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贵州局势大体安定，由于巡抚贺长龄的督令，“西南巨儒”郑珍与莫友芝合编《遵义府志》，记载了大量遵义府重大的人物和事件。梁启超曾誉其为“天下第一府志”。《遵义府志》始于道光十八年，历时3年，成书48卷、80余万字。张之洞在其列出的清代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遵义府志》与《汾州府志》、《嘉兴府志》并称三部优秀府志。

郑珍、莫友芝着手修志，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此时上距万历年间遵义知府孙敏政修纂《遵义军民府志》（简称《孙志》已逾二百多年。《孙志》二十二卷，刻本已佚，仅留前半部抄本藏民间，咸、同间毁于战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诏令修志，遵义知县陈瑄代替因公赴省的知府督修《遵义军民府志》（简称《陈志》），迫于时限，《陈志》三十二卷，仓促成书（只三个月），几乎尽抄《孙志》，实为搪塞之作。其后一百五十多年毫无记载。修志之难，于此可见。当时的郑、莫亦茫然无所措手足。郑珍后来回忆说：“议之始，盖茫然无刺手处。留心一年，始知有《孙志》、《陈志》及各州、县《草志》而 得之。又一年，乃悉发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遗旧记、事状。知不可复得，乃始具稿。稿盖数月间事耳（贺长龄《遵义府志序》）。据此可知，郑、莫得到的现成资料极少，绝大多数资料是从“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遗旧记、事状”中重新搜集来的。为使资料准确可信，郑、莫又征引近四百种图籍进行考订，耗去的时间已经两年多了，动手写稿的时间仅几个月而已。编务如此繁重，时间如此短促，郑、莫及其同仁的辛苦程度不言而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史贯二千余年，共设四十八卷、计字八十万言的《遵义府志》成书，一方之全史得以问世。

内容详博，考证精审

郑、莫花两年多时间搜集了大量资料，由于芜杂零乱、真伪莫辩，二君又花极大精力穷源究委，详加考证，从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适录用。

不袭故习，体例新颖

《遵义府志》和体例不专仿一家，独能随事发凡，篇目据实设置，以总括一府之历史与现状而定。

重视经济，关怀民生

以往的一些方志，重人文而轻经济，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工、商业记之甚略，往往以“食货”统而记之，语之不详。有的甚至失记，而于田赋则唯恐有所漏落。这是为官府的征敛服务的。《遵义府志》却不同，农桑、物产、木政（为皇室采木）、坑冶（矿业）各占一卷，农桑、物产篇幅尤多，对生产技术的介绍特详，如土壤分类、品级，宜种何物；耕牛的识别、饲养以及农具的制作、使用；作物的栽培、收藏，无不细述；对山蚕与家蚕的放养、缫丝、织绸的全套操作规程，介绍得颇为精细。可以说，这是遵义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农桑、物产等卷，堪称遵义的《农政全书》或《动植物志》，具有指导生产、发展经济的实际意义。其中就提到了当时在董公寺一带酿酒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小曲酒作坊处处可见，酿造技艺互通互融，仅董公寺至高坪约十公里的地带，就有小作坊十余家。酿造的酒最为出色，被后人命名为“董公寺窖酒”（即如今的国密董酒）。

实事求是，不畏非议

以往一些史家，常沉湎于所谓“三代盛世”的赞美之中，认为那才是“理想之国”。郑、莫根据遵义的历史实际，确认古代遵义地域并无“盛世”痕迹，而是地道的“蛮貊之邦”，一切都处于落后状态。

品评人物，重德重绩

凡对百姓做过好事者，不论官职高低，一概录载其人其事。郑、莫记述其事，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遭叵运清官的同情和对脏官的憎恨，客观上也揭露了封建刑法的残酷。

文笔典雅，叙事生动

郑、莫二人，既是诗人，又是散文高手，兼因学殖深厚，谙熟前朝掌故，所以写起志文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文笔典雅，叙事生动，总能令人得到美的享受。

由于时代的局限，《遵义府志》也难免错讹之处。但瑕不掩玉，《遵义府志》仍然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史学著作，在全国八千二百余种地方志乘中，堪属上乘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