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惟熙（1859—1917），字芝珊，
江西省南丰县人，幼随父入蜀，求学于壁山名儒郭兰塘。长于书画，所做书法碑帖融合，气格旷达，沉雄洒脱中寓凝重、老辣、生涩，给人情思隽永，意境清新之感。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光绪十六年（1889年）已丑科
进士。授
翰林院编修，后任会试同考官、国史馆总纂、陕西学政、贵州学政。1900年后，任甘肃省宁夏知府，甘肃省巡警道，代理甘肃布政使，1912年3月，署甘肃省都督兼民政长，主持甘肃军政。1912年10月9日加陆军上将衔。1914年3月，袁世凯派亲信张广建督甘，赵惟熙调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1917年12月30日逝世。
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任陕西学政的赵惟熙接受
刘光蕡提出的“崇实学”、“预教训”、“习测算”、“广艺术”的十二字革新教育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支持创办崇实书院，以讲求实学，培养实用人才为宗旨。 于右任在此求学时爱其器重。
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在废除科举、举办新学运动的推动下，时任宁夏知府的赵惟熙，与举人吴复安将原银川书院改为宁夏府中学堂，地址在文庙。赵惟熙还亲任学堂监督，吴复安任副监督。学堂于同年招收了第一期学生共四十人，分甲乙两班，甲班收秀才，乙班收童生，奠定了
银川第一中学的最早基础。
辛亥革命后，甘肃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中心。一个是兰州的以代理布政使赵惟熙为首的旧官吏和立宪派，他们迫于大势，同时也是为了阻止军学各界“自举都督”，“酿成暴动”，于1912年3月6日，由赵领衔致电袁世凯和资政院表示“承认共和”。另一个是秦州（今天水）的以
黄钺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他们经多方努力，于3月11日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袁世凯为达到控制甘肃的目的，3月15日，正式下令委任赵惟熙署甘肃都督。随后又以兰州承认共和在先为借口，诬蔑秦州独立是“甘心破坏”，“为全国公敌”，强令黄钺取消独立，一切听候赵惟熙命令办理。赵惟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也攻击黄钺为“匪徒逆党”，准备调军围堵。但黄钺不畏强暴，据理抗争。他复电袁世凯，申明秦州独立时，“未闻兰有承认共和之事”，并揭露兰州承认共和后，除“悬国旗”和宣称政纲服制“暂仍旧贯”外，“一事未办”，是名为承认共和，实则沿袭“腐败专制”。至于甘省统一问题，电文表示秦州军政府成立不久，即拟约八条，谋求解决，但赵惟熙等拒不答复，惟以武力相威胁，是破坏统一责任不在我而在彼。黄电义正辞严，使袁无辞以对。但是他为了达到控制甘省的目的，紧接着又蛮横宣称黄“擅拥甲兵，自称独立”，“非辟以止辟不可”。本来就准备采用武力镇压手段的赵惟熙，这时更加狐假虎威，叫嚷黄钺“蓄意扰乱和平，甘为天下公敌”，“不能不诉之于武装”。
对于袁世凯、赵惟熙所加罪名，黄钺能够据理进行驳斥，但同时也暴露了他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他仅仅停留在要求袁世凯承认秦州军政府的合法地位，而没有进一步采取巩固革命政权的措施。他一再向袁表示：“钺始终守和平恬退主义，所以解决稍迟者，正因大总统屡次来电，全与钺事实不符，必俟心迹彰明，方能去此。”因此，当袁世凯顺势变换策略，表示承认他“前次倡议反正，自系误会甘省未承认共和所致”，“心迹实有可原”，赵惟熙也虚伪表示承认他所提解决条件时，他便接受“和平解决”，于6月7日宣布取消秦州军政府了。
袁世凯支持赵惟熙取得了甘肃全省的统治权，赵自然懂得怎样报答这一知遇之恩。他公开宣布将以袁所标榜的“渐进主义”为治甘方针，并向袁保证说：以此“办理一切，自有把握”。他竭诚拥护袁世凯“中央集权”，赞成袁大借款和对各省省长实行任命。与此同时，他又以袁为榜样，实行个人专制。尽管当时的省临时议会远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议长
李镜清也只是一个与革命党人有过某些联系的开明士绅，但由于对他“招权纳贿、任用私人”表示过不满，便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利用狭隘的地方观念和民族成见，挑拨、操纵回族将领
马安良派兵围困省议会，接着又派人于7月17日刺杀了李镜清。连当时北京国务院也认为他的某些行为“殊乖共和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