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不至公卿论》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散文。第一自然段为序论部分。作者交代历史背景，批驳班固所持的贾谊“天年早终”“未为不遇”之观点；第二、三自然段为本论部分。作者援引大量史实，力驳“未为不遇”；最后一段为结论部分。高度赞誉“谊之所陈”，谴责文帝“奈何俯抑佐王之略，远致诸侯之间”，并以《史记》为据，说明贾谊“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谊之不遇”已白纸黑字载入史册，不容置疑。至此，班固之言已被驳得无立锥之地。

贾谊不至公卿论1

论曰2：汉兴，本恭俭3，革弊末4、移风俗之厚者5，以孝文为称首6；仪礼乐、兴制度、切当世之务者，惟贾生为美谈。天子方忻然说之7，倚以为用，而卒遭周勃、东阳之毁8，以谓儒学之生纷乱诸事，由是斥去，竞以忧死。班史赞之以“谊天年早终9，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予切惑之，尝试论之曰：

孝文之兴，汉三世矣10。孤秦之弊未救11，诸吕之危继作，南北兴两军之诛，京师新蹀血之变12。而文帝由代邸嗣汉位13，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斫雕14，衣绨履革15，务率敦朴，推行恭俭。故改作之议谦于未遑16、制度之风阙然不讲者17，二十余年矣18。而谊因痛哭以悯世，太息而著论19。况是时方隅未宁20，表里未辑21，匈奴桀黠22，朝那、上郡萧然苦兵23；侯王僭拟24，淮南、济北继以见戮25。谊指陈当世之宜，规画亿载之策26，愿试属国以系单于之颈27，请分诸子以弱侯王之势。上徒善其言28，而不克用29。

又若鉴秦俗之薄恶30，指汉风之奢侈，叹屋壁之被帝服31，愤优倡之为后饰32。请设庠序33，述宗周之长久34；深戒刑罚，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加堂35，所以忧臣子之礼；置天下于大器，所以见安危之几36。诸所以日不可胜37，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38、推行恭俭、缓除刑罚、善养臣下者，谊之所言略施行矣39。故天下以谓可任公卿，而刘向亦称远过伊、管40。然卒以不用者41，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浅，而宿将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斩级矢石之勇42，或鼓刀贩缯贾竖之人43，朴而少文，昧于大体，相与非斥，至于谪去，则谊之不遇，可胜叹哉？

且以谊之所陈，孝文略施其术，犹能比德于成、康44。况用于朝廷之间，坐于廊庙之上45，则举大汉之风，登三皇之首46，犹决壅裨坠耳47。奈何俯抑佐王之略48，远致诸侯之间49！故谊过长沙，作赋以吊汨罗50，而太史公传于屈原之后51，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也。而班固不讥文帝之远贤52，痛贾生之不用53，但谓其天年早终。且谊以失志忧伤而横夭54，岂曰天年乎！则固之善志55，逮与《春秋》褒贬万一矣56。谨论。

汉朝建立以后，以谦恭节俭为根本，革除弊政，使风俗趋于淳厚的，应当首推汉文帝；而讨论礼义乐章，制定新的制度，切中那时当务之急的，则贾谊最被人称道。正当汉文帝非常喜欢贾生，依靠他，重用他的时候，贾生却突然遭到周勃、东阳侯等人的毁谤，说他这个儒生把各种事情都弄乱了。因此，他被排斥，离开京城，终于忧愤而早死。班固的《汉书》用“贾谊寿短早死，虽没有达到公的地位，也不算遭遇不好”来评价他。我很怀疑这个评价，且试着讨论一下吧：

