、《法制教育》等。

《元代文学史》获1992年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6年8月2日晚上，邓绍基研究员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他家乡的友人打来电话祝贺，邓先生当即写了两首七绝，题中说：“感激愧赧，口占二首”，其一为：“情怀素愿记华年，却叹依稀岁月淹。致仕安将名位望，乡心常与雁争先。”另一首写道：“学文原是平生志，授业均为当代贤。碌碌无成悲白发，忝蒙荣誉只惭颜。”这两首诗表现了邓先生一贯的低调和自谦。实际上，他是海内外著名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家，他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数十年，研究领域涉及戏曲、小说、诗文、学术史等多个方面，成绩斐然，多有创获。20多年他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元代文学史上，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入古代文学研究之门。

文学史学者邓绍基去世

京华时报讯（记者田超）3月25日11点19分，著名古代文学史研究者邓绍基因病去世，享年81岁。昨天，邓先生的儿子邓永松告诉记者，父亲生前叮嘱丧事从简，“父亲淡泊名利，我整理他的生平时也回避了外界过高的评价”。

昨天，邓永松接受采访时说：“父亲去年检查出来是胃癌，一开始吃不下饭，后来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身体其他部分，住院期间尊重老人家的意思进行了保守治疗。”邓绍基的侄子邓永楠表示，对伯父的印象有两点比较深，一是他对于学术问题很有钻研，但不会去争夺什么名利，二是对待学生非常热心，很多学生都受过他的帮助。

邓绍基生于1933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数十年，研究领域涉及戏曲、小说、诗文等多个方面。他是中国元代文学领域较早研究者，1991年出版的《元代文学史》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还著有《杜诗别解》和《红楼梦论丛》等。

2011年，邓绍基参与主编的新版《中国文学通史》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该著作共十二卷，被看作是目前规模最大、容量最大、分量最重的中国文学史。据邓永松介绍，前年再版时，邓绍基还没有生病，做了不少拾遗补阙的工作。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