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圣纶（1709-1173），字庚言、研溪，福建建宁人，乾隆辛酉年（1741年）中举，在教习期满后被选任为贵州天柱知县(在任5年)，后调移云南，历任云南县（今祥云县）知县，代理宾川州知州，丽江府通判主政维西（维西于1756年改隶丽江府），乾隆辛巳年（1761年）因祖父去世辞官还乡。乾隆癸未年（1763年）《滇黔志略》成书，凡30余万字。

李汝春老师主编的《唐至清代维西史料辑录》一书中摘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履历引见折》第30卷的记载，“谢圣纶年三十九岁，国子监教习期满，引见。奉旨，以知县用。今掣得贵州镇远府天柱县知县缺。”

根据这段记录，谢圣纶“年三十九岁”时，“国子监教习期满”，经别人引见，奉旨启用为知县，并通过抽签，补缺担任了天柱县知县。民国《建宁县志》记载，谢圣纶“戊辰（1748年）补授贵州天柱知县。”由于“年三十九岁”是《引见折》记录的年龄，从“国子监教习期满，引见”到“补授贵州天柱知县”中间会有一段时间，加之古人计算年龄以现今所说的虚岁来算，两者相抵，谢的出生时间应当在1709年（即康熙己丑年）间。民国《建宁县志》记载，谢“年六十五卒于家”，根据这条记录，谢圣纶离世的时间为1773年（即乾隆癸巳年），这时距他离开维西已经十二年了。

民国《维西县志·历代文武官职表》，将谢圣纶在维西的任职时间列在雍正年间，仅列了姓名。《维西文史资料》（第二辑）《维西通判、知事、县长名录》（张关龄整理）一文则根据“翠崖”石刻认定其任职时间起自“乾隆庚辰年”，止于“即25年间”，事实上，乾隆庚辰年即为乾隆25年，估计是在表格制作时的错漏，文中离任时间并不清楚。根据谢本人在《滇黔志略》中的记载“乾隆丁丑，余由云邑抵任维西……，辛巳年春初，余请养将归……”，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谢圣纶是在乾隆丁丑年（1757年）因“擢维西通判”从云南县抵达维西的，乾隆庚辰年（1760年）他已到任三年。辛巳年（1761年）春初，因祖父去世，他请养还乡。从“将归”二字分析，当时，他还没有离开维西，从“请”到“准”估计还需些时日，因此，他正式离开维西应当是在当年的春夏之交，这与民国《建宁县志》记载的“辛巳,详请终养,三月，丁大父艰归”是一致的。谢圣纶在维西任职长达四年，算是维西历任通判中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位。

根据民国《建宁县志》记载，“谢圣纶，字庚言，一字砚溪（《滇黔志略》中又作研溪），均口莲花坊人，乾隆丙辰恩科副贡，己未考取国子监肄业，庚申教习镶蓝旗，辛酉中式顺天乡试举人，教习期满以知县用。戊辰补授贵州天柱知县，己巳兼理锦屏县，辛未摄柳霁县丞，壬申调云南云南县，甲戌署宾州知州（书中两次提及”宾州知州“，因宾川州与云南县相邻，这里的宾州应当是宾川州的简称），丁丑擢维西抚夷通判。辛巳，祥请终养，三月，丁大父艰归。”

据此，谢圣纶1736年在因乾隆皇帝继位而举办的恩科考试中考中副贡， 并于1739年考取国子监学习，1740年起担任镶蓝旗教习（据清代《京师坊巷志稿》记载， 雍正三年（1725年），重议八旗界址，镶蓝旗驻地自白庙胡同南至南城垣，东至金水桥，西至西城垣），担任教习期间，谢当随镶蓝旗住在北京城的西南隅。在担任镶蓝旗教习期间，他于1741年参加了顺天乡试，中举人。教习期满后，根据皇帝的旨意，起用为知县，1748年经抽签补缺，任贵州天柱知县，在担任天柱知县期间，先后兼理过锦屏县，代理过柳霁县丞。1752年调任云南县（今祥云县），1754年以云南县知县的身份代行宾川州知州。1757年被提拔为维西抚夷通判。1761年初请养还乡，3月，因祖父去世返回福建。谢圣纶自1739年考取国子监学习，1740年担任镶蓝旗教习，直至从维西请养还乡，22年的时间里，他先从福建建宁到京城，又从京城到贵州天柱县、锦屏县、柳霁县，再从天柱来到云南，最终从“开辟未久”的维西回到家乡。一路走来，谢圣纶的官宦历程可谓艰辛，但每到一处，他都不辞劳苦，为驻地百姓办一些实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属不易。

