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侗(1912~1939)，满族，辽宁省岫岩县人，无党派人士，抗日英雄。19岁入沈阳第二工科学校，后考入东北大学预科物理系。九一八事变后率众抗日。1934年2月与苗可秀等知识青年创建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牺牲后，被公举为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整合辽吉热义勇军余部，成立辽南临时政府，被推选为辽南临时政府总裁兼铁血军总司令。1936年5月因筹集武器弹药,潜行入关,奔走军政界寻求援助七七事变，平津战火骤燃，1937年7月于北平西郊创建国民抗日军，出任总司令。1938年1月，出任八路军晋察冀第五支队司令员。1939年，国民政府任命赵侗为“晋察冀游击纵队”司令，授少将军衔，带部队北上抗日，中途遇袭牺牲，年仅28岁，追赠中将军衔。

赵侗，原名赵连秀，曾用名赵同，号新生。1912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哨子河乡赵家堡子三道虎岭下的一个满族农民家庭。他自小天资聪颖，学习优异。成年后的赵侗高大帅气，人也很聪明，19岁考入沈阳第二工科学校，后考入东北大学预科物理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年仅20岁的赵侗正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书，耳闻目睹日军侵略浩劫。于是，踏上北宁线列车，去北平寻找救国之路。1931年9月，赵侗到达北京，与在北平江西会馆的东北流亡学生苗可秀、张德厚、王中九、张兆麟、赵世光等一百余名，以夜晚之青天白日为国旗，举行“学生军”成军典礼，参加训练班，为建立反帝联盟，开展收复失地运动，积蓄力量，学习军事政事。

1931年12月，赵侗和东北同学军成员参加“东北民众赴南京请愿团”，经津浦路南下到南京，面对党派斗争激烈，无视日军猖獗的时势，赵侗深省：欲光复东北，驱逐日军，需依靠民众，躬身力行，自决自救，武装抗敌。于是，呼吁东北学生应该作为全国青年之先导，奔赴前线，杀敌报国，此举得到流亡学生的响应和东北名宿的赞同。1932年春，赵侗先行实践，与苗可秀、赵伟等，先后挺险出关，返回东北，在母亲赵洪文国的全力支持下，以毁家纾难的决心，不顾日军烧杀的危险，将哨子河三道虎岭作为抗日据点，首先到凤岫地区师范学校和中小学鼓动抗日。岫岩师范距日军驻地和伪县公署仅300米，且校内有日本顾问监督，街面充斥汉奸特务。而赵侗无惧无畏，昂然在大庭广众慷慨陈词，怒斥日军暴行，以超人的胆量，横溢才华，鼓舞师生，唤醒民众。

