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祖尧（1902年—1927年4月28日），四川省江津白沙高占（今属重庆市）人；早年就读于白沙高等小学，“五四”运动时期，被选为白沙学生联合会代表；1920年考入江津中学，1922年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任李大钊秘书，为李大钊提供言论决策的参考；1926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将李大钊和谭祖尧逮捕，4月28日，与李大钊一同英勇就义。

谭祖尧，1902年生于四川省江津县高占乡。父亲谭家禄，母亲刘氏，一家8口人以仙耕土地为生，家境清寒。谭祖尧与李初梨同学，受业于周垫师。由于他勤奋好学，受到老师的称赞，同学的尊敬。他长相英俊，大方，性情耿直豪爽，同情贫苦大众，增恨地主豪绅。

1920年考入江津中学，一年后转学到重庆联中，在亲朋的资助下，1922年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当时，中华民族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主义压迫。谭祖尧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1924年，谭祖尧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当时是中共北方区的负责人，又是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市党部的执行委员。谭祖尧兼任这两处的秘书，成为李大钊的助手。

此际，《新青年》杂志早已停刊，谭祖尧为了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建立“新军社”，创办《新军》杂志，时人誉为《新青年》杂志再现。

1927年春，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势如破竹，下长沙，取武汉。日本军国主义者垂诞东北已久，便慈惠张作霖出兵驱逐冯玉祥，从而占据北京、廊清华北，把东北三省让给日本。这一阴谋激起了广大人民和北京学生的愤怒，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谭祖尧同志是这次大会的重要组织者。会毕，八千多人参加游行，赴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请愿，要段祺瑞向日本提出抗议，不准千涉中国内政，并制止张作霖发动内战。段祺瑞竟用武力镇压，向群众开枪，当场死者四十余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遭到全国舆论的遗责，被迫下台。

1927年4月3日，一位姓秦的海军部科长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偶然的机会，透露出张作霖不久将实行大逮捕，大屠杀。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深夜即赴东交民巷苏联使馆通知谭祖尧同志，他立即决定，必须前往转告李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当时住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所房子里）。祖尧同志劝李立刻离开北京。李先生在室里渡了几步，以坚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张作霖不敢冒此大不韪”，接着又说：“离开北京，北方的党组织会解体，至少党的工作会停顿。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我和祖尧同志肃穆地站在一旁，十分焦急。最后终于依依不舍地离去。路上，我悄声对祖尧同志说：“你们住在苏联使馆，尽管按辛丑条约，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但必须提高警惕。”他答：“没关系，我们白天从不外出，即使有重大任务，我们化装，并且在深夜行动。”

4月6日，北京全城戒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革命者下毒手，逮捕了李大钊、谭祖尧等80余人。

1927年4月28日上午，在京师第一监狱绞杀了李大钊、谭祖尧、吴平地等二十人。当时各大报纸，如《北京展报》、《世界日报》都登载了二十位烈士的姓名，有的还刊出了烈士行刑前的照片。

谭祖尧慨然就义之后，龚灿滨悲痛交加，立即找到四川会馆中谋事的乡人吴清汉出面向江津在京人士募款160大洋，购置两具棺木，两匹白绸，前往京师第一监狱领出谭祖尧和另一位同时殉难的江津籍烈士吴平地的遗体，雇车送往南郊陶然亭四川义地安葬。

谭祖尧牺牲不久，李婉玉因悲伤过度而神经失常，拒绝医治服药，时常怒目圆睁高呼：“我必杀张作霖抱此血海深仇！”她悄悄买来一把匕首藏在腰间，渴望杀死张作霖为祖尧和遇难的同志报仇；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乘人不注意独自离家出走，来到座落在西城的顺承王府（张作霖在北平的官邸）旁的一条小胡同口，彻夜未归，第二天天亮后，她巳经冻死在雪地里，装敛时，家人才发现她的腰间别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1984年10月，由邓小平题词的李大钊烈士纪念碑在北京香山落成，丰碑锩刻着谭祖尧、吴平地烈士的英名，谭祖尧的名字靠排在李大钊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