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育才（1904~1977），广东琼崖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41年奉中共南方局派遣，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不久即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被拘禁在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在狱中坚持斗争，并携妻子越狱成功，抵达解放区。建国后，曾任广东省汕头市市长、广东省农垦局局长等职。

谢育才，原名谢胡贤，曾用名黄纪母、谢东平、李志强，海南万宁县（今万宁市）人。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进广东省立第十三中学（今琼海嘉积中学）读书，受杨树兴的引导，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中学毕业后与陈克邱等人组织青年同乡会。1925年初，国民党万宁县党部成立，谢育才任县党部农民部长。

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万宁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副主任，组织和领导盐墩盐民的罢工斗争。同年冬任万宁县农训所所长，培训各乡村选送的200多名武装骨干。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7月，中共万宁县委成立，谢育才任县委书记。1928年1月，领导全县农民大暴动，攻打万宁县城，未成功。后调任琼崖讨逆革命军第三路军党代表，同年任琼崖工农红军第三营营长。

1928年下半年，琼崖红军反“围剿”斗争失利，万宁革命斗争转入低潮。中共万宁县委作出决定，干部疏散潜伏，坚持斗争。1930年3月，谢育才到上海找到党组织，先后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组织干事、组织部长等职。1931年8月，谢育才被调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红军第十二军一〇二团三营营长，第七独立师参谋长兼第五团团长、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在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中，谢育才等率领部队攻克新泉、建城、长汀3个县城，消灭数百名敌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屡立战功。

1933年2月，被调到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任政委、政治部主任；8月，任福建军区组织部长；11月，任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1934年6月，调任福建军区武装动员部部长；12月，调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1935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遭破坏后，受命重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任第二军分区政委兼红九团政委，统一指挥红九团、红三团及其他红军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恢复苏维埃政权。

1937年七七事变后，谢育才出任闽南党组织的全权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年，闽西南红军改编加入闽西人民抗日自卫军，谢育才任支队长；1938年初，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谢育才任闽粤赣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1年6月，任江西省委书记。7月15日，谢育才在吉安因叛徒告密被捕。

1942年5月，谢育才和妻子王勖，乘监狱看守疏忽的机会，忍痛抛下幼子，以迷惑狱方，爬窗越狱成功。冒着被追捕、枪杀的危险，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经过江西、广东、福建3省，跋涉千里，走了24天，赶到福建平和县小石示村，找到平和县委领导，及时向“南委”汇报了江西省党组织被破坏和一些人的叛变的情况，以及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破坏“南委”的阴谋。期间奉命隐蔽，候审。

1945年2月，谢育才到韩江纵队工作，解放战争期间调往东江纵队任代理参谋长；1948年5月，任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司令员兼郑（州）、洛（阳）警备区司令员；

1950年任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参谋长；1952年，他转业回地方工作，先后任汕头市市长、华南垦殖局秘书长、海南农垦局局长、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1977年3月25日在湛江病逝，享年73岁。

谢育才，是中共万宁县委第一任书记，是万宁革命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更是一位为保护党组织牺牲个人名节、一心向党的优秀党员。

1923年，谢育才和陈克邱、官天民等一批进步青年在广东省立十三中学发起成立万宁青年同乡会。他们以“宣传马列主义、改造万宁社会”为宗旨，创办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6年4月，谢育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中共万宁县地方组织根据广东省农民协会琼崖办事处的指示，成立万宁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杨树兴任主任，谢育才任副主任，加强对全县农民运动的领导。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中共万宁县部委遵照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的指示实行战略转移，杨树兴、谢育才、陈翼甫等人率领礼纪、万城、龙滚等农训所近200名学员撤到六连岭的军寮村待命。随后，乐会县农训所学员和在海口琼崖高级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学习的乐会、万宁两县学员也赶到军寮村。在王文明的主持下，对驻守在军寮村的160名武装人员进行整编，成立一个武装大队，下辖两个中队，陈永芹任大队长。军寮整编，为工农武装的建立和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同年7月上旬，中共琼崖特委在万四区田头村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万宁县部委、团部委，成立中共万宁县委和共青团万宁县委，谢育才担任中共万宁县委书记。中共万宁县委成立后主要在军寮、田头、上城一带村庄活动，领导全县的革命斗争。根据6月地委紧急会议精神，7月下旬，中共万宁县委成立万宁县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和讨逆革命军第三路军。讨逆革命军第三路军司令为陈翼甫，党代表为谢育才。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配合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9月上旬，琼崖特委在乐四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中共万宁县委在万宁第四区田头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成立由谢育才为主席的万宁县武装暴动委员会，领导全县的武装暴动。这次会议是万宁革命武装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此万宁进入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大坡起义、争来营武装斗争、大新乡农军起义相继开展。

9月23日，杨善集、王文明领导的进攻椰子寨的战斗打响，万宁讨逆革命军联合数百名群众在陈翼甫、谢育才的率领下，参加了战斗，揭开了琼崖武装总暴动的序幕。1927年9月23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人民军队的诞生日。

