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费，是指学生在非户口所在学区上学，或是因成绩等其它原因在非录取学校（初中或高中）上学，要交给学校或幼儿园的额外费用。近年来，虽然教育部多次强调不允许学校向家长收取赞助费及其它各种名目的杂费，但这一现象并非得到制止，赞助费居高不下，不少大城市的幼儿园的赞助费就高达10万元以上。2012年8月22日，部分幼儿园取消赞助费，收费标准15年来首调整。

赞助费狭义的是指赞助学校建设。跨学区就学的学生（农民工的孩子），学校收取的费用叫“借读费”。但是国家已经取消这项费用。但是少数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赞助费”。尤其是北京地区很多幼儿园，小学收取赞助费屡禁不止.

赞助费广义的还包括各种行业协会、行政机关对其管理对象收取的费用。

借读费与赞助费区别

借读费和赞助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是外地户口要在某市读书的一定要交赞助费，而借读费是每个学期交的，现在报纸上说取消借读费的是有条件限制的，受惠的人并不多。

现如今，赞助费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借读费”了。不少初中，高中里都有收“赞助费”的现象。在我身边，这种现象尤其突出。不少学生初中升高中时中考成绩不理想，但是又想进好一点的学校学习。怎么办呢？“赞助费”就在这个时候起作用了。只要有一定的“关系”，即使学生成绩只有300多分，它也会想尽办法让学生进学校读书。进去的条件是什么呢？——就要交多少多少的“赞助费”。

“赞助费”，是某些学校对某些不明财产来源的美化。这些钱，通过学生家长的手落入了学校某些人手中。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不止一个两个地方存在，而是很多地方都有。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如果连受教育都要交如此巨额的“赞助费”，那么国民的文化素质该如何提高？

北京公办幼儿园执行15年未变的“北京市幼儿园级类收费标准”，2012年9月即将调整。家长反应强烈的“赞助费”将被取消；一级一类园每月230元的收费标准，将上调至750元。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李刚，对幼儿园生活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他只记得自己是在工人体育馆附近的一个街道园入托的。幼儿园是个小院，只有几间平房。

李刚说他上幼儿园就是玩，老师多是附近街道的阿姨，她们只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教的东西很少。

“服务性相当周全，但教育性偏弱，属于教育领域的下层。”一位专家如是评价当时的幼儿园教育。

这与当时学前教育的发展有关。“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第一次大办幼儿园。”北京市崇文区第三幼儿园原园长范佩芬昨日表示，第一轮大办幼儿园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已具雏形。

范佩芬是上世纪70年代初从师范毕业进入原崇文区教委学前科工作的。“当时整个区有150多所幼儿园，而且各种形式的都存在，公办、厂矿办、企事业单位自办……”政府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鼓励妇女参加工作，“妇女们都出去工作了，没人照看孩子，所以那时诞生了大量的幼儿园。”

在当时，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幼儿园并不是主体，“企事业自办园和街道幼儿园的比例最大”，范佩芬说。其中数量众多的街道幼儿园还有一个名称：“五八式”幼儿园。

李刚说他已经想不起来当时幼儿园的收费了，“肯定很低，也就是每月5元左右的标准。”

“听老人们说，那个时候北京幼儿园的收费很低。”北京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说，那时北京物价也不高，大家没什么生活压力。

童年家住平谷的李小姐是1976年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她进了一所公办幼儿园。李小姐说，那时她们在幼儿园基本以玩为主，除了孩子间互相打闹一下，老师也会经常带孩子们做一些活动，“我记得特清楚，老师带我们种黄瓜、浇水。黄瓜熟了，大家一起分着吃。”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了第二次幼儿园的兴建高潮。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幼儿园已经迎来了资源最鼎盛的时期。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仅北京就有托幼园所4793所，入园率超过40%。

“当时幼儿园的软硬件水平非常低。作为主力的企事业单位自办园和街道幼儿园，没有统一的办学标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接受采访时曾如此表示。

在当时，庞大但良莠不齐的学前教育资源已经开始被城市管理者所注意。1989年，政府开始对各种类型的幼儿园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并于当年颁布了《北京市托幼园所分级分类验收标准及细则（试行草案）》。