在《滇黔志略》中，谢圣纶多次提到他在进出维西时所必经的地方。一是铁桥，“铁桥（此处，李汝春老师疑为铁桥城之误），在金沙江南崖……余任维西时，出入所必经。其地安弁兵数十名，曰铁桥汛”。二是丽江拉市坝，“圣纶通判维西，赴丽必道经（玉龙山）山麓之喇水坝”（这里的“喇水坝”就其发音和方位而言应当是今天的拉市坝）。三是石鼓，“丽江府西六十里，安弁兵数十名，曰石鼓汛，……余任维西时，乃出入所必经也”。铁桥城历史上为神川都督府治所，在今天的塔城镇其宗村（一说为今丽江塔城）。

民国《维西县志》记载：维西省道“东经丽江县属之鲁甸拉撇古、白粉墙、格子、石鼓……”，而乾隆《丽江府志略·山川略·道路》也记载“自府起，七十里至石鼓大河……七十里至巨甸大村，九十里至塔城关，一百三十里交外域蒙番界。又一路，由巨甸七十里至鲁甸，七十里至今维西”。其实，从丽江到维西，从距离来讲，从巨甸经鲁甸到维西相对较近，从巨甸算起，绕道“铁桥城”到维西比从鲁甸走要远出一倍多的距离。但每到冬季，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要翻越栗地坪是有一定难度的。《维西见闻纪》记载：栗地坪“适维西之路经焉，高三十里，峻岭重复，缘溪为径，如阶如梯……九月雨雪……至二三月，晴霁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犹可行，马至则陷”。因此，谢圣纶驻维西时，每到冬季，从丽江行至巨甸，再沿金沙江而上，经丽江塔城、其宗到维西应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谢圣纶驻维西时，距离首任通判陈权依山建城不到30年，当时的城区规模很小，“计二里七分，周围计五百二十丈”（见《维西县志稿》），大小官吏走遍全城并不需多少时间。在维西的日子里，他觉得“维西环境皆山，环山皆松，然无悬崖峭壁、磊砢屼之奇”，不足以“游观而骋怀”，非常可惜。一天，他“踏田北郊，有石耸立谷口，其状特异，余意其中必有殊胜，乃循谷更进”，走进谷内，他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那里巨石悬立，溪流潺潺，风景优美，他便“除榛莽，辇翳壤，凿崖辟基”，在崖上修建了一个亭子，称之为“翠崖亭”，并在崖壁上题下“翠崖”二字。虽然，亭子旁边“石峰突兀”，“芳藓参差”，“嘉木葳蕤”，但他觉得风景依然不够，便借用谷间溪涧“凿以为沼”，人工开挖了一个池塘，池塘修成，“山光倒映，活水沦涟”，一幅美景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这地方成为他“暇则携琴酒以游”的地方。可以说，这应当是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公园”了，谢题刻在崖壁上的“翠崖”也成为了维西为数不多的石刻之一。“公园”建成，谢圣纶还写了一篇《翠崖亭记》，详细记录了建设的整个过程，并咏诗六首（见《滇黔志略》卷之二）。《翠崖亭记》遣词优美，文笔流畅，至今读起，颇有唐宋散文的气韵。

民国《维西县志》在《名胜古迹》中，记录了他题“翠崖”二字，“通判谢圣纶于前清雍正年间在壁上题翠岩二字，笔力苍古，至今尚在”。这里不仅将年代搞错，所记录的题字也出了错，谢实地所题为“翠崖”而非“翠岩”。

永春河自南向北流经猴子崖（又称合江崖）峡谷汇入澜沧江，峡谷地势险峻，自古以来便是南来北往的咽喉地带，往来行人顺河而走，每逢雨季，河水上涨，道路阻断。据谢圣纶描述“维西城南（此处有误，应为城北）五十里有合江崖，崖下即乐春溪，下流与澜沧江合，两崖石壁千寻，无径可通”。看到道路难行，他派人“辇石溪侧，以济行人”，然而河水一涨，所碾压的石头被水冲走，道路又被阻断。为谋得长久之计，谢圣纶掏出自己的俸钱，雇工凿开崖壁，修了一条宽六尺，长十余丈的道路，合江崖的道路自此畅通无阻（见《滇黔志略》卷之二）。民国年间，张嘉乐集资重修此路，并立碑为记：“维西北路乃康藏通衢必由之道，而猴子岩绝壁前人已凿山通道，行者称便，乃阅时已久，崩塌倾圮在在堪虞，邑中人士集资修治，复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凿山通道”的“前人”指的应该就是谢圣纶。从谢圣纶凿崖修路到1952年巨甸经维西(过猴子崖)到岩瓦修通简易公路，在近200年的岁月里，这条宽六尺，长十余丈的山路，不知方便了多少过往的行人。

