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梁（1868～1930），字庭树，湘乡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入浙江武备学堂，三十二年于拉萨创办西藏武备学堂。1920年任国务院顾问及外交部藏案讨论员，1930年赴藏办理中央政府宣慰事宜，卒于途。

谢国梁（1868～1930）字庭树，幼过继叔父湘军提督谢汉南为子。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浙江新军任哨官、升旗官、督队官。三十年任福建电光山炮台督台官，迁炮科学堂提调及教习。三十二年应驻藏大臣联豫召，至拉萨，创办西藏武备学堂，训练藏族青年兵队，担任管带。三十四年协同川军协统钟颖参加江达、曲水战役，平息动乱。宣统二年因钟颖擅自逞兵波密被解职，改隶罗长椅，任统带。率硕板多、洛隆、边坝三路藏军，会合川军彭日升部攻克丁拉卡、春多寺、尼罗卡、宿木宗，与罗会师易贡，平定波密。辛亥革命中，为维持西藏安定大局，领导藏军与哗变抢劫的钟颖“勤王军”交战。民国元年（1912）7月30日包围钟颖部于拉萨市内。经廓尔哈驻藏官员噶卜典调停休战后，赴北京向民国政府述职，被钟截击于途。随从多死散，谢仅以身免，匿于达木寺数月。及川军远题，达赖自印度回藏，遂先返拉萨向达赖说明汉藏冲突咎在少数不肖军官，中央政府当依法予以惩办，并力劝达赖及早赴中央筹商善后﹔然后赴京。后留陆军部任职。9年，由国务院派赴甘肃，襄办西藏专案，劳绩卓著，摇为国务院顾问，并在外交部藏案讨论会兼职。1923年应邀赴衡阳镇守使谢国光部任参谋，协助整饬军队，清除匪盗，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抗击赵恒惕“护宪军”。冬，随军入粤讨平南雄、始兴叛军。后任广州、南京国民政府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国政商榷会会员、国民政府研究蒙藏事宜专员、行政院参议。1930年，英帝国主义挑拨西藏背离国民政府，并嗾使尼泊尔入侵，以武力威胁。国民政府特选谢国梁赴藏处理。5月，以62岁高龄偕秘书谭云山及其子谢伏波（亦任秘书）启程。7月达印度，复转缅甸。父子俱病。子于9月22日殁于曼德里医院。仍强忍哀痛，扶病偕谭云山前进，抵西藏境，12月17日于曲水逝世，遗命谭云山全权代理。谭至拉萨谒达赖，传达政府“中央与西藏地方联合统一合作，共谋国是”的精神，达赖尊重中央命使并笃念旧谊，以优崇礼仪殡葬谢国梁于罗布岭冈。谢伏波遗骨由侨胞帮助，收葬云南公山。

谢国梁，字庭树，湖南湘乡人，时任行政院参议、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于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他被清廷调赴西藏，训练藏兵，担任驻藏清军土兵营管带。因种种原因，他与西藏地方上层官员关系融洽，颇有人缘，还娶了藏族妻子。谢国梁离世的消息传开，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都颇觉意外，伤心不已。12月18日，随行秘书谭云山将谢国梁的遗体护送至拉萨，达赖喇嘛派兵数十人列队迎接，给予了极高的礼遇。

1930年1月，因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居民发生小纠纷，尼泊尔政府派兵越入藏境，西藏地方也召集军队严阵以待，形势陡然严峻。为解决纠纷，十三世达赖喇嘛想到了中央政府，他遂以贡觉仲尼的名义写一英文电稿，以明码发送至“南京友人”。

这封电文的接收人正是谢国梁。请他代传中央政府，首先是因为谢国梁曾以清朝官员身份在藏服务5年，熟悉藏事，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等关系甚好，从私人关系方面来看，致电“友人”，出谋划策，乃情理之中；其二，除去双方私交，此时谢国梁乃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贡觉仲尼代表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电谢国梁寻求意见，其真正目的是想通过谢国梁向中央政府传达信息，请求应对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冲突的方针。其三，发送明码电报，且为英文，名为向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南京友人”寻求意见，实则警告英国当局，如若继续唆使尼泊尔入侵西藏，西藏地方将寻求中央政府帮助。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在中央与西藏关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这一举动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内心倾向中央的具体表现，充分显示其政治智慧。在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面对领土争端等重大问题时，西藏地方政府愿与中央政府协商，共同应对，实属难得。这不仅体现了谢国梁在促进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为之后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奠定了基础，更是对英帝国侵略西藏之野心的警示和打击。