汉文帝即位，汉朝已经传了三代。秦朝的弊政还来不及解救，诸吕篡位的危险又接着产生了。太尉周勃等夺得南北两军军权，诛杀诸吕，京城爆发了大的流血事件。于是汉文帝从代王府到长安即帝位。这时天下刚刚安定，人心不统一，汉文帝正准备革除奢侈用品，穿粗衣，踏皮鞋，一心提倡敦厚朴实，推行谦恭节俭。所以没有空暇来改革旧的礼仪制度，建立新的礼仪制度；从汉朝成立以来二十多年都没有研究这一切呢。于是，贾谊感伤世事而痛哭长叹，写作政论。况且，当时四方还没有太平，内外都不安定：匈奴凶悍狡诈，不断侵扰，朝那、上郡等地被战争弄得残破荒凉；同姓王侯不守规矩，胡作非为，淮南王、济北王都因叛乱而被杀。贾谊便陈述了适合当时的措施，规划了长治久安的策略：他愿意担任典属国，试着用计谋制服匈奴的单于；又请求分封诸侯王的庶子，逐步地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可是，汉文帝空空地称赞他的言论却不能采用。

又如，他提出要以秦代的恶劣风俗为鉴戒，指责汉代还存在的奢侈风气：叹息平民穿得象帝王一样，痛恨倡优打扮得如同皇后，他陈述周朝长久存在的道理，请求设立学校；分析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特别警戒专用刑罚。他又把人主比做大堂，大臣比做台阶，百姓比做基地，劝皇帝优待大臣和百姓，讲究礼节；还把天下比做重要器皿，应该放在安全的地方，不应放在危险的所在，劝皇帝及早察觉安危的征兆。他向朝廷呈献的建议，每天都不间断。汉文帝终于能够不动声色地使天下潜移默化，得到治理，推行谦恭节俭，减轻刑罚，客气地对待大臣百姓，其原因便在于将贾谊的建议略略施行了一部分。所以天下的人都认为贾谊可以担任公卿，后来刘向也称赞他远远超过了伊尹和管仲。但是，最终不能重用贾谊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汉文帝即位日子不久，国家大权还掌握在宿将老臣手中吗？这些人有的是夺旗杀敌冒死冲锋的勇夫，有的是宰牲口、贩布匹、做生意的商人，他们简单粗疏，缺少文化，不了解大局，互相结合在一起非难、排斥贾谊，直到把贾谊贬谪到远方。这么看来，贾谊的不幸遭遇，真叹息不尽啊！

而且，贾谊所陈述的治国方法，汉文帝只略略施行了一部分，便能够治好天下，可以跟周成王、周康王的功德比美；如果能够让贾谊在朝廷担任公卿，决定国家大事，那么使汉朝的风尚远远超过三皇时代，就像决堤放水一样容易。为什么要压抑他辅佐帝王的雄才大略，而把他远远地送到诸侯国中去呢？所以，贾谊贬到长沙时，作赋吊念自沉汨罗的屈原；司马迁把贾谊传写在屈原传之后，表明贾谊像屈原一样忠诚却遭到了贬谪驱逐。可是，班固不批评汉文帝疏远贤才，不痛惜贾生不被重用，只推说他寿短早死。何况，贾谊是因为失意忧伤才意外夭折的，难道可以说是天生寿短吗？由此看来，班固号称善于写史书，大概在褒贬人物方面只赶得上《春秋》的万分之一吧！我很恭敬地作如上议论。

此篇大约作于天圣五年至八年（1027~1030），为欧阳修应进士考试之论。宋代科举考试除考诗赋外，还试策论。策是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论是对事件作出评判，以此考查学生的学识。

贾谊，汉初人，博学而有才华，文帝召为博士，超迁至太中大夫，并欲任为公卿。但遭功臣周勃、灌婴等谗毁，出任长沙王太傅。后以失志忧伤而横夭”，年仅三十三岁。对于贾谊的不遇于时，后世有两种议论：一是认为汉文帝不能择贤而用；一是为皇帝辩解，归咎贾谊短命。著《汉书》的班固即是持后一种看法的代表人物。

欧阳修处于宋王朝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际，切望皇帝能以历史为鉴，招贤纳谏，改革弊政，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故在作这一试题时，力斥班固的议论，指出贾谊不至公卿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帝之远贤”。