1932年4月，赵侗和赵伟约集赵象春、白春国、王时庸、顾笑宇、刘壮飞、白君实、孟宪明、孙铭洲等人，在岫岩师范院内孔庙召开会议，组建“学生团”、“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号召“凡热心救国者，不分男女，不论老少，均可入会”。到同年9月底，学生团员发展100余名，成为日后抗战的中坚。抗日救国会会员亦迅速发展，义勇军将领邓铁梅、李子融、刘景文等均为会员。赵侗返回家乡宣传抗日时，正值辽南抗战初兴。原凤城县警甲所长邓铁梅首创东北民众自卫军，夜袭凤凰城，捣毁伪县衙，砸开伪监狱，焚烧日本特务机关，打响了辽南抗战的第一枪;庄河县李子融领导的辽东抗日义勇军以龙王庙为根据地，转战于安东县长泡子、富老坊、大小东沟等地;唐聚五率领辽宁民众自卫军活跃于桓仁、通化东部境内;岫岩伪县长兼公安局长刘景文，虽已俯首于日军淫威之下，却良心未泯、正义犹存，踌躇与率部起义与违心侍敌之间。然而，上述部队皆拥兵割据，不相往来，各自防区极严，部队之间时有摩擦，甚至同室操戈，流血斗争。赵侗分析辽南抗战时局，着眼未来发展，决定游说各部将领，联合抗战。于是赵侗与赵伟，前去拜谒邓、李、刘三位义勇军首领。于邓铁梅处，陈述求同存异，提出统战联合，帮助其谋划发展，壮大武装建议创立军官教导大队，任邓部教育长;于刘景文处，明以大义，晓以利害，激励其舍弃顾虑，揭竿而起;于李子融处，劝其消除本位意识，宣扬抗日一家，不计前嫌，合力对敌。经过几番奔走游说，三路部队终于达成协议，准备共同出兵攻打大孤山，消灭阻止抗日军南进的李寿山日伪军。不久苗可秀来到岫岩哨子河三道虎岭的赵家，见赵侗阖家抗日，不留后路，已将誓言付诸实践，并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如此成绩，感佩之余，与赵侗一起开创三角抗日区。赵侗随请苗可秀任邓铁梅军官学校教育长，与赵伟去东边道联络抗日义士，沿路说降土匪访友部百余众，王泽高、曲江文等等部四百余众。后与来自新宾之李子融、王彤轩、康悦忱、华九江等部义勇军千余众相遇，李、王等极欲与赵侗等返回，化解邓、李以前之误会。赵侗等遂约邓、李相会于龙王庙，自此开始合作。就在赵侗去东边道之时，邓刘联和攻打孤山协议撕毁。邓铁梅袭击岫岩城，并占领岫岩东大街。刘景文恼怒，调回攻打大孤山部队，与邓铁梅民众自卫军激战，将邓部驱出岫岩城。刘并认为此事是赵侗与邓铁梅共谋，因而恨极赵侗，派兵搜查三道虎岭赵家，欲置赵侗于死地。赵侗归来，听说邓刘又动干戈，便不顾杀身危险，前往刘景文部。刘景文感其为抗日生死置之度外，再次应允不计前嫌，联邓攻打大孤山。正是大孤山战斗，使得刘景文由暗地抗日走上公开举义的道路。 苗可秀与赵侗又联络辽南抗日义勇军军长李纯华、五十四路司令邓铁梅、五十六路司令刘景文，以及凤城李春润司令、辽阳王全一司令、庄河刘同轩司令、安凤交界李子融司令、盘锦的老北风、盖县的顾冠军等，在赵侗的家乡哨子河红旗沟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日军的动态、抵抗方针、武器分派等等，并歃血同盟，合力抗战。使得辽南义勇军更为精诚团结，坚决抗日。同时赵侗和苗可秀全力协助邓铁梅赞襄军机，擘画策略，整肃部队，严格军纪，身先士卒带队抗敌。

1932年9月初，李子融部攻大楼房之敌不下，邓铁梅派赵同率领迫击炮营，及步兵独立营，配合李子融攻大楼房，赵侗令炮兵用大炮将敌人掩蔽体破坏，敌人不守逃去。9月中旬，苗可秀为总指挥，赵侗亲率武术队，以大刀为利器，攻打黄土坎，战至次日清晨，敌败退大孤山，击毙敌营长1名、士兵60名，缴获手步枪30余支，子弹10000余发。9月下旬，邓铁梅派赵侗率领迫击炮营，步兵独立营，武术队，共计500名战士，配合刘景文攻打大孤山。赵侗身临火线督战，开展肉搏战，杀声震天，敌我双方均伤亡极重，孤山镇横尸遍野，腐臭熏天。12月初，日伪军开始辽南第一次大“讨伐”。日军的多门师团，阪本师团，独立守备队各一部，共计10000余众。伪军有中央、鸭江、辽河、沈海个地区部队，共计15000众。苗可秀率领军校学生100名，与日军周旋，在刁窝地方与日军1000余名遭遇，激战一日，以少敌众。日军伤亡60名，敌人建纪念碑在其山颠。

