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红军态势日趋恶劣，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约6000余人）被遣向闽浙皖赣诸省发展
游击战，而当时实际的战略意图，是以声东击西方式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西南部退却。这场战斗的意图是积极的，但由于战略指挥上的失误，使这场伏击战变成了遭遇战，致使红七军团损兵折将。
1934年7月，红军态势日趋恶劣，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约6千余人）被遣向闽浙赣皖诸省发展游击战，而当时实际的战略意图，据朱德称：“...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即以声东击西方式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西南部退却”。 红七军团虽然名为“先遣队”，但仍保持原来的“军团”编制，以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粟裕为参谋长，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从内线转为外线作战。
先遣队渡过闽江后，彻底脱离苏区进入外线，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军委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8月1日，红七军团夺下古田，士气高昂，准备乘胜拿下福州，沿途中却不断遭到国军空军骚扰轰炸，抵达福州城外立即强攻，虽然一度进入城内，但终被驱退。后退至闽北地区。
但红军中央军委认为红七军团退到闽北休整中了国军圈套，急令军团北上浙西和皖南地区发展。由于沿途遭到优势国军围追堵截，红七军团被迫改变进发方向，拐向皖赣一带，残部最后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和方志敏部的地方游击队会合，编成红第十军团，并改组原闽浙赣军区，方志敏任司令，曾洪易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原军区司令刘畴西任红十军团军团长；后又建立“皖浙赣边新苏区”，方志敏任主席，粟裕则改任第十军团参谋长。
1934年11月24日，方志敏带领红10军团和红20师向皖南前进。12月初抵达安徽休宁一带，18日在汤口与寻淮洲的红19师会师。国府急令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带领第七师、49师、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共11个团进行围剿，同时令赵观涛部堵击浙西、赣东，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堵击皖南，预围歼方志敏部。俞济时将自己的指挥所安置在歙县，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部署在岩寺，49师在休宁，国军另有飞机侦察轰炸配合。
方志敏部在汤口休整两天后，继续前进至苦竹溪，继而向谭家桥进发。途中得知跟踪而来的国军中路追军王耀武部孤军追击，离红军最近，遂决定在乌泥关伏击之。12月23日夜，方志敏部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设伏，红19师在北，部署在公路右侧；红20、21师在南，布置在公路左侧，方志敏、刘畴西的指挥所设在钟鼓山后。
1934年12月24日上午10时，国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地带，红军当即发起突袭。红19师被迫回师增援，在630高地与国军激战一天，后被迫撤退。双方激战到天黑，各有近300人的死伤。谭家桥一战红7军团损兵折将，不仅官兵伤亡300多人，而且红19师师长寻淮洲在冲锋中身先士卒，结果负重伤，后在向泾县转移途中牺牲。红7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8名师以上干部负伤，87团团长黄英特阵亡。
谭家桥之战的失利，使方志敏部的境遇更加恶化。1935年1月，方志敏部开始退回赣东北，在怀玉山地区被围，几乎全军覆没。1月29日，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被捕，8月6日于南昌就义。整个方志敏部，只有粟裕带领少数部队突出重围，继续坚持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