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是指政府以税收作为主要财政来源以实现政府职能的相关举措和制度。

现行财税体系有三个顽症：“双轨制”造成部门利益、与民争利现象不断；地方预算审计监管不力，预算外资金过于庞大，保全和合理使用的风险很高；对事关稳定的社保保障不力，

要体现财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须要改革现行的国家财税体系。

官方的财税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社会舆论的反映未必有此感觉。

2005年中央财政投入2975亿元用于解决“三农问题”，虽然这个数字不到政府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的一半，还是让人站在农民的角度“已无话可说”。但对整个财税体制，特别是城市地方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利用格局，让人非常不信服这样的提法。现行的财税体制有多少漏洞？其政策引导的方向是否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老百姓，特别是市民到底是财税体制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这些问题值得有识人士研究。

一、据新华社《新华视点》透露：广东省因大部分交通“电子眼”未经检测，发生了同一秒钟、同一地点9辆车“违章”要交“罚款”的笑话。这让全省的驾驶员哗然，“罚款陷阱”、“罚款创收”，再次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这个问题让人们陷入了深层次的思考：为什么总有某些部门把罚款视为如此重要？难道他们预算不够用，没钱花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如果交通管理部门的人全部是吃皇粮的，罚款全部入国库，依中国执法者的“一惯形象”，绝不会对“纠违”如此认真，想着法子来“罚款”的。“收钱自养”，这是许多执法部门赖以生存的手段，不少执法部门其实是“两面人”，当他们对照法律法规指出违章者错误时，他们是社会管理者，当他们开具罚单时，往往又是牟利者，甚至是争利者。因此就出现了北京市一名城管因抢夺乞讨老太太的钱被人拍照，城管队长竟然以“沿街乞讨属于无照经营”证明属于是在“执法”的一幕。只要冠以“执法”的名义，“取得不义之财”就顺理成章了，是谁导演了这种社会格局？我看不能怪中国庞大的“罚款队伍”本身，还是财税体制的问题。如果预算实行“单轨制”，财税资金流向必需是垂直的，罚款不给罚款单位“提成、截留”，必须全部纳入预算体系，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罚款罚到“厚脸皮”的现象。

二、据统计，2004年中国地方预算外资金已达到地方预算内资金的一半左右，总规模达到中央预算的十分之一，预算外资金如此庞大，这在国外实属罕见。地方政府富了，这并不是坏事，但关键问题是这些资金运用上是否得当，监控体系是否存在，这个质疑是一件十分可怕的问题。地方预算内资金，主要用于财政开支，而预算外资金的开支是完全封闭式的，而且不受《预算法》的约束，在管理和使用上灵活性很大，这在贪腐无处不在的中国，势必增加风险，中国上一轮的“审计风暴”刮出中央部委违规使用资金的现象，这是在中央预算内出现的缺失，如果放之于财税体系“预算内外并存、中央地方预算混杂”的地方政府，情况肯定更糟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额的预算外资金？这也是中国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对地方预算外资金缺少规模的限制，该纳入统筹预算的，不纳入统筹预算，而且对地方预算内资金，也缺少规模和制度的约束，这是国家财税体系的另一大弊端。

三、前些日子有报道说：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金出现近万亿元资金的“缺口”。我们非常搞不懂，保全社会养老保险金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大使命，事关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比照“做大做实”的地方预算收入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怎么会存在“缺口”这个问题的？由于“个人基本养老金账户”过去没有“做实”，并轨后，“做实”的账户资金被挪用了，才会出现“缺口”。那么中央要搞预算为了什么？老百姓交税又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希望政府合理地利用好这笔资金，为社会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吗？养老金账户不足，就必须要增加基金投入的预算，缩小其它的预算，这是常理，为什么会出现“养老金缺口”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如果果然有这个问题，那也证明国家财税体制存在问题，它在某些方面坐视不管国家庞大的财税收入流向不合理，放任政府只顾养活和享受自己，根本不顾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们可以想象，按现行国家财税体制的规定：地方税务局自己可以提留地税收入3%的收入作为自己的部门收入，虽然这部分收入的使用也需要接受国家审计监控，但是这是体制上“合理地”赋予他们的，使用上当然随意性很大，于是各地地税大楼拔地而起，地税人员收入高得吓人。这只是地税局一家存在的现象，事实上现行的财税体系还赋予了许多部门“视收入像做生意一样”的特权，而如果将这部分资金收归《预算法》管理，任何部门全部使用预算内资金，不够用要不来年再合理调整，要不就是用支过当、压缩开支，中国的“养老金缺口”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可见现行的财税体制根本就不符合以人为本、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要求。

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合理。一方面财税“双轨制”，导致部门利益充斥整个社会管理层，“跨越制度以外去创收”和各级机关非法牟利、与民争利的丑恶现象不断发生；另一方面，现行的财税体制对财税流向和地方预算监控不力，预算外资金失去监控；最后，由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养老保障不力。要让财税体系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财税体制符合和谐社会的创立和发展，让财税体制符合人民的意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就必须要改革现行的国家财税体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推进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标志的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更加紧迫。围绕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焦点、难点和痛点打一场攻坚战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组织了一系列论坛，展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40年来与国家发展共同进步的光辉历程。

2018年9月12日，在组织召开的主题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之路”论坛上，权威专家共话财税改革之路。

高培勇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逐步扩展为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40年来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正是顺应这一改革大潮，逐步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演化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财政，都跟财政关联在一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财政不是人身上的某个脏器，而是社会有机体的血液。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是公共的、普惠的，必须是不偏不倚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财政就像人体的血液，滋养人体的每一个脏器和细胞。如果财政出现了问题，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改革为整个社会有机体治病。

刘尚希认为，中国的财政要发挥大国财政的职能，要努力建立大国财政框架，增强全球影响力、协调力和示范力。通过财政全球资源配置，推动全球风险治理，实现全球利益分配，进而化解全球公共风险，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梳理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的基本脉络，高培勇认为，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重大而关键的基础性改革。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才能保证改革方向正确、改革思路清晰、改革举措科学、改革效果良好。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始终作为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整体改革捆绑在一起并服从、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如此，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也是这样。”高培勇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说，有效的财税体制是适合中国发展方向的。有效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公平。

高培勇说，财税职能要覆盖国家治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以此对照当下的中国财税职能和作用格局，可以确认，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2022年5月17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十年来，中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速，财政“蛋糕”越做越大。2012-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11.73万亿元增长到20.25万亿元，十年累计163.05万亿元，年均增长6.9%，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同时，全国财政支出规模逐年扩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2012年的12.6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4.63万亿元，十年累计193.64万亿元，年均增长8.5%，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税收改革方面，这十年，税收改革全面发力、纵深推进。税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配合财政部门持续推进税制改革，加快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社保费和非税征收职责划转改革平稳落地，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从合作到合并再到合成，初步构建了优化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更好发挥了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从数据来看，十年来，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超过110万亿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十年来，税务部门办理新增减税降费累计8.8万亿元，我国宏观税负从2012年的18.7%降至2021年的15.1%。十年来，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累计超过9000万户，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户数由2015年底的544万户增长至2021年底的1238万户，“放水养鱼”效果持续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