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女性主义（Multinational feminism）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策略。苏珊·弗里曼（Susan Stanford Frieman）指出，以往的女性主义理论过分强调女性内部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从而掩盖了不同群体求同存异的可能。

“跨国女性主义”并非“全球女性主义”（Global Feminism），因为后者有推崇西方女性主义为普适原则的嫌疑。关于跨国女性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任务，美国布朗大学王玲珍教授曾指出：“跨国女性主义需要一种具有批判性的、全球的、多层次的女性主义政治与实践视角，并致力于在女性中建立一种跨国的政治联盟。但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不断抨击以四海皆准和不均衡关系为模式的女性主义活动，并且认识到，父权制的霸权不是靠一种模式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形态。”

面对当代社会中全球化给女性主义提出的新问题，苏珊·弗里曼提出女性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新思路，即建立“游弋式的女性主义”（migratory feminism）。它是动态的跨界的女性主义，强调身份形成中的互动性、交往性、混杂性、混合性。“游弋式的女性主义”不在两极之间作单选，而是在其间做动态的游弋，这或许有点乌托邦，但可以是一种努力的方向。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范式转型。这些范式转型见证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成长，勾勒出其对权力、身份和社会变革的理解逐步走向成熟的轨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从关注现实的经验世界入手，从包括去殖民运动、种族平权运动、生态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在内的各种运动中获得启示，并且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将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生态理论、族裔理论、后殖民理论等的思想精华兼收并蓄。从发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各种理论联姻，与各种实践结合，在多种学科间穿梭，这种“跨界”和“创新”的姿态彰显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知识革命和知识传播中的先锋作用，为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建设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