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迂腐）远（空谈，大道理）而阔于事情（对处理具体的事情没有什么价值）。

这是孟子当时的诸侯对其学说的评价，也是后世某些人对于儒家思想的看法。即主张脱离社会现实。

汉刘向、刘歆父子撰《诸子略》，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观点却与刘向、刘歆父子不同，认为“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显然，司马谈说儒家“迂腐”。

不过，还是司马迁深刻，他看到了儒家的坚守。司马迁说：“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这不是孔子、孟子不知道卫灵公、梁惠王所想，而是不愿意迎合卫灵公、梁惠王的不义之战，所以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这种“迂远”，正是孔子、孟子的坚守。儒家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社会保持向善力量的源泉。

战国时期，善于顺应时代变化的，是法家和纵横家。《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得以求见孝公，他知道最好的政治是五帝禅让之“帝道”，夏商周三王以德治国之“王道”已经堕落，而春秋五霸的“霸道”又比王道等而下之，但是，他为了求得秦孝公的任用，竟然以更等而下之的“富国强兵之术”游说秦孝公，以换得秦孝公的重用。

《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先到秦国，欲帮助秦国“连横”，统一天下，后不得秦重用，归家刺股苦学，后游说六国“合纵”，欲维持战国分裂之局面。后张仪先投奔已经发达的苏秦，其意是想在“合纵”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苏秦不接纳，遂投奔秦国，成为“连横”的智囊。这说明苏秦、张仪为了自己出人头地，对于统一或者分裂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也首鼠两端。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篡改诏书，害死公子扶苏，扶持胡亥上台，纵容赵高指鹿为马，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

战国至秦，不仅有投机的法家和纵横家，还有气节高尚有坚守的儒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立博士制度，而所招揽的博士，大部分是儒生。秦始皇就重大问题，多次征询博士意见，其“民主”精神，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了。但是，对于秦始皇来讲，他需要的是博士们沿着他的思路思考，给他的主意锦上添花，而不是反对他的观点。但是，博士们却不愿意曲意奉承。所以，秦始皇觉得博士“怪异”。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正目的，是所谓“妖言以乱黔首”，“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儒生的执着，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秦始皇残暴如此，但秦始皇长子扶苏却是一个另类，他对秦始皇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哪里听得进去，公子扶苏因此被遣往上郡，远离权力中枢，最后被李斯、赵高和公子胡亥暗算。

虽然有坚守的儒生命运坎坷，但是，那些投机分子，也难免阴沟翻船。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得罪秦惠王，仓皇出逃，欲住宿，因无身份证明，而不被接纳，客店老板告知商鞅：“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也喟然叹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制定的新法令自己无处藏身，他逃亡魏国，魏国因担心得罪秦国，不敢接纳，最终商鞅被秦车裂而死。魏人说：“商君，秦之贼。”虽然这个话有一定的语言环境，但就普遍意义而言，商鞅变法，带来了秦国的强盛，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秦国的灭亡。正如司马迁所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一个刻薄的人，得到现世果报，也可以为后人戒。

《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在勾结赵高立胡亥后，在与赵高的争权斗争中失败，被处腰斩，并夷三族。他临死与他的次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司马迁说，“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这个看法，是很准确的。

被看作“迂腐”的儒生，虽然难免坎坷命运，甚至丧命，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坚持，使社会上少了一部分助纣为虐的人，被看作识时务的商鞅、李斯等人，虽然不一定送命，但也不一定不送命。现世的荣华如过眼烟云，身后的骂名，却世代流传。更因为他们的推波助澜，使社会渐趋黑暗，即使他们得有善终，但是时过境迁，当他们的子孙重新被边缘化以后，他们所酿造的苦酒，仍然可能让他们的子孙和广大的平民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