谢国梁将电文与其拟定的调解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办法一并向上呈报，希望为解决西藏事务出谋划策、贡献力量，以期早日实现国家之统一、民族之团结。蒙藏委员会获悉信息后，认为“吾政府收复西藏之良好机会，及会不图，后将无及”。同时，鉴于谢国梁的满腔热情与拳拳之心，认为“谢国梁前在西藏任土兵（当时指藏族士兵）统领，熟悉藏情，且与达赖、班禅俱有交谊”， “爰议委派专门委员谢国梁前往西藏，巫怀清前往尼泊尔，分任调解，并相机长驻该处，联络感情，宣化德意，以为逐渐收复西藏之张目。”1930年4月1日，国民政府同意了蒙藏委员会的报告，决议特派行政院参议、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前往西藏。5月，精通藏事的谢国梁奉命再次赴藏，除调解尼泊尔与西藏地方的纠纷之外，还肩负着更为重要的政治使命，1即将中央解决藏事之十一条意见传达至西藏地方政府，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洽商谈。此时，他已是花甲之年，身体欠佳。但出于爱国热忱，强撑病体毅然偕其子启程。“因由印度进藏不便，改道来缅甸，由缅甸经滇康入西藏”。由于此前他在西藏的所作所为，以及其妻的关系，无形之中更拉近了他与西藏地方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亦可为其在藏执行公务提供方便。

9月22日（农历八月初一）其子谢瑞清 “因途中感冒瘴气，在缅甸互城病故”（殉职时年仅23岁）。年迈病弱的谢国梁痛失爱子后，精神备受打击，勉强撑着料理完儿子丧事后，身体极差。骨肉亲情虽难以割舍，但谢国梁深知此次赴藏肩负边疆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之重任，不可懈怠，更不能因私误公，遂留在缅甸眉苗短暂休养之后，便折回印度加尔各答重新计划入藏事宜。就在进退维谷之间，谢国梁经人介绍，结识了缅甸仰光《兴商日报》主笔谭云山。两人同为湖南老乡，又因谭云山熟悉印度方面语言，谢国梁邀其担任秘书长，一同入藏。为了避人耳目，谢、谭二人遂决定跟随藏商邦达昌骡马队乔装进藏。然而，从印度出发，北上途经之地，地形复杂、环境恶劣，谢国梁因体力透支，身体早有不适、遂积劳成疾，奈何途中无法医治，病情不断加剧。1930年8月，谢国梁病势恶化，无法上马，邦达昌与当地营官赶造花扛（藏轿），代雇舆夫，乘花扛前进。后行至曲水时，谢国梁更加虚弱，上、下轿均须人背扶，但神志仍然清醒，坚持前往。途遇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及其在藏之妻子所派人来迎，当来人献上哈达，谢国梁尚能微微点头。12月17日，谢国梁忽然气绝，殁于拉萨郊外，此地距拉萨仅一日行程。终年62岁。谢氏父子长途跋涉，于同年殉职藏事，令世人扼腕长叹之余亦肃然起敬。十三世达赖喇嘛闻讯，颇为伤感，立即电告蒙藏委员会。

“谢家父子，殁于国事，实堪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在致谢十三世达赖喇嘛电中谓：“谢专员为国捐躯，深堪悯恻，现正由敝会呈请中央从优抚恤，并拟在京开会追悼，以资纪念。” “谢故委员父子，此次均为国事跋涉而死，应请政府予以相当优恤。” 。

1931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为谢国梁举行公祭会，政界要员以及西藏达赖驻京办事处、班禅驻京办事处等均躬临致祭。国民政府多位大员均为其题词等。蒋介石因其为西藏“行千万里，历三十年”，题“尽瘁使命”四字；著名学者蔡元培亦为其书写“庭树先生暨随侍文郎千古”。

在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率众高僧亲自为其诵经超度，以汉族的最高礼节予以厚葬。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对其丧葬事务的处理均给予高度重视，按高规格办理。从中央政府角度而言，这无疑体现了其治藏政策与态度。通过对谢国梁丧事的妥善处理，体现了对边疆工作的重视，以此鼓励更多的人到边疆服务。加之，谢国梁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南京友人”，二人关系非同寻常，国民政府妥善且高规格处理谢国梁的丧事就是对西藏事务的重视，旨在向西藏地方传递特殊的信息。

从西藏地方政府而言，通过谢国梁丧事的妥当处理，力求表达对中央政府政策的回应，体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的心理嬗变。

谢国梁父子秉爱国之志，奔波于藏事，无愧于中央政府，亦无愧于西藏地方，故能同时为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所接受和感念，进而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是民国史上极具影响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