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志斋集》是明方孝孺撰写的诗文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宁海人。他自幼警敏，读书日盈寸。长从宋濂，宋濂门下知名的人皆出其下。洪武十五年，因为吴沉、揭枢的推荐，太祖召见他，喜其举止端整，对太子说：“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来因为仇家牵连，被逮至京，太祖见其名而释之。

建文三年，朱棣起兵南下，孝孺为王之主要谋士。最终燕兵入，帝自焚，孝孺被捕入狱。在朱棣南下时，他的谋士姚广贤曾请求他：“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他。当孝孺被捕入狱后，朱棣召他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而孝孺被召来以后，大哭不止。朱棣对他说：“先生毋自若，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说：“成王安在？”朱棣回答：“彼自焚死。”孝孺又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答说：“国赖长君。”（时惠帝之子年幼）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不悦，说：“此朕家事。”让左右拿笔和纸给孝孺，定要他起草诏书，而孝孺掷笔于地，且哭且骂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命以磔刑杀了他。又因孝孺曾表示即使“灭十族”也不屈服，所以，在处死他后，朱棣以他的一部分朋友、门生（包括廖镛、林嘉猷等）凑足了“十族”之数，共处死与其有牵连的八百七十三人，充军边远地区而死的无法计数，实在是惨烈。

孝孺死后，其门生王徐偷偷地把他的作品保存下来，并编为《侯城集》。其他有心人也保存了著作。明代宣德（1426－1435）以后逐渐传布，定名《逊志斋集》。“逊志”取自《尚书·说命下》：“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意思是谦虚好学，努力进取，才能达到所希望的目标。方孝孺为了策励自己，把自己的书斋定名为“逊志斋”，故用斋名为其著作命名。

该集成编于方氏生前，洪武三十年，友人林右、王绅为之作序。方氏殉节后，其诗文散失殆尽。七十多年后，临海人赵洪收集遗篇，得诗文三百二十四篇，于天顺七年在成都捐俸刻以行世，称为蜀本。又十五年后，黄岩人谢铎、黄孔昭收集到叶盛、林鹗、王汶等所藏的抄本，加上蜀本，共得诗文一千三百余篇，编成三十卷，拾遗十卷，交宁海知县郭绅等刊刻，称为邑本。又四十年后，台州知府顾■与黄绾、赵渊等据此本编为二十四卷，重新刊行，称为郡本。嘉靖四十年，浙江提学副使范惟一与唐尧臣、王可大等以郡本为底本，参校蜀本、邑本刊行，《四部丛刊》据此本影印。此后刊本不出上述本子。

《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包括杂著八卷、表笺启书三卷、序二卷、记三卷、题跋一卷、祭文谏哀辞一卷、行状卷传一卷、碑表志铭一卷、古体诗一卷、律诗绝句一卷。

方孝孺把圣贤作为表率，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热衷于学道修德，期许着有朝一日能恢复周礼。《逊志斋集》卷一《幼仪杂箴》二十首的序开门见山指出：“道元于事，无乎不在古之人。”由于“后世教无其法，学失其本”致使“这者汩于名势之慕、利禄这诱，内无所养，外无所约，而人之成德者难矣。”于是，《逊志斋集》的内容就是说的如何修养心性，成为“明王道”的道德君子。方孝孺认为学道之初要“养其心志，约其形体”，这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加以修炼。因此《幼仪杂箴》列举了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笑、喜、怒、忧、好、恶、取、与、诵、书二十项与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当勉之目”为箴，“揭于左右”，其目的是“近而至乎远”，使修道者由“克己”达到“忘己”，使“其心虚明广大，与天地同体”，从而“参配天地”，几达“圣人之象”。

方孝孺主张“经世宰物”，认为自我的修养不足以成为道德君子的最终目的，“望勿以圣贤之言为空谈，知之欲真，践之欲笃，自欺者欲远大，顾讠是明命，以负天之所授，庶几其可耳”。（卷十《答王仲讠晋》），他反对空谈，主张践履笃实。“人不知学则已，为学不以宋之君子为师而欲达诸古，犹面山而趋欲乎海也。乾淳之学，莫盛于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笃其行，而审于义理之辨，此岂特朱子为然哉？自孔子以来固然矣。”（卷十四《赠庐信道序》）又说“天之授我者，养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笃。用于世，则使……九州四海老单弱之民无不得欲。”（卷十六《适意斋记》）