除了在合江崖凿山开路，谢圣纶还试图解决梭石坡一带的道路问题。余庆远《维西见闻纪·道路》详细记录了梭石坡的地理位置、地质特点以及途经此地的危险情形，“风及雨，则砂卸石崩……人至此，必视风雨静，而后踏砂徐行。或行里许风作，砂下石击，无不毙之江中”，为此，“别驾谢公欲渡江至对岸开路，则壁削岩广，欲置舟则石聚矶危，卒皆无济”。《维西见闻纪》的作者余庆远因兄长余庆长“乾隆己丑判丽江”而到维西，并通过走访当地“土官之老者……颇得其祥”写成该书。乾隆己丑年（1769年）距谢圣纶离开维西仅八年时间，因而余庆远所记载的谢圣纶曾试图解决梭石坡一带的道路问题应当可信。但由于该地段地质条件特殊（至今如此），对岸开路、以舟渡人的计划都没有实现。这可能是谢在维西留下的最大遗憾了。

《维西见闻纪》还记录了“（栗地坪）冬春之际则积雪一二丈，十年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远，树一高竿，每三尺高系一横栏，路或二三旬不通，视天稍霁，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栏，往还践之，雪固如溪，人由溪内，新雪复积，仍往践之。”这里所记录的“十年前”正值谢圣纶在维西期间，我们不知道“扶栏践雪”是何人的创举，但这段记录告诉我们，谢在维西期间曾经通过这种方式保障了栗地坪冬季行人的往来。

《福建通志·谢圣纶传》还记录了谢圣纶“摄柳霁县丞”、“调云南县”和“署宾州知州”时的一些情况：“柳霁本苗疆，雍正十年始建县，凡送迎，官吏皆役民，民苦役，至号泣于路，圣纶请于大吏，除之”。“时田为海水所淹，不可耕种，粮欠积累，名曰债海。圣纶往勘，捐俸疏治之，四千余亩悉为腴田，民受其利”。由此可以看到，谢圣纶是一个愿意为驻地百姓谋利益的封建官员。

在维西，他与百姓的关系也是不错的，在《滇黔志略》中他写道：“维西亦有傈僳，其性颇淳，能镂竹为弦，衔于齿间，弹之成声，亦颇喑咿可听。”（见《滇黔志略》卷之十五）通过与百姓的交流，他感受到了他们用口弦演奏的音乐的美妙，感受到了傈僳族百姓的淳朴。为了方便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当时的衙署还专门设有“翻译生”，凡是少数民族前来诉讼，都用民族文字，并由“翻译生”负责翻译成汉字。按照谢的记录“其夷字，与西藏经文小异而大同，每行皆横书横读”， 从这段记录我们可以推断，衙门里的“翻译生”主要从事的应该是藏文翻译，这也说明了当时的维西藏区藏文已比较普及，维西衙署官吏对藏区事务也是比较重视的。他在维西任职期间（乾隆戊寅年，即1758年），西藏四宝法王到维西参佛，“四宝大喇嘛回藏，曾具手札谢余，译之，其情致亦颇缠绵。”如今，我们无法考证四宝法王和谢圣纶曾经有过些什么交往，四宝法王的手札上写了些什么，只是，作为地方官员，谢在四宝法王“及回藏，东竹林及中甸喇嘛率相扼其归路”时，“亲往晓谕，始解散”（见《滇黔志略》卷之十四），也许当时东竹林及中甸僧众“率相扼其归路”只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情感，但是，谢能亲自前往当地处理相关事务，使法王能顺利回藏，这在体现了他忠于职守的同时，也恰恰体现了他与法王之间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而在给谢的手札中才会有缠绵的情致，也才会有谢关于四宝法王“貌颇魁梧，人诚朴、明事理”的记载。此外，由于谢在维西期间，为群众办理了一些好事实事，维西的百姓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之情，在他离开维西时，书面列举了他在维西的十条“政绩”赠送给他，这也成为《建宁县志》记录谢的政绩的主要依据。

