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评传》是2013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王必胜。

《邓拓评传》再现了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邓拓的生平，翔实而客观地评价了他的人生际遇和文化贡献。邓拓的形象在作者（王必胜）笔下更加生动亲切，于朴实中蕴含着思想者的光芒。作者秉持严谨的学术风格，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做到言之有据，征引翔实。本次再版，邓拓之子邓壮提供了很多照片资料，为《邓拓评传》增添了些许现场感。

作者（王必胜）以传为主，以评为辅，注重史实，引人思索。他的社论，一挥而就，切中肯綮；他的诗歌，即兴而发，挥洒自如；他的《中国救荒史》，被称为中国经济史上的“扛鼎”之著；在他的倡议下，首部《毛泽东选集》诞生；他多才多艺，“搜奇访古”，献宝于国家……他也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第一位殉难者。其多舛的命运，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时代的。

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拓评传》代序

第一章 故乡和童年

在“第一山房”

在“凤池书院”

第二章 上海一开封时期

“补读平生未见书”

铁窗风雨唱高歌

哲学论战——崭露思想光芒

“中州客梦寒”

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历史

一部“扛鼎”之著

第三章 晋察冀边区十年

“奋翅越重山”

“战史编成三干页”

引线与号角——数百篇社论的写作

党的新闻事业的财富

宣传毛泽东思想

革命友谊战斗情

“战歌诗思倍匆匆”

文艺理论的探求

散文和报告文学写作

第四章 在人民日报社

“为新生活而奋斗”

社论、时评及其他——深沉思考的结晶

《人民日报》改版前前后后

关于报纸与社论、新闻与哲学

“文章 常助百家鸣”

“屈指当知功与过”

第五章 文之殇：捍卫真理的斗争

《前线》社论和“于遂安政论”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绘画艺术研究和诗歌散文创作

不屈的抗争

不能忘怀的纪念

第六章 结束语

附录一邓拓生平年表

附录二邓拓主要著述目录

后记

修订补记

王必胜，湖北荆门人。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创作以文艺评论、散文随笔为主，著有《缪斯情结》《梦中的风景》《雪泥鸿爪》《东鳞西爪集》，《浮生札记》等；主编有散文年选多种。作品曾获多种文学奖，曾担任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和解放军八一文学奖等奖项评委。

这本写于近三十年前的（1986年6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书，置放了好久，犹如一件衣服，现在拿出来总是觉得它有些不合时宜，不太时尚，有太多的嫩稚和丑陋。几乎在我记忆中忘却的这本书，能够又提起，还能再细读它，并做些修订，我得感谢人民日报社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今年，是我写的传主邓拓诞生百周年，5月份只有中国作协的纪念会和邓拓家乡福州的一个会，但出版社的同志却捕捉到我曾经出版过这本书的信息，他们宽容的接纳，得以再面世，这不仅是对一本书的关爱，是对邓拓这位文化、新闻大家的尊重和怀念，特别是作为他曾经付出过心血以至生命的人民日报社的出版社，有这样的胸怀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他，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为第一本邓拓的传记，当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白手起家，尽可能搜集素材，较为全面地写出主人公的文化贡献和生平历史，但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资料欠缺和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我采取了较为粗线条地展示邓拓的主要成绩，主要是文化贡献，我曾经以“文化赤子”概括他对文化和新闻事业的贡献。所以，以社会历史为经，以传主写作为纬，是本书的基本结构，对邓拓后期的工作经历，特别是被中央领导人批评后的有关史实，稍有谨慎，也大而化之，自己当时就有些遗憾而是自觉无能为力的。于今已有些时日，这段历史明白了些，但说清也难，凭我之力完成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没有太多的深人的研究，也视为难题。再是因为，书出后，因为工作原因，再没有时间作深入下去的研究。阙如者也只好如此而已。

本书出版后有一些反响，不少后来研究者们引用、抄录，有的是内部文章，也有是公开出版物，北京的福建的都有。虽没有标明出处，但如果追究不难取证的，我只当是帮助传扬而显得淡然而已。

因为多年没有再研究之故，这次再版出版社让我可作些改定，我只是对少数地方进行了修删压缩，除了个别地方有些新的评述外，没有太多新资料补充，一是时间关系，再是因为保存原貌，也许更有价值，即使幼稚也问心无愧。