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以贯之的，而齐家是根本，他说：“圣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诚其念虑，以正其心。然后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后推之齐家，家既可齐而不优于为国与天下者无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尽心治天下之准也。”《字仪九首》序里说：“君子之道本于身行诸家，而推于天下，则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关于如何“齐家”，他又提出了四点：尊祖、重谱、睦族和广睦。尊祖则“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著其德美于天下后世使之没而不忘，久而弥章。君子之为人子孙非以养生为贵而以奉终为贵，非以奉终为难而以思广孝为难。”重谱仅次于尊祖，可以“近叙戚，疏定尊卑。”睦族则“圣人收于万人于一”，广睦使“亲者愈亲，疏者相睦”，“以爱亲心广于天下”。

方孝孺的齐家治国理想以《周礼》的宗法制为“遗典大法”，认为“井田废而天下无善俗”，“宗法废而天下无世家”，因此，他设想按照《周礼》推行宗法性质的家长制。“睦族之法，祠祭之余，复置田，多者数百亩，寡者百余亩，储其入，俾族之长与族之廉者掌之，岁量，视族人所揖辞而退……君子之道自此享矣。”族长有主宰权，定期召开家庭或部族会议，“长者命众生，众生听善恶之在书者咸读无隐也”，根据善恶来进行赏罚，然后“……不善者弃，而后知所戒，然后善者尊而益劝，劝戒立而俗宁有美者乎？”所以，方孝孺提倡“复古之道”，认为《周礼》可以“经世淑民”，行于今日。

方孝孺既守古道，那么对“叛道者”，他肯定是大加抨击的。他认为“今之叛道者，莫过于二氏”。“二氏”即佛、道二教。“事乎老、佛名教之法，其始非而不足观也，而不可以用也。用之修身则德隳；用之治家则伦乱；用之于国，于天下，则毒乎生民。是犹?夷稗之农也，学之蠹也。”（卷十七《种学斋记》）方孝孺尤其反对佛教的灾异妖变，有灵觉的神鬼论思想，他写了《戒妖文》指出：“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招。”对迷信思想看得很透。“……肆意妄言则丧心惑人耳，虽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诞。佛氏务为无稽之论正类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岂皆不若鄙夫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他建议“未能如孟韩放言驱斥使不敢横，亦当如古之善守国者严于疆域斥堠，使敌不能攻劫可也。”

方孝孺的思想，上承宋濂，又一出于朱熹，其理学思想不可谓不正。但是，他的治世良方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朱棣不起兵，他的以周礼治天下的愿望也是难以实现的。

方孝孺除以理学著名外，也以文章著名。他为文纵横奔放，有如长江大河，极似宋人苏轼、陈亮，人称他“出入东坡、龙川间”。诗作不多，间有佳什，主张复古，却倾向宋人。方孝孺的文论、讨论虽也以宣扬儒家正统文学观为主，却又有一些不同流俗之间。他认为文章应注意表现作者个性，在《答王秀才书》中说：“人之为文，岂故为尔不同哉？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不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他不满摹固：“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赞赏苏轼的“神奇变化脱边幅，怒骂嬉戏皆新语”之见。论诗也反对复古模拟，《谈诗》五首之一曰：“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

方孝孺以他不怕夷灭十族，敢与万乘之尊的皇帝相对抗的气节名世。由于推崇他的气节，明清两代对他的文集评价也相当高。《明史·方孝孺传》曰：“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四库全书总目》曰：“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东坡、龙川间。盖其志在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元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故郑瑗《进观琐言》称其‘志气高锐，而词锋浩然，是以发之。’”1913年上海姚文栋《方正学逊志斋全集·序》云：“史称先生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常末视文艺，又称殉节后文禁甚严，故其稿流传阙失脱简颇多。尝受业于宋学士濂，或有讥其所养不如濂之粹者，然果濂与先生遭际不同，未可一概论。要之，文以人重，固悬之日月不可磨灭之书也。”

《逊志斋集》在“靖难”之后被禁，并没有明文禁令，只是通其处死章朴，意味着其著作天然是禁书，用不着另行宣布，成了“不禁之禁”。方孝孺的著作及其被朱棣杀死或被迫自杀的练子宁、茅大方、刘某、王叔英、程通、周玉修等人的著作皆属于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