“这次分级使幼儿园收费有了差别。”范佩芬至今还记得，当时政府提出幼儿园水平不同、规模不同，收费也要有所不同。分级机制也开启了幼儿园的淘汰机制。首先淘汰的是“五八式”街道幼儿园。“景山一个社区的3家街道幼儿园，关闭了两家。”北京第二幼儿园园长铁艳红说。分级分类管理的另一个结果，是产生了一部分高过社会平均水平的优质幼教资源。

1987年出生的沈艺，2岁4个月大时上了离家不远的解放军报社幼儿园。

与上文的两位“前辈”相比，沈艺的幼儿园学费涨了不少，每个月要70元左右。当然，她也享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

虽然是一所二级一类园，但由于是单位办园，幼儿园的条件非常好，四个班的孩子在一栋二层小楼里生活。沈艺至今仍念念不忘当时每天必吃的珍珠小丸子、可口的烧麦以及每天中午的两颗大红枣。

沈艺念念不忘的“珍珠小丸子”，与当时幼儿园的发展有关。

上世纪80年代末行政力量通过管理规则，对幼儿园进行筛选淘汰后，市场又开始了一轮对幼儿园资源更大面积的清洗。1990年，北京有托幼园所4793所，到了2009年，北京的幼儿园总量减少到1266所。“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后，一直到2004年，人口都是在下降。”张燕说。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有购买能力的家庭，他们对幼儿园的教育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幼教市场自此萌芽。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幼儿园收费中出现了“捐资助学”的项目。“光靠孩子们交的几百元保育费，不能完全支撑幼儿园的发展，只能靠收取赞助费运行。”范佩芬解释说。由于收取捐资助学费是建立在家长和学校双方自愿的原则上，因此没有纳入物价部门的管理范围中。范佩芬说，最早赞助费也就是三五百元，随着物价不断上涨，赞助费也水涨船高。

2000年，北京市第一幼儿园作为体制改革园，进行了收费上的改革。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说，园里没有执行当时规定的每月230元保教费，而是自行调价到每月600元保育费+150元特色费。“除了这个，我们不收取任何赞助费。”改革不到两年，感觉“幼儿园发展艰难”的冯惠燕决定恢复收取每月230元的保教费，另外再一次性收取1万元赞助费。

2012年，李刚的女儿3岁8个月。为了能让孩子进一级一类公办园——北京市第二幼儿园，李刚使出了浑身解数。“我把户口挪到这了，房产证也在这片区域。”

元旦刚过，李刚一大早跑到二幼报名，直到8月中旬才接到被录取的通知，“我一度绝望了。”李刚说，当初只想着能进二幼就成，根本没考虑赞助费什么的，现在听说赞助费取消，他大呼“好运气”。

李刚的“好运气”，不是每个人都能赶上的。

随着“金猪宝宝”、“奥运宝宝”陆续到入托年龄，大大小小的幼儿园、托儿所却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入学保障。一时间，“入园难”之声此起彼伏。

2010年正月十五，朝阳区嘉铭园二区旁的二十一世纪幼儿园门口，数十名家长顶风冒雪连夜排队，等候第二天才开始的幼儿园入托报名，他们中最早的已经排了3天的队。

家长抱怨“入园难”，幼儿园也有“烦恼”。

2010年11月，在一次温家宝总理调研学前教育的座谈会上，冯惠燕算了一笔账：幼儿园普遍收择园费的主要原因是现在的幼儿园执行的收费标准是十几年前制定的，已不适用于现在经济的发展水准。

破解“入园难”成为共识。当年11月，短短十余天，国务院密集出台了学前教育的“国五条”、“国十条”，破解“入园难”。儿园乱收费的办法。根据大量调研走访，北京决定加大对学前教育投入，杜绝赞助费。

北京市教委主任姜沛民在一次与媒体沟通会上表示，“十一五”期间，市财政对学前教育投入5个亿，而2009年一年投入6、7个亿。2010年截止到目前，北京对学前教育投入已经达到9个亿，未来该投入还将不断增加。

2011年12月31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出台《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针对幼儿园收费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明确和规范，并要求各省区市价格、教育、财政部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共24条，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规定：一是统一收费项目，明确幼儿园对入园幼儿仅可收取保育教育费、住宿费和代办服务性收费；二是提出了幼儿园收费审批的原则、程序、收费标准制定成本列支范围等要求。

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严禁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家长另行收取费用。

《教育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