最后，重新写读之时，不禁想起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邓拓夫人丁一岚先生，她几乎把手头的资料悉数给我任意取用，有的地方我已在文中注明。她过世有年，但她那温暖的目光和仁厚的情怀，以及对史实的严谨作风，让我感动，也让我常常想到她是在看着我的写作。借这本书的再修订，当是为她的在天之灵做一次天地问的祭奠吧！

去年《吴晗传》出版时，我曾想过：邓拓同志也应当有一本传记。想不到前几天王必胜同志来访，谈到他最近已完成了《邓拓评传》的书稿，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邓拓同志离开我们快20年了，他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祸的最先受难者。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党的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利用为他们篡党夺权而掀起的一场灾难性的动乱。林、江集团为了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扰乱全国，就抓住所谓“三家村的黑店”，向它开火。《三家村札记》不过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向全党全国发动爆炸的引火线而已，爆炸的重点，并不在引火线上。但是他们这个阴谋，在1966年的4、5月——“文革”初起时，人们是绝不可能看清楚的。所以，当林、江一伙通过姚文元宣告“向三家村反党黑店开火”时，一时之间真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切沉重的压力都加在“三家村”的头上，尤其是加在邓拓同志这位“三家村的黑掌柜”的头上，这是使人难以忍受的；再加上邓拓同志当时本已身患多种疾病，而“革命派”的小将们却开始“破门而人”，搅得天翻地覆，邓拓同志受不了这种侮辱，只得以一死来表示抗争。

我得到邓拓同志去世的消息，是稍后一些时日，当时我虽因失去一位领导和战友而痛心，但也为他在那样疾风暴雨之下能自己解脱自己而庆幸。

“三家村”的另一位战友吴晗同志则死得更加悲惨，是经受了三年的残酷迫害之后，于1969年末死于狱中。我也被关禁着，直到1973年才听到这个噩耗。从此以后，“三家村”三去其二，只留下我孑然一人。

在今天，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党中央已经为十年动乱中受诬陷、受迫害的大批同志平反昭雪，20年前的漫天风雨，早已是烟消云散，现在已经是天朗气清，海天如镜。但是，倘有人再向我提到“三家村”冤案，提到邓拓、吴晗两位战友时，我仍然感觉到摧心裂肺般的伤痛，同时也百感交集，连谈话都不知道从何处谈起。

幸亏关于邓拓同志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的光辉大道，他的一生革命的经历，他作为党的优秀的文化战士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一切优异贡献和成就等，都大体反映于这本《评传》之中，用不着我再来一一加以评介了。在这里我只就我同本书作者王必胜同志交谈中，听他一再提到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问题，略谈我的一点看法。

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遭受政治上的迫害，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这在中外历史上不但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屡见不鲜。问题不在这种历史现象的必然出现，而在它竟然出现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横扫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这就使“文化大革命”成为历史纪录的一个突破点：大革文化命。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破历史纪录的文化大灾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问题有正确、详尽的分析与论断，除开《决议》所指出的“文革”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以及个别领导者的错误思想之外，我还从《决议》中发现我们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一条长期存在的“严重的左的偏差”。在这里我且引一段《决议》的原文为证：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里所说的“左的偏差”，是指“文革”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曾经发生过多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而且在那些路线错误中，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往往是这种左倾路线摧残迫害的重点。这就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之一。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误解了马克思“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中的“劳动”一词，以为人类的生产劳动只是手的劳动，只是体力劳动。真正的革命力量只有工农业劳动者、无产阶级，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劳动者，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剥制阶级，即使他们投身于革命阵营，也仍旧是无产阶级的异己分子。

这些错误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宣传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这样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一切的教育、科学、文化机关以及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一切知识分子，当然大祸临头，成了重灾区和主要的受害者。

为了彻底破除这种“左”的错误思想，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什么是劳动生产力？完全不用脑力单用体力的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不存在？教育科学文化等脑力劳动算不算劳动？它们同生产劳动的关系如何？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究竟是属于哪个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不需要教育科学文化？需要不需要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

要回答这些问题，非写一本“万言书”不可。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且把它们留待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去作研究的课题吧。我在这里只是把偶然翻到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摘下来，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①