1933年春，辽南义勇军相继受挫，连连失利。赵侗与苗可秀、赵伟等人分析形势认为：欲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需有一支意志坚强、训练有素、组织严谨、知礼爱民的队伍。于是赵侗在母亲赵洪文国和二哥赵连秀、同乡白君实、刘壮飞的帮助下，以学生团、抗日救国会为基础，结集优秀青年创立劲斗团和别动队，收缴土匪武装，购买枪支弹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形成一支武装齐备，斗志旺盛，以大中小学生和年轻教师为主体的抗日队伍。别动队有武装齐备之战士100人。由刘壮飞任大队长，白君实副之。别动队一年来，与日伪军轻重战30余次。1934年2月1日，敌人用飞机散布传单离间苗可秀和邓铁梅的关系。苗可秀无奈，于当年3月离开邓部，返回赵家与赵侗同谋壮大队伍，在赵家后山松林里召开会议，改组别动队，成立公开武装组织“少年铁血军”，并向群众和各部队义勇军正式宣告，同时将政治组织劲斗团改为少年团，制定明确宗旨：以黑铁赤血精神，采取全民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会议上，推举苗可秀为铁血军总司令，赵侗为总参谋长兼少年团团务总干事。少年铁血军成立之日，正是日寇举行第三次大“讨伐”的最疯狂时期时期，东北义勇军处在最艰苦阶段，与关内的联系几近中断。刘景文、李子融、弃队入关，邓铁梅被捕殉难，赵家16间房屋及30年积累的家产全部被日军烧毁。但是苗可秀和赵侗、赵伟等，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少年铁血军仍与日寇做殊死战：1934年4月，苗可秀、赵侗、刘壮飞率领第一二大队在黑夜与日军相遇于沙里寨，激战两小时，日军伤亡10余名。5月，苗可秀、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率部一二大队，在凤西之大岔沟，与日军500众激战半日，敌人伤亡20余人，内有中尉连副一名。6月，苗可秀、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盛梅五率领一二三大队，在任家堡子与日军400名接触，相战三个小时，敌人伤亡9人，内有少尉1名。少年铁血军的连续胜利，使得日寇恼怒非常，1934年8月，再次搜捕赵家，将赵侗的母亲赵洪文国、年迈父亲赵英德和年幼妹妹弟弟一家六口抓捕入狱，株连赵氏亲友300余人，试图逼迫苗可秀和赵侗率领的少年铁血军投降。但少年铁血军决不屈服，同年10月，少年铁血军捕获了大汉奸姜人杰，与赵老太太里应外合，逼迫日军以交换汉奸为条件，假释赵氏一家出狱，并解救受株连的百名乡亲。随后赵老太太接受铁血军的指派，携年迈丈夫及年幼子女潜往北平，建立东北义勇军北平联络站，赵侗仍在辽南家乡与苗可秀并肩作战。1935年1月，苗可秀、赵侗、刘壮飞、盛梅五、唐广学率领卫队及一三大队，在赊里沟地方将日伪军150余名缴械，敌人中有白俄、朝鲜、日本、中国四种国籍。3月，苗可秀、刘壮飞、白君实率领地一二联队在沟汤地方，与日伪军激战一日，当晚将一部敌人包围，杀声震天地，火光透云霄，此役日军伤亡150名(内有西泽少佐，长岗指导官等四名)，焚毁战马200余匹，得获敌人机枪两架，马枪60余支，子弹10000余发。6月13日拂晓羊角沟之战，赵侗与苗可秀带领卫队和第一支队被3000日伪军重重包围。苗可秀臀部受伤，由王琦背负冲出战场，秘密转移到凤城二道河农家养伤。6月21日，被日寇察觉，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出中华民族浩然正气。

1935年7月25日，苗可秀壮烈牺牲，铁血军面临日军漫山遍野，食粮断绝，弹药空虚，诸将士相顾失色的局势。赵侗振臂大呼：“我们如今唯有战斗，唯有牺牲，以血肉之躯，前赴后继，抗战到底!”语言极其悲壮，官兵皆为之泪下。当日，赵侗与赵伟、刘壮飞、白君实、唐学广等在岫岩南双庙沟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推选赵侗为少年铁血军总司令，代理少年团总裁，赵伟任总参谋长，王越任政训处长。与会者除铁血军本部指战员外，还有李子融余部阎生堂司令、刘景文余部曹国士司令、邓铁梅余部赵庆吉团长。会议上研究了统一组织、划分区域、发展会员、建立情报网、充实军实、筹备辽南政府等事宜。任命刘壮飞、白君实、阎生堂、赵庆吉、曹国士为各路指挥。通过这次会议，三角抗区分散活动的抗日军再次组织起来，军威振奋，士气旺盛。1936年1月25日，中国第一敌后政府——“辽南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赵侗被公推为政府总裁，兼任铁血军总司令。东边道抗日名将王凤阁为副总司令，第五陆军指挥。梁锡福、孙寿山、朱海山、黄锡山为各路军总指挥。以上部队加之铁血军本部，共计拥有11个方面军，12000名战士。同时，与朝鲜革命军联合组织中朝抗日同盟军，开创了两个被占领国联合抗战之先例。少年铁血军于艰难之时再度掀起抗日高潮：1935年12月28日，赵侗率领卫队及第三路军之十一、十三、十四大队，在凤城西岔路岭埋伏，激战两小时，将日伪六辆运输汽车阻截，保护汽车的白俄与日本人共24人全部击毙，获轻机关枪两架，手步枪20余支，子弹5万发。