1929年，谢育才受党组织委派离开万宁，先到香港接受任务后，再前往新加坡。1930年初，谢育才返回香港时被特务机关怀疑并遭到逮捕，被关进拘留所1个多月，因特务机关查不出什么破绽才被释放。同年3月，他被驱逐出境，离开香港到上海，很快找到当地党组织。经当地党组织与中央组织部接上关系后，谢育才被安排到上海闸北区委工作。1931年8月1日，谢育才离开上海，由中央交通员护送到江西苏区；9月任中央红军第十二军一○二团三营营长；12月任中央红军独立第七师参谋长兼第五团团长、政委，后调任师政治部主任。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谢育才等率领部队攻克新泉、建城、长汀三个县城。

1933年2月，谢育才因病调往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任政委，后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组织部部长、第二军分区政委、武装动员部部长等职。1934年12月调任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次年2月调任闽西人民抗日自卫队支队长。1938年初，谢育才被东南局留下，任闽粤赣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941年，谢育才任书记的中共江西省委，在江西安福一带山区坚持开展武装斗争。由于万国英被捕叛变，中共赣西南特委、江西省委和南委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不断有人员被密捕关到集中营。同年秋天，集中营关押的人员达100人以上。江西省委设在吉安的机关，被敌人破坏，省委书记谢育才连同他的爱人王勖，先后被密捕陷入囹圄。

谢育才夫妇被捕后，尽管身陷魔窟，却泰然自若，不论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始终不动声色。敌人无计可施，恶毒地叫手下把他们的孩儿从王勖怀中夺走，并且威胁说：“等着承受严重的后果吧！”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孩子被抢走后，王勖伤心痛哭，引起同监在押女犯愤愤不平，号啕大哭，弄得监狱不得安宁。迫于压力，敌人只好把孩子交还王勖。

谢育才在狱中坚持对敌斗争，多次粉碎敌人软硬兼施的劝降、迫降阴谋；曾三次设法越狱及多次通过难友对外通信息，以打破敌人“秘密逮捕”的险恶用心，但不幸都告失败。敌人对他实行更严厉的警戒，增加门锁，加重手铐及脚镣，加高铁丝网。发现再难逃脱，谢育才准备安心守节而死。不久，他获悉江西省委被敌人全部破坏，敌人严密地封锁消息，企图进一步破坏南委。而南委尚不知情，处境非常危险。他心急如焚，想着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尽办法粉碎敌人破坏南委的阴谋。但敌人集中营对他重囚，他根本无法逃脱。于是他就想到敌人曾多次劝降，是否可以将计就计。

他决心牺牲个人名节，假装“自首”，寻机越狱，向党报警。1942年4月30日深夜，谢育才夫妇为了革命，决定狠心留下儿子，假装“自首”，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向南委报告，使得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未遭受损失。

但不久之后，由于南委组织部副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并亲自带领特务破坏了南委，使得大部分县级以上组织被破坏。由于这个事件发生在谢育才越狱归来后不久，谢育才受到怀疑， “舍己救党”的真实性无法调查核实。当时党组织对谢育才作出的审查结论是： “不管谢育才同志当时思想动机如何，但在敌人面前签字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是一种背叛行为，应予开除党籍处分。但姑且念在谢育才同志在以往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区协助党建立与发展韩江纵队，能坦白检查错误，从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算作重新入党。”对此，谢育才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更加努力工作。

1950年6月，谢育才受命担任广东省汕头市首任市长，全心投入汕头市的建设工作中。此时，意外又发生了。

谢育才夫妇之前在狱中丢下的孩子被特务庄祖方收养，之后庄祖方一家带着孩子逃到香港。后来，广州市公安局策反庄祖方，经叶剑英同意，孩子回到谢育才身边。但不久广州市公安局发生“两陈事件”，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第四副局长兼第一处处长陈坤被撤职押送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反省，后被逮捕。陈坤于1952年夏病死狱中。陈泊于1953年5月被判处10年徒刑，在“文革”后期病死于劳改场。谢育才因“回归孩子”一事受到牵连也被错认为是“跟敌特分子勾结”，受到严厉的审查。此间，在清理江西特委遗留的档案时，发现谢育才在离开集中营时，在“死结”“密结”上签名而没有向组织交代。事实上，所谓“死结”指的是“个人政治上无保留”， “密结”是说“离营后要保守集中营的秘密”，这是进出监狱必须办的手续。但是，组织怀疑他是假越狱，是受敌特之意而潜伏下来的。因此，谢育才第二次被开除党籍。谢育才一边工作，一边继续申诉。1957年4月，在华南垦殖局处长的岗位上，谢育才工作表现突出，广东省委决定“同意谢育才重新入党”。

带着这个历史“污点”，1976年谢育才被定为“叛徒”，第三次被开除党籍。1977年，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一年，他便郁郁而终，没能等到身份清白的那一天。在临终之际，他留下遗言： “我虽历尽坎坷，但坚信组织最终会理解我对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颗赤诚之心。”临终前，谢育才叮嘱妻子王勖，一定代他向党表明心迹，澄清事实，恢复其始于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党龄，否则他死也不瞑目。

历史是公正的。1977年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为他“撤销动乱中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处分”。1988年中纪委撤销1951年华南分局纪委对他开除党籍的决定。1988年10月8日，中纪委受理刘田夫等老同志及王勖同志关于谢育才历史问题的申诉，经中纪委常委会再次复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发出《关于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党籍党龄的通知》，终于恢复了谢育才1926年至1945年的党籍、党龄。历史证明了谢育才对党的忠贞和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