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鸿焘，字一尘，1873年出生于栖霞县杏家庄村。反清义士。1954年，谢鸿焘病逝于苏州，享年81岁。

谢鸿焘，字一尘，1873年出生于栖霞县杏家庄村一个家境殷实、诗书传家的门第，自幼聪慧过人，诗书琴棋一触即通，厌恶繁文缛节的封建礼教。年长以后，对清朝政府腐败昏庸的政治嫉恶如仇，矢志以改变社会现状为己任。当时出国留学之风日盛，只要条件允许，有志青年无不心动。1904年，满怀报国之志的谢鸿焘偕妻马肃贞（也称马淑祯）一道东赴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夫妻双双出国留学，当时在栖霞县唯此一例，全山东也不多见。久居封闭落后国土的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到了人才云集的异邦眼界大开。他们很快结识了我国留学日本的一批有志之士，如黄县人徐镜心、日照人丁惟汾等。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谢鸿焘夫妇与徐镜心、丁惟汾等53人成为首批会员，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谢鸿焘还是山东主盟人之一。

马肃贞是栖霞县马家窑村进士马桂芳之女，可谓大家闺秀，幼年随父亲在台湾宜兰县知县任所居住数年，所受教育和视野不比丈夫逊色。当时，马肃贞对同期加入同盟会的浙江主盟人并兼任女子部、评议部宣传、评议工作的秋瑾非常敬重。一身侠肝义胆的秋瑾，很快成为谢鸿焘夫妇无话不说的战友。秋瑾创立“天足会”，宣传女权，提倡女学，谢鸿焘夫妇均给予积极支持。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出台《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秋瑾极其气愤，当即与至友们呼吁中国留学生罢课，但没发挥多大作用，便毅然决定回国，并号召我国留日学生归国抗议。谢鸿焘夫妇深表赞同，并与之相约回国后“办学校以鼓吹革命”。

1905年底，谢鸿焘夫妇告别早稻田大学，乘船返回祖国。

归国后，秋瑾与易本羲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继而创办《中国女报》、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等，宣传妇女解放，鼓动革命。

与此同时，谢鸿焘夫妇并力联络留日同学徐镜心、邹秉绶等人在烟台创办东牟公学。学校所需经费悉由谢鸿焘夫妇筹措，所聘教员几乎全是革命党人。他们在学生中秘密传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思想。东牟公学对外是一所学校，对内则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南来北往的联络点，实际已成为胶东革命的中心。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谢鸿焘夫妇又着手创办“端本女校”。在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马肃贞毫不犹豫地将父亲遗留下来的田宅家产以及个人首饰、嫁妆变卖，以资学用。女校成功创办以后，夫妇俩各执一校，师生勠力，和衷共济，砥砺前行。谢鸿焘同时还在某报兼职，发挥舆论阵地作用，宣传废专制、立共和，与秋瑾南北呼应。

天有不测风云。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策划浙江与安徽同时起义。由于情报泄露，徐锡麟被捕就义。秋瑾本可暂避脱险，可她坚信“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而凛然面对，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遗言后英勇就义。噩耗传来，谢鸿焘夫妇悲愤不已。马肃贞从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秋仪”，以示仰慕楷模形象和继承秋瑾遗志、矢志继续奋斗的革命精神。

此时，谢鸿焘与革命党人在烟台开拓的革命阵地日益壮大，烟台革命志士云集。这不仅使烟台本埠革命活动发生明显变化，而且带动邻近各县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此事引起当局的恐慌和敌视，他们明察暗探，将谢鸿焘等被列入缉拿乱党重点人物。一时间，港城烟台阴风四起，恐怖万状，革命中坚力量面临危机，谢鸿焘被迫出走潍县（今潍坊市区）。他们夫妇虽脱离险境，但辛苦创办的东牟公学和端本女校都随之被迫解体。

谢鸿焘夫妇到潍县后，通过朋友关系，分别谋得在广文书院和崇实女校执教的工作。此时，革命党人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已形成剑拔弩张之势，处于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也粉墨登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谢鸿焘从种种社会乱象中，看清了革命之不易、前途之艰险。他后来在《怀虚诗草》中的诗句“磨砺心益坚，豪气自磅礴” “从此着长鞭，不负平生约”，正是当时心境的写照。不久，谢鸿焘的革命宣传工作就借助在书院任职的机会重新开始了，广文书院也成为革命党人新的联络点。

1911年10月（农历辛亥年八月），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潍县，刚因宣传革命被广文书院奉命辞退的谢鸿焘备受鼓舞。他对妻子说：“清廷迨覆矣，当促其终！”于是夫妻俩立马收拾细软，率女儿兰畹、兰馨赶赴济南，参加山东独立活动。

11月12日，50余名同盟会会员在济南大明湖历下亭秘密集会，议决成立保安会，并推举谢鸿焘为会长。13日，在济南各界商讨山东独立问题的聚会上，谢鸿焘慷慨陈词，对山东巡抚孙宝琦的推诿和狡辩进行有力抨击，令孙宝琦理屈词穷。接着，谢鸿焘严正声明：如不同意，就武力解决！最后，孙宝琦不得已接受了民军“都督”头衔，当即宣布脱离清廷，并通电宣布山东独立。