1936年1月初，赵侗、白君实率领卫队及第三路军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大队，趁雪夜在老鸟窝一带埋伏，突袭日伪军500名，日军伤亡川田大尉以下50余名，伪军警伤亡30余名。同月，赵侗、阎生堂、赵庆吉、率领卫队及第一、二、三路军之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大队，在大王庙与日伪军800名，激战一日，日伪军伤亡人30余名，内有少尉1名。同月末，赵侗、白君实率领卫队及第三路军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大队，在尖山沟与敌人500众激战一小时，日伪军伤亡20余名。2月，第四路军指挥曹国士率领第十六、十七、十八大队，向岫西活动，行至门楼沟时，与日伪军300名激战半日，击毙日军提茂中尉以下11名。2月，赵侗、赵庆吉、白君实、率领卫队即第二、第三路军之第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大队，在白家河沿与日伪军3000余众激战一日，日军伤亡40余名，伪军伤亡5名。4月，第二路指挥赵庆吉仅率领卫队40余人，在凤岫交界之四方砬子，被敌人800众包围，激战半日，日落天黑，我军撤出阵地，日伪军伤亡30余名。5月，第一路军指挥阎生堂，率领第一、二、三、四大队，在高丽桥子突袭驻防日伪军700余名，获手枪步枪30余支，子弹3000余粒。6月，第一路军之第四大队长王春山率领部队100余名，将驻防凤西大堡日伪军30余名包围，完全消灭，获手枪步枪30余支，轻机关枪一架，子弹10000余粒。

1936年春，日军因急于进兵关内，所以更为急切扫清占领区抗日武装，不仅增派大批日伪军全面围剿，而且开始实行残酷的并村、封锁、清查、株连等三光政策，迫使铁血军无处存身。最为严重的是弹药问题。抗战之初弹药均得之于地方武装，继而得之于伪军暗中支援，加之1933年以前义勇军战事较少，所以当时弹药问题并不严重。但是，随着战事激烈，弹药罄尽，伪军枪种改换，日军严格控制伪军枪支子弹，甚至不战斗不发子弹，参加战斗后还须将子弹壳捡回来报账。如此严格的军火统治，使得少年铁血军弹药来源完全断绝，仅可做极少数之购买，或获之于战役，而且战事频繁，弹药消耗极大。雪上加霜的是，热河的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日寇虎视华北加强封锁，张学良将军等接济东北义勇军的水陆通道也彻底堵塞。由此，铁血军消耗极大，几乎弹尽粮绝。军火供给迫在眉睫。

尤其是苗可秀牺牲以后，总参谋长赵伟亦战斗牺牲，熟悉北平各界支援抗战爱国人士的仅有赵侗一人，于是各部铁血军将领商讨对策，决定由赵侗赴北平，利用师生、校友、同志之情谊，求援军火、药品、人员的资助，并决定由白君实代理铁血军总司令和少年团总裁，领导部队以游击方式，避实攻虚，与日军抗争。其后日伪报纸记载的少年铁血军的战役有： 1936年6月末，第二、三陆军指挥赵庆吉、白君实率领第六、七、八、十一、十二、十三大队，半夜暗袭鸡冠山，完全占领街市，敌军只坚守炮台与车站，激战四小时，我军乃向西撤退，敌人伤亡久保等日军27名，我军得获手枪步枪18支，子弹2000粒。7月，第一、三路军指挥阎生堂、白君实率领第一、二、三、四、十一、十二、十三大队，夜袭沙里寨之敌军，激战4小时，敌人完全溃败，野口等日军20余名伤亡，我军得获子弹4000粒，步枪20支，炮弹4箱。8月，第一、二、三路军指挥阎生堂、赵庆吉、白君实、率领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大队，乘拂晓将龙王庙街市占领，缴获手步枪40余支，子弹3000粒。9月，第二、三、四路指挥赵庆吉、白君实、曹国士率领第六、七、八、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十七大队，乘黑夜将安奉路的长山咀子铁路破坏，突袭晚11时的北上日军车，相战两小时，我军共缴获步枪23支，日军向凤城，鸡冠山逃去。少年铁血军成军以来，转战辽南20余县，历经大小300余战，杀敌4000余，俘日伪军警2000余名，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关枪10余架，子弹数十万发，保存民枪5000余只，轻重机关枪50余架，迫击炮郑弹筒10个，以及缴获其它诸多军用品。