根据《福建通志·谢圣纶传》记载，谢初到天柱时，即“约法严明，民夷帖然”，初显执政能力。到维西任职后，“时有土官桑乌佳，暴虐乱法，圣纶按法惩之，夷民悉安。前官数巡边受馈，至是掾佐以为请，不听。圣纶查维西地势，以阿墩为入西藏及通蜀要路，厂夫盈万，土夷户口数千，宜设大小官兵以镇抚，通判权轻不能治。”如今，我们很难在史籍中查找到“桑乌佳”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官，也弄不清当时的“掾佐（官署属员）”是些什么人，但从这篇传记所记录的谢圣纶在维西的表现，让我们看到，谢是有一定的地方治理能力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敢于执法。面对土官“暴虐乱法”，他能“按法惩之”，执法的结果是“夷民悉安”。二是为政清廉。身处边地，维西以前的官员“巡边受馈”，谢调任维西后，却不肯接受掾佐之请，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当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三是熟悉维西实情。他深知，维西“以阿墩为入西藏及通蜀要路”，而且人户较多，“厂夫盈万”，“宜设大小官兵以镇抚”，于是，他在即将离任之时，在“将维西地方情形反复筹度”的基础上，极力上书，向上级官员详细叙述了维西的地理、历史、民族以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他认为“维西地处极边，为西藏出入门户”，“山高路险”、“延袤宽广”，“实为滇西阨塞要害之区”，“通判权轻不能治”，应当“将维西通判改为掌印同知”（见《滇黔志略》卷之十四）。这是他在全面掌握维西实情后做出的重要判断和建议。可惜，谢随后即请养还乡，维西通判改同知之事也就没有了着落。

在民国《建宁县志》中还记录了谢在维西任职期间的一些情况，也体现出他体察民情、赏罚分明、强调农耕、重视教育的从政理念。如：“维西倮民杂处，风俗与中原殊，下车后，禁同姓婚姻，革除火葬民俗。”在谢圣纶看来，维西当时所存在的同姓婚姻和火葬习俗与中原礼制是不相符的，应当予以禁止革除，于是，下车伊始，他便从治理这两项习俗入手开始了在维西的从政生涯。当他看到当地百姓“蓬头跣足（不理发，不穿鞋）”时，“令殷实之家冠履为之倡（让家境殷实的人戴上帽、穿上鞋，作为倡导之举），招鞋匠教习之”。在农业生产方面，“教以深耕粪田，亲督耕耘，勤者赏以酒布，惰者薄罚示儆。民不识蔬菜，捐金赴大理购菜种，按户分给，令于隙地栽种，亲临查勘。”在教育方面，他认为“维西开辟未久，不知文学”，于是“为设学校，延师课读，月朔亲督勤惰，严赏罚”。在他的严格督促下，“逾年，文武籍学者二人，吏民传为仅见”。“去维西日，复捐金以裕膏伙”，在离开维西之际，他还不忘捐出自己的薪俸作为学校的生活补助。

《滇黔志略》中，谢圣纶还记录了维西“溜绳渡江”、“夏中遇雪”、“东门外地产瑞麦”，也记录了维西有青稞、酥油、雪茶、茯苓、蔓菁、牦牛等物产，他还曾将维西的蔓菁种子带到福建，“然土性不合，频种皆未萌芽”。

谢圣纶在贵州和云南任职长达十四年之久，在他看来,当时的“官滇黔者，往往鱼肉穷夷，反以蛮民但畏威而不畏德，讵不重可叹哉！”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从维西回到福建老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了。

在《滇黔志略》的识语中，谢圣纶说道“右志略三十卷，乃余待罪滇黔时，公余所采辑也……夫是以所至之处，得于薄书，余闲从容搜择，悉其见闻，合纂成编”，公务之余，他大量阅读采集当地史料，编辑成书，“以备西南夷之文献，以征我国家天威遐畅，一道德、同风俗之隆，抑何幸欤！”在他离开维西两年后，《滇黔志略》编纂完成，在维西的四年，应当是成书的关键四年，从书中摘录的维西相关史料和谢自己的“管见”所占比重来看，可以相信编辑该书的大量工作是在维西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