最后我还要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一段话抄下来，供读者参考：

中共中央已经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对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十分正确、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有力的回答，也是我们怀念邓拓、吴晗等一大批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优秀知识分子、反思“文革”历史，引起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去年《吴晗传》出版时，我曾想过：邓拓同志也应当有一本传记。想不到前几天王必胜同志来访，谈到他最近已完成了《邓拓评传》的书稿，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邓拓同志离开我们快20年了，他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祸的最先受难者。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党的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利用为他们篡党夺权而掀起的一场灾难性的动乱。林、江集团为了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扰乱全国，就抓住所谓“三家村的黑店”，向它开火。《三家村札记》不过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向全党全国发动爆炸的引火线而已，爆炸的重点，并不在引火线上。但是他们这个阴谋，在1966年的4、5月——“文革”初起时，人们是绝不可能看清楚的。所以，当林、江一伙通过姚文元宣告“向三家村反党黑店开火”时，一时之间真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切沉重的压力都加在“三家村”的头上，尤其是加在邓拓同志这位“三家村的黑掌柜”的头上，这是使人难以忍受的；再加上邓拓同志当时本已身患多种疾病，而“革命派”的小将们却开始“破门而人”，搅得天翻地覆，邓拓同志受不了这种侮辱，只得以一死来表示抗争。

我得到邓拓同志去世的消息，是稍后一些时日，当时我虽因失去一位领导和战友而痛心，但也为他在那样疾风暴雨之下能自己解脱自己而庆幸。

“三家村”的另一位战友吴晗同志则死得更加悲惨，是经受了三年的残酷迫害之后，于1969年末死于狱中。我也被关禁着，直到1973年才听到这个噩耗。从此以后，“三家村”三去其二，只留下我孑然一人。

在今天，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党中央已经为十年动乱中受诬陷、受迫害的大批同志平反昭雪，20年前的漫天风雨，早已是烟消云散，现在已经是天朗气清，海天如镜。但是，倘有人再向我提到“三家村”冤案，提到邓拓、吴晗两位战友时，我仍然感觉到摧心裂肺般的伤痛，同时也百感交集，连谈话都不知道从何处谈起。

幸亏关于邓拓同志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的光辉大道，他的一生革命的经历，他作为党的优秀的文化战士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一切优异贡献和成就等，都大体反映于这本《评传》之中，用不着我再来一一加以评介了。在这里我只就我同本书作者王必胜同志交谈中，听他一再提到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问题，略谈我的一点看法。

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遭受政治上的迫害，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这在中外历史上不但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屡见不鲜。问题不在这种历史现象的必然出现，而在它竟然出现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横扫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这就使“文化大革命”成为历史纪录的一个突破点：大革文化命。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破历史纪录的文化大灾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问题有正确、详尽的分析与论断，除开《决议》所指出的“文革”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以及个别领导者的错误思想之外，我还从《决议》中发现我们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一条长期存在的“严重的左的偏差”。在这里我且引一段《决议》的原文为证：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里所说的“左的偏差”，是指“文革”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曾经发生过多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而且在那些路线错误中，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往往是这种左倾路线摧残迫害的重点。这就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之一。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误解了马克思“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中的“劳动”一词，以为人类的生产劳动只是手的劳动，只是体力劳动。真正的革命力量只有工农业劳动者、无产阶级，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劳动者，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剥制阶级，即使他们投身于革命阵营，也仍旧是无产阶级的异己分子。

这些错误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宣传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这样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一切的教育、科学、文化机关以及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一切知识分子，当然大祸临头，成了重灾区和主要的受害者。

为了彻底破除这种“左”的错误思想，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什么是劳动生产力？完全不用脑力单用体力的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不存在？教育科学文化等脑力劳动算不算劳动？它们同生产劳动的关系如何？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究竟是属于哪个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不需要教育科学文化？需要不需要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

要回答这些问题，非写一本“万言书”不可。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且把它们留待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去作研究的课题吧。我在这里只是把偶然翻到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摘下来，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①

最后我还要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一段话抄下来，供读者参考：

中共中央已经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对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十分正确、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有力的回答，也是我们怀念邓拓、吴晗等一大批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优秀知识分子、反思“文革”历史，引起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