1936年6月底，赵侗到北平后，多方奔走，与沈鸿烈市长、黄杰师长等研究数次，利用大帆船运送军需，由山东半岛一夜渡过黄海至辽南之海岸，由少年铁血军护送登岸。并夜以继日书写《东北义勇军》，悲愤陈述家乡所历所见，同胞流血，志士捐躯，以求得到东北在关内同仁的广泛支援。同时发表《反内战宣言》，以铁血军全体指战员名义通告全国，激昂呼吁：停止党派斗争，团结统一抗日战线，收复东北失地，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首次提出游击战理论，从而成为无党派将领宣言联合抗战第一人。但是，由于日寇开始进犯热河，逼向北平，封锁进入东北水陆交通，加之当时全民抗战尚未开始，筹集军火的计划多次受挫。 由此，赵侗在屡遭挫折的极度焦虑中逐渐清醒，认识到面临敌我力量悬殊，回归东北欲速则不达，非有强大军力而不可。是时，日军于华北建立伪政权阴谋已暴露无遗，战争风云正席卷华北。赵侗与母亲商量决定，立足华北组织武装，形成势力指向东北。于是，去密信与白君实司令，抽调少年铁血军优秀将士，1936年12月起分派王越、刘全一、吴桂良、王鹤林、汪福斗、李崇华、杜景林、纪廷榭、杨作英李宗武、李子清、赵宝忱、张华堂等20余人，分赴晋察、热河、山东秘密活动，考察当地自然环境和武器装备，联合各地民团和潜伏旧军队。同时，在杜月笙、史笙赓、沈鸿烈、马占山、张学良等人以及东北救亡总会的支持和帮助下，赵侗与母亲一同开始购买武器，筹备军火，决定在北平西山起义，建立五台山为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20日，赵侗在母亲的帮助下，率领吴新民、王新华、曹国士、刘凤吾以及高鹏、纪廷谢等24人在清华大学起出藏匿武器，分两路潜出北平城。于翌日深夜到达预定地点昌平县白羊城。并连夜召开会议，宣布武装起义，抗击日寇，打响了华北民众抗日第一枪。1937年8月22日，赵侗率所部智取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按事前研究方案，由吴静宇化装成日军诈开狱门，赵侗等将士一拥而入，首先破坏警报器，割断电话线，缴获全部枪支，然后开监放人，解救包括黄秋野、郭方、李海涛、马载、刘平、韩庄、杨成、王洁青等70余名政治犯在内的587人，其中除一些老弱病残外，有240人参加国民抗日军。缴获3挺机枪，40余支步枪，使队伍迅速壮大到1000多人。1937年9月5日，国民抗日军在三星庄村召开全军军人大会。重新任命了军政委员和各级领导人，正式确定了部队的名称以及标志。大会由赵侗首先宣布全军基本纪律，正式定名为国民抗日军，授了军旗：红色旗帜，白色旗裤，写有“国民抗日军”五个字，还向战士发了红、蓝两色的袖标，红色在上表示战斗，蓝色在下表示祖国河山。国民抗日军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一般人们称之为学生军。从此，“学生军”、“红蓝箍”在平郊群众中遐迩驰名，开始与日寇正面作战。1937年9月8日，赵侗率军发动黑山扈战役，是国民抗日军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使日军连续受挫，死伤累累，飞机被击落，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之首创，侵略气焰遭受沉重打击。北平敌伪《益世报》连续两次从反面报道了黑山扈战斗。国民抗日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消息，也迅速传到国外。10月初，发动妙峰山战役。国民抗日军与日寇一个旅团的兵力，10余辆坦克和10余架飞机周旋，日军伤亡惨重，国民抗日军安全突围，而且队伍离开妙峰山时，发展到1500人，由此国民抗日军声威大震，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于1937年10月26和1938年1月31日，两次以大量篇幅报导了国民抗日军的成立，奇袭德胜门城外的第二监狱以及黑山扈大捷的消息。指出国民抗日军“义声所播，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1980年代曾担任北京市长的焦若愚以及林一民、戴昊、谭伯、胡旭、李望东、曹裕民、黄秋平、邹富夫等中国共产党人士也在此时前来参加国民抗日军。