数日后，武昌方面通电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前往商讨建立民国中央政府事项，谢鸿焘以山东代表的身份动身南下。他先去武昌，后转至上海，于12月29日出席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会议。三天后，他又在南京出席了孙中山先生的就职典礼。南方各省革命的大好形势鼓舞人心，谢鸿焘兴奋不已。他以“河山今还我，建国资贤劳” “直抵黄龙日，会饮醉醇醪”，抒发此时的情怀。

谢鸿焘离开山东赴武昌商讨建立全国共和政府之际，清廷遗臣孙宝琦重蹈旧辙，乘机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并对革命党人大肆搜捕，恐怖阴云再度笼罩省城济南。马秋仪积极联络革命志士，共同倡言继续革命，不遗余力，同时教导两个女儿一起投入革命宣传工作。

此时的烟台，因有留日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徐镜心、栾钟尧、李凤梧等先进分子并力活动，以及两校（东牟公学和端本女校）一报（《渤海日报》）前期的孕育影响，紧步武昌起义后尘，举戈易帜，成果斐然。然而，事过不久，烟台革命权力旁落，形势日趋紧张。栾钟尧等人赴上海请求援助，并邀请谢鸿焘回烟台主持大局。谢鸿焘推辞说：“我不愿为都督名义与同志相摩擦。若为革命成功计，未若请胡瑛任山东总督。彼接近黄克强（黄兴），可有利于请派海军助战也。”此建议得到孙中山先生赞同，于是以胡瑛为首的山东军政府在烟台正式成立。谢鸿焘与徐镜心同时担任都督府高级顾问。烟台军政府初创，财力薄弱，运转艰难。马秋仪出面发动女子国民捐运动，筹集资金。在她的动员下，胞弟马宝鳞变卖庄宅一处和土地、山岚数百亩，支援新军之用。

民国建立两个月后，孙中山先生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让总统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借机宣布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又于1914年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使原来谢鸿焘等人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废纸。其间，同盟会会员掀起的“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热心于议会斗争的谢鸿焘只好离开南京，避祸于济南。是年末，他见到老朋友于洪起，曾发出“处世皆梦幻，风尘何仆仆”的消极感叹。

1915年12月，袁世凯倒行逆施，众叛亲离，天下人群起而攻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6月，袁世凯病逝。7月，国会重新召集，谢鸿焘还短暂心存希望。但是，此后军阀混战给全国造成的动荡不定局势，使他无力兑现“我欲乘六龙，飞向昆仑巅”的豪言壮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谢鸿焘虽然保留山东省议会议员的头衔，照例履行应尽的职责，但已无法左右局势。1922年，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届议会选举，谢鸿焘以元老资格被提名为议长候选人。为了竞选获胜，他支持“天坛”派（当时山东省议会分四个派系）议员为自己拉选票。结果，由于被一些违背正常选举秩序的举动所干扰，谢鸿焘落选了，其威望也随之下降。想不到的是，随后靠贿选登上大总统职位的曹锟，竟以“贿选罪”通缉谢鸿焘。

1925年，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国民党内部分裂，全国形势更加复杂和险恶，谢鸿焘无奈发出“坎坷悲伏枥，怆怀忧家国”的喟叹。他心灰意冷，只好携家眷退避故里，以吟诗、抚琴打发时日。1926年至1928年，赋闲在家的谢鸿焘目睹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搞反革命政变，各地阴风暗流、甚嚣尘上；地方国民党重组，新老派之间明争暗斗，非常痛心。新派年轻头领不但不尊重谢鸿焘等元老，还处处进行刁难和打击。面对如此环境，谢鸿焘不得不移居烟台，住在二马路东12号。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与妻子马秋仪主要做慈善等公益事业。夫妇俩先后成为烟台红十字会的主要成员，谢任会长，马任董事兼芝罘女中董事。谢鸿焘还忙于筹办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闲暇时弹琵琶、古琴和写诗、练书法。

谢鸿焘虽报国无用武之地，但初衷未改，气节未变。烟台毓璜顶上小蓬莱有他挥毫写下的“海天一色”，以抒胸怀；个人诗作，经过精挑细选，选40首编成《怀虚诗草》，付梓寄意。1934年，他曾通过亲属关系，营救过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宫尚行出狱。1937年“七七事变”后，烟台沦陷。谢洪焘因年事已高，家口又大，无法外迁躲难，只能原地隐居。日本人得知他的社会威望和留日背景，曾三番五次登门，许以厚禄，请他出来做事。当时谢家经济来源已断绝，一家九口生活拮据。面对软硬兼施的说客，谢鸿焘死活不应，并装出一副老态龙钟、病弱不堪的样子，隐身敛迹。

从此以后，谢鸿焘夫妇不问政事，率一家大小在房屋周围种菜养鸡，没钱花了就变卖家什、衣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谢鸿焘夫妇随女儿先后定居上海、苏州。

1954年，谢鸿焘病逝于苏州，享年81岁。谢鸿焘去世后，女儿将他使用的琵琶捐赠给了上海音乐学院。1960年，90岁的马秋仪亦在苏州病逝。章太炎先生曾撰文称赞她：“夫人初适先生时，资装甚备，后设学校及谋倡议，皆斥卖田宅以奉之。光复事成，其夫妇亦耦俱无等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