此文是一篇驳论。“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不使差忒，乃可传信”（洪迈《容斋随笔》）。作者针对班固“谊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的观点，详引史事，反复论辩，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一自然段为序论部分。作者交代历史背景，表明孝文帝能在汉代皇帝中“称首”，与贾谊“议礼乐，兴制度，切当世之务”密不可分。点明贾谊不至公卿的缘由。是“遭周勃、东阳之毁”，“由是斥去，竟以忧死。”这一事实与班固“谊天年早终”“未为不遇”之说形成鲜明对照，表明班固之说不符事实，站不住脚。

第二、三自然段为本论部分。作者援引大量史实，力驳“未为不遇”。作者通过两个方面的事实材料予以批驳：其一，第二自然段，以秦末汉初治乱之史阐明，汉文帝即位于动乱之际，却对贾谊的治国之策，“徒善其言而不克用”。此为“谊之不遇”之一例。文帝即位时，汉已经高祖、惠帝二世。秦末汉初动乱频仍，内忧外患交迫。作者以秦暴政未纠，诸吕谋乱，太尉周勃骗得印信，斩南军统领，尽杀诸吕，制造“京师新蹀血之变”为例说明，文帝即位于动乱之际，“天下初定，人心未集”，立足未稳，危机四伏。其外部是匈奴侵扰，边境不宁，战乱地区荒凉残败；内部是“侯王僭拟”，为所欲为，野心勃勃。就在文帝即位前三年，淮南、济北两王因谋叛失败，“继以见戳”。作者历陈这桩桩触目惊心的史实，籍以阐明，文帝本应接受汉二十七年来“改作之议谦于未遑，制度之风阙然不讲”的历史教训，招贤纳谏，图谋治国，然而却对贾谊“指陈当世之宜，规画亿载之策”“徒善其言而不克用”。贾谊“痛哭以悯世，太息而著论”，不仅指陈当世之宜，还规画长治久安之策，并愿亲任典属国之官，以平外患，削弱侯王势力以除内忧。其耿耿忠心却“不克用”，此“不遇”于时也。

其二，以贾谊之策文帝“略施”，则国家兴盛为例，阐明贾谊胜任公卿而有余，却横遭谗毁，此“不遇”之二例也。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曾上《治安策》，作者引述其要，表明贾谊“鉴秦俗之薄恶，指汉风之奢侈”，以历史为鉴，针砭时弊，提出了“推行恭俭，缓除刑罚，善养臣下”，兴礼义，施教化的一系列建议。“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阵，略施行矣”（汉书《贾谊传》），则使“孝文为称首”。贾谊之策“略施”即有如此成效，无怪乎“天下以谓可任公卿，而刘向亦称远过伊、管。”作者引证上述议论，赞扬贾谊之贤能不仅可胜任公卿，而且超过古代贤相伊尹、和管仲。然而却由于文帝“初立日浅”、权力握在宿将老臣手中，他们或出身下层，或只有武夫之勇，不懂政治，缺少文化，排斥贾谊，而使其“卒以不用”，“至于谪去”。贾谊之不遇于时及其原因得到了充分的论证，作者情不自禁地慨叹:“谊之不遇，可胜叹哉!”

最后一段为结论部分。作者用类比、假设、比喻等方法总结上文，高度赞誉“谊之所陈”，谴责文帝“奈何俯抑佐王之略，远致诸侯之间”，并以《史记》为据，说明贾谊“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谊之不遇”已白纸黑字载入史册，不容置疑。至此，班固之言已被驳得无立锥之地。作者于此反驳为立，痛斥班固“不讥文帝之远贤，痛贾生之不用”，谊之“早终”，是“以矢志忧伤而横夭”，并辛辣地讽刺其《汉书》所谓“善志”，是非褒贬不及《春秋》之万一。

详实的论据，透辟的分析，辛辣的笔调，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论辩力。此外文章大量运用排比、骈偶句式，骈散错落，读来上口，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增强了政论的气势。

井冈山大学教授李小兰、刘德清：全文既有理有据，又给人痛快淋漓之感。由于此篇为应举“时文”，受体例所限，讲究偶俪和用典，加上作者早期的创作风格未臻成熟等原因，文章略有生硬滞重之感，当为瑕疵之处。（《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上》）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政治上曾支持过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张，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