1937年9月，赵老太太南下。在1938年武汉大决战的非常时期，发表了《对于目前局势的几点意见》，坚定抗战信心，鼓舞国民抗战热情，同时身体力行，率领东北青年和两个女儿去河南太行山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筹划在黄河北岸成立游击队，计划与赵侗率领的河北国民抗日军和东北少年铁血军联合，形成贯穿南北的敌后游击战线。在国民政府东北宣抚使陈调元将军鼎力支持下，成立了光复军太行山北区总指挥部，响应者上万之众，各部抗日武装纷纷归编。1937年11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名义致信赵侗，邀请共同合作。八路军总部代表吴伟带领十余人与赵侗接洽后，赵侗于8月会见晋察冀区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政委邓华。12月25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代表八路军总部宣布将国民抗日军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赵侗为司令员，并筹备成立第五军分区。下辖3个总队，9个大队。一总队长纪廷谢，政治处主任陈太凡，二总队长王建忠、政治处主任杜伯华，三总队长刘凤悟、政治处主任林一民(沈海清)。1938年春节过后，赵侗率部北上向平汉出击，袭击敌占区平汉铁路正定火车站、长寿火车站和行唐县城;3月下旬，参加保卫阜平的战斗，阻击进犯的日伪军，粉碎了敌人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心“讨伐”的计划;4月，在涞源伏击敌人，歼日军3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5月，攻克平北重镇昌平;7月，为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周年，袭击了卢沟桥、宛平、香山、温泉、门头沟、阳坊、南口等多处敌人，攻入石景山发电厂，用集束手榴弹炸毁锅炉，使北平全城连日停电，处于黑暗之中。同时，在昌平、宛平、房山、良乡、涞涿等九县建立抗日根据地，协助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10000余人。

赵侗的平西游击队在北平郊外屡次给日军制造大麻烦的同时，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起因，游击队内的中国共产党干部们有相当多的回忆：“早在“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组织就曾进行部署，要求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凡有条件参加武装斗争的，都应随时准备拿起枪来，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当时，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经组织批准参加武装斗争的一些同志，热情很高，但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也没有军事斗争经验。他们曾多次派人出城去联络抗日的部队，都没有成功。当党组织了解到赵侗等组织抗日武装受挫的情况后，就决定以这支武装为基础，在平西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八月初，党组织派东北中学的共产党员阎铁和徐明两人化装成卖菜的小贩混出西直门，由联络员带领，进入赵侗等领导的游击队了解情况。不久，又派在东北军学兵队受过军事训练的杜伯华、王文、包乾、丁丁(今名冷拙)等进入游击队。当党组织接到阎、徐、杜等的报告后，决定继续派遣党员、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参加这个部队，并派汪之力同志负责这支部队党的领导。当时共产党组织在这支部队中还是秘密的，只能以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救亡总会的名义，经张希尧介绍和赵同、高鹏接头，参加部队工作。汪之力于八月十日同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学委派的三名党员史进前、张如三和尉迟修职一起出德胜门，在西郊冷泉坞见到了赵侗和高鹏。赵安排汪之力做宣传工作。从此，党的工作在部队中开始建立起来。”(梁湘汉、赵庚奇：《平西抗日游击队历史略》)赵侗似乎并没有察觉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有计划地进入自己的游击队，依然积极抗日。赵侗的这支部队，在1938年初已基本蜕变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其具体过程专题限于篇幅不再赘述，简而言之就是采用了内部消化的模式，而赵侗一直在前线战斗，并没有察觉后方的这些变化。正如游击队里的中国共产党骨干王建中所回忆的那样：“党的任务是把这支抗日游击队组建好，争取上层，抓住基层。争取团结上层，由汪之力去做，总队和大队的领导，尽量由党员去担任，这就抓住了基层。北平地下党输送的党员、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在这个复杂的才成立的队伍中，自然成了骨干，赵侗也只得依靠这批人。所以，党员和青年学生基本上抓住营连两级，这是最重要的胜利。”共产党员掌握了军队基层干部之后，整个部队的去向已经不由赵侗决定。据王建中回忆：“赵侗等人主张上太原，找到国民政府和正规军;党内坚决反对，要去找八路军。那时平型关战役已经打过，消息已传遍各乡。继而侦知八路军到察南蔚县，太原已失守。党的主张得到了胜利。”随后，进入八路军的根据地后，赵侗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威胁，据王建中回忆：“部队到阜平之后，学老红军的一切制度、政治工作、经济民主，党已半公开了。党和赵侗进行了斗争。党内决定，罢掉他司令职务。事先党内作了布置，届时提赵同辞司令职时，大家都得举手，结果在一次连以上干部大会上举手罢免了赵侗的司令职务。事后报告给军区，聂司令员批评了此事，认为应当争取团结，帮助他。军区领导还找赵侗谈了一次话，才算没有罢司令之职。”

