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宣子之法，也称“夷之法”、 “常法”，是前621年赵盾就任晋国中军将执政后颁布的法律。

前622 年，赵衰（中军佐） 、栾枝（上军将） 、先且居（中军将） 、胥臣（上军佐）在一年中先后逝世，晋国六正突然损失了前四位。前621年春，晋国在夷（地不详）举行蒐礼，重新物色三军六正人选。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赵盾战胜贾季，成为晋国新一任中军主将。赵盾作为异姓取得如此成功，必然实施有利于异姓家族的政策。

赵盾的上台也是晋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时代意义的事件：

第一，晋国的中军主将从此兼任国家执政大臣，军政合一的政权模式正式确立并一直延续下去，从此，国君的权力日渐畏缩，臣强君弱的趋势再难扭转。

第二，颁布了与被庐之法截然不同的“常法”，从此，两部法律所代表的晋国的两种力量、两种趋势，两种历史前途开始了长期的、反复的和惨烈的斗争。

《左传-文公六年》对这部法的内容也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对等级社会的规范

赵盾是异姓大臣， 出于自身及本家族利益， 他对于文公时期确定的严格的尊卑制度自然不会有多少好感，因此，弱化尊卑等级、提倡选现任能，就成为他的法律的必然的价值价值取向。

赵盾的新法也提到了“本秩礼（明确贵贱等级）”，但强调程度远远不如被庐之法庄重和有力。这里强调的是“出滞淹（举荐沉沦是贤人）”、“治旧污（清理积弊）”，在此基础上的“续常职（恢复废除的官职）”，人事安排侧重于“异姓之能”，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例如，三年之后，赵盾的的亲信臾骈（很可能不是姬姓）就被任命为上军佐了。

对于旧有尊卑制度的致命打击，是在公元前 607 年，赵盾杀死晋灵公、迎回晋成公即位的时候。这次晋国又进行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公族本来应该是国家历代国君的子孙，但献公时期，晋国的骊姬为了夺取献公太子和诸位公子的地位，曾经和群臣发毒誓约定：除太子外，国君的其他公子不许在国内生活。于是，晋国几十年来基本没有“公族”这个集团了。现在，晋国决定恢复“公族”的建制，但并不是要发展公室成员的力量，而是由各个卿（六正）的嫡子组成“公族”队伍；同时，卿的馀子（嫡子的同母兄弟）组成“余子”队伍，卿的庶子（非正妻所生）组成“公行”队伍，分别由专人管理，设置公族大夫等官职，负责卿的后代的教育等事项。

这样一来，在晋国的世卿就再也没有同姓和异姓之分了，即使同姓家族，由于分家历史已经久远，与国君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这个举措有利于保障和提高各个大家族后代的素质，密切家族之间的关系。 但也使得国君的势力在国内更加薄弱了。更重要的，文公时期确定的尊卑标准就这样以釜底抽薪的手段被彻底打破了。这么说一信口雌黄，到了公元前 539年，晋国大夫叔向就发出了“季世”的哀叹，其中谈到“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可见姬姓贵族的衰落，这与 100 年前的“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相比，反差是多么地强烈啊！

对平民社会的规范

与被庐之法相反，在对对平民社会的调整方面，由国家作为主体、平民作为对象的行政法律关系有所减弱，而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规范则大有兴起之势，具体有：

刑事法制方面：正法罪（明确刑事法规范） ；辟狱刑（清理狱囚积案） ；

民事经济制度：由质要（使用契约帐册） ；董逋逃（追捕逃反：主要应为追捕逃跑的奴隶，这是周王朝就确立的原则。奴隶当时是财产而不是法律上的“人”，因此这项举措应该视为财产法而不是刑事措施） 。

应该说，赵盾的常法很生动地反映了东周时期的深刻社会演变：一是统治集团的兴替，二是平民社会的活跃。这两条也概括了整个东周时期社会变革的主题。

新、旧的兴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难免反复与波折。

后来的执政士会仰慕宗周的礼法，曾经于前593年重新“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被庐之法的轨道。

晋悼公新政时，还让司空辛、士渥浊重修了士蒍、范武子之法。

士会的孙子士匄执政后，再次颁布新法，从《左传》的记载可以知道，范宣子的法和赵宣子的法基本上是一回事。

到了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宣子的法”终于战胜了“文公的法”，并且以成文法的形式向国人公示，表明东周社会的变革，已经从量的长期积累转化为本质的一次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