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词：指清代道光至五四运动前这一时期的一些著名的词诗，据全清词钞的编著者叶恭绰介绍，道光之后的词人便辑有1300余家，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二。中国近代出现过一批较为著名的词诗文人如：作家有谭献、庄□、冯煦、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陈廷焯、赵熙、夏敬观、王国维、吴梅等。

清代道光时期至五四运动前后，大约 100年间的词。这一时期,在政治历史上,跨清代中叶后期至民国初创时期，经历资产阶级改良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级；在社会历史上,经历着封建制度的垂危到帝国主义的入侵,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在词的发展中,则呈现复兴趋势，成为中国古典词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据叶恭绰编辑的《全清词钞》统计，道光以后的词人便辑有1300余家，约占全书收录词人总数的五分之二以上。

前期主要是清道光、咸丰年间。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周济、龚自珍、项廷纪、蒋春霖等。在这一时期的开端，周济大力发挥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等提倡的“意内言外”之说,提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主张,进一步推尊词体,强调词的创作的思想内容，反映了处于封建社会大变动前夜危机日深的形势下，要求密切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总趋向，对常州派词论的最后确立，作出了贡献。作为时代号手的龚自珍，以他特有的时代敏感和文学的独创精神，在一部分词作中反映了历史大转折时代进步文士的伤时感世情绪，和“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丑奴儿令〕）的深沉身世之感。前人赞其词“中有异境”（段玉裁《怀人馆词序》），风格则“意欲合周、辛而一之”（谭献《复堂日记》）。与此相呼应，是一些不专以词名家的政治家,正视现实,惕于危亡，写下一些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词篇，在当时闪耀出特异的光彩。如林则徐的〔高阳台〕《和□筠前辈韵》，邓廷桢的〔水龙吟〕《雪中登大观亭》、〔酷相思〕《寄怀少穆》等。这些作品形成了当时词坛的进步潮流。项廷纪、蒋春霖是这一时期词坛两大家。他们与清初词人成容若一起,被认为是“二百年中,分鼎三足”（谭献《箧中词》）的词人。项廷纪的词，幽艳哀断，功力深厚。蒋春霖的词，才大气雄，时造虚浑，讲律度，工造境，艺术上要求甚高，而不受浙派或常州派的羁绊。但项词大都是写羁愁离思，闲情幽绪；而蒋春霖的所谓“登山临川，伤离悼乱”（《水云楼词序》），又常常是抒写太平天国进军中士大夫的破家离乱之感，表现了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敌视态度，大大影响了他们词作的成就。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词人,还有周之琦、姚燮、黄燮清、陈澧、许宗衡、薛时雨等。他们的作品，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各自的身世之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无论在内容或手法上，都还在传统的程式中逡巡，缺乏新的风貌。从这一时期词坛的总的状况看，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不如诗文作品反映得那么自觉、鲜明和强烈；然而，由于常州词派的崛起和确立，词的地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浙派的“清空”、“醇雅”,脱离社会现实的流弊受到正确的讥议，为后期的词学发展准备了条件。

后期指清同治以后的时期，堪称“词的中兴光大的时代”（叶恭绰《全清词钞》）。这一时期，由于清廷的腐败和外敌的侵凌，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忧国的词人们不能不在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时刻，放眼观察世界，扩大对社会的接触面，发出强烈的呼喊。突出的作家有张景祁、黄遵宪、文廷式、秋瑾、柳亚子和南社诸词人。他们大多是维新运动或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政治上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其词作或谴责清廷的丧权辱国，或轸念民众的灾难，或倡言民主主义革命，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甘屈辱的堂堂气概,慷慨悲歌,意气奋发，在词史上，除南宋的爱国词，罕见其匹。他们的创作，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为词坛输进新的生命和血液。

这一时期，以词为专业而影响较大的作家有谭献、庄□、冯煦、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陈廷焯、赵熙、夏敬观、王国维、吴梅等。他们除了词的创作各具一定的特色、有一定的成就外，在词的理论、词籍校刻、词律和词乐的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影响深广。

谭献是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家，其论词言论，由弟子徐珂辑为《复堂词话》。他力尊词体，推崇比兴，对常州词派的理论作了具体的阐明而又有所发展。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被称为晚清四大词人。他们都承接常州派的余绪，但又不完全墨守常州派。王鹏运提出的“拙、重、大”之说，就是期望能在词的创作上有所突破和扩展。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一时期产生的重要的论词专著。前两种，虽然在理论体系上仍是承袭常州词派，但具体论述不尽相同，并有所发挥和发展，特别是评论词人词作，剖析入微，颇为精到。王国维由于较多地接受了新学的影响，其《人间词话》将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美学及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熔于一炉，提出自成体系的词论，带有明显的时代的特色，对“五四”以前的文坛发生过影响。

这一时期，在词籍的整理和校刻上，继承和运用乾、嘉学者的方法，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如王鹏运之《四印斋所刻词》及《宋元三十一家词》、江标之《灵鹣阁刻宋元名家词》、吴昌绶之《双照楼刊影宋元本词》和朱孝臧之《彊村丛书》及《湖州词征》等，在汇集词集、搜辑遗佚、流传善本、校勘讹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其中以朱孝臧的《彊村丛书》的搜罗尤为宏富，勘订尤为精审。

在词律、词韵的研究上，这一时期继道光元年刊行被词学界奉为正鹄的戈载《词林正韵》之后，这时的作家，更通过自己的作品，审音正律，务求无讹。如朱孝臧曾被王鹏运称之为“律博士”。郑文焯更“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上以考古燕乐之旧谱”，完成了研究词乐的《词源□律》著作。

近代词是中国词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词学发展的角度去考察，有人说它是中国古代词的“一大后劲”或“一大结穴”（叶恭绰《全清词钞后记》）。

近代词目前尚无全编，谭献的《箧中词》和《箧中词续》，叶恭绰的《广箧中词》和《全清词钞》，龙榆生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有较多的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