部队被中国共产党同化之后，赵侗又在毫无实权的游击队司令一职上待了将近一年。1938年8月，终于带着几个随从，以下基层视察为由，秘密脱离了游击队。据王建中回忆：“赵侗逃走，出意料之外。到平西后没有谁和他斗争，看来一是有更大野心，不屑当此小支队司令;二是有内线消息：赵母在大后方、南洋到处作报告，被誉为游击队之母，赵如到重庆一定被重用，所以只带几个人走了。至于怎样通过北平到重庆的，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也有蛛丝马迹，赵侗的表弟吴新民是九连长，突调回司令部，要当警卫连长，王远音坚决不同意。赵侗也找过警卫连长刘柏松谈话，想拉拢刘。刘已是党员，不为所动，他才没办法了。据事后反映，吴新民和赵侗另一心腹王新华，把政治处谁住哪个房间都调查了，有动手搞一下再走的意图，由于警卫连不在，没敢动。”赵侗为什么要“跑”?所谓的“野心”显然不足以解释。其一，时为1938年8月，赵母刚刚抵达武汉，媒体报道刚刚开始，其影响力还没有造成。其二，赵侗离开平西游击队之后，并没有立即选择南下与母亲会合，而是留在北平郊外，试图重新组织新的游击队伍。若需要一个解释，当时赵侗虽为司令，但却丧失了人身自由，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据游击队老战士史进前回忆：“9月，赵侗就带着他最亲信的十几个人逃跑了。我们赶快派同志去追他，劝他回来。他不回来，给我们中队以上的干部写了封信，他说，我几次想对你们一网打尽，但是考虑到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搞了这么久，不忍心下手。我们那时也非常警惕，所以他下不了手。我们为了对付他，我带着政治部专门组织了警卫连，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对付赵侗的突然事变，所以我说你们放岗放哨就是对赵侗放的。那个连非常负责任，所以赵侗没法子，最后跑掉了。”真正能够解释赵侗逃离游击队的，除了其被共产党软禁之外，还有其政治信仰的影响。许多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回忆录都称赵侗“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一帽子的由来，正是其“国社党党员”身份。国社党是当时的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的一个支派。中国青年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即积极派遣党员进入东北组织义勇军抗日，赵侗即是在这一时期加入的中国青年党。青年党的建党宗旨，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其政治立场，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前者，主要是反对其“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后者，则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唯此，才能解释赵侗何以会在1937年的北平公开刊发文章抨击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唯此才能解释何以赵侗并不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军队合作;也唯此才能解释赵侗何以在部队被中国共产党内部消化、自己被架空之后，还愿意在游击队司令位置上指挥部队作战近一年;也唯此才能解释赵侗最后为何选择秘密的和平离开，而不是公开武力翻脸。也唯此，才能解释，何以赵侗到了重庆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屡屡言及的都是团结抗日，而对其部队的丧失，并无只言片语的指责(但在与周恩来的一次会见中，赵侗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在其他抗日力量中“内部造党”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