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名苞（1942.8-）男，毕业生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塘石村人，研究员，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神舟”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具体组织领导者之一。现为探月工程顾问。

1950年9岁时跟随伯父谢良（炮兵副政委，少将）去河北石家庄小学念书。1956年考入北京101中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1年中学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年9月参加工作，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1967年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车具厂当技术员，后调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哈工程），任过教师，系副总支书记。1974年历任国家第八机械工业部科技局干部、副处长、中国军委炮兵装备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计划部副处长、处长、副局长、总工程师。1990年后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局长、副部长、部长（正军级）。1995年起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2005年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空间材料与环境工程实验室共同开展有关电子材料的空间环境效应评价技术研究工作，并培养材料学科博士研究生。现为探月工程顾问。

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大型系统工程的科研和管理工作，撰写了《论中国载人航天今后十年的任务》、《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技术进步和中国特色》、《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项管理》等论文。参与了863高技术计划的论证、管理和载人航天工程初期论证、组织工作，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四次无人飞行实验和“神舟”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具体组织领导者之一。2003年10月6日6时23分，随着“神舟”飞船在内蒙古预定地区平稳着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一朝成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

1989年至2004年期间曾获军队科技进步特别奖、中国航天基金荣誉奖，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总装部2003年度创新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1997年8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新一代将军

“将军县”的新一代将军

——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原主任谢名苞将军

人民网 2008年09月09日康家林 来源：老友杂志

谢名苞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从闻名全国的“将军县”——江西兴国县走出来的并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第一位新一代正军职将军。

他于1966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长期从事国防科技工业的科研和管理工作，是大型系统工程的管理专家。曾任原国防科工委计划局总工程师、局长，计划部副部长，参与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多个大型项目的论证、立项和管理工作。

从1999年开始，他专项从事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管理，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是我国第一次至第五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之一。担任我国探月工程顾问。

不久前，记者在北京大屯路将军家里访问了他。

“父辈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谢名苞于1942年8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塘石村。兴国县的新中国开国将军便有56位，是名副其实的“将军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县是闻名的红色模范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曾赞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其他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34年红军长征时，全县有3万青壮年参加了长征队伍。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活着回到家乡的只不过300人。

谢名苞将军说：“革命战争年代，兴国县革命与反对革命的斗争十分尖锐。我的父辈同大多数家乡人一样，投入了革命，作出了牺牲。”

谢名苞的父亲共有兄弟3人，除老三因年纪小外，老大和老二均随红军长征了。老二谢毓漳在长征途中负伤后牺牲。老大谢良是塘石村参加长征的100多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也是兴国县56位开国将军之一。

谢将军说：“我从懂事开始，便常听大人们讲红军革命斗争故事，喜欢听他们国山歌。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很苦，吃红薯米饭，喝南瓜汤，但很充实。父辈的革命事迹和高尚精神对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谢名苞的亲生父亲是老三。1949年全国解放后，大伯谢良便把名苞接到自己身边，把他抚育成人。他也把大伯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

谢良曾任平原省（现为河南省）军区副政委、第二高级步校政委、中央军委炮兵副政委等职，1991年在北京去世。

谢名苞在兴国长冈乡老家上过半年小学后，随谢良在新乡、石家庄、宣化和北京等地上小学和中学。由于受家乡和家庭的革命传统的熏陶，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思想品德好，学习成绩优秀。在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毕业时，以学校唯一的北京市中学金质奖章获得者的身份，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他在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从哈军工毕业后，40年来一直长期从事国防科技工业的科研和管理工作。

全身心投入，为载人航天工程贡献力量谢名苞将军是1999年1月4日受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的。他面对的是我国航天史上40年来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跨世纪工程。这个巨型系统工程当时正处于最艰难的转折时期。谢将军领导的这一专项办公室承担工程总体的技术工作，负责对下属航天员、飞船、火箭、发射场及回收等7大系统的组织和技术协调；协调着直接承担任务的110个研究院、所及工厂、基地的同步运行，以及分布在全国的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等领域的3000多个单位协作配套和保障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高度重视载人航天工程。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载人航天是个大事，要下决心搞，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有意义，是综合国力的标志。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神舟”5号飞船发射成功，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荣耀。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都对这一能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和长国家、民族志气的工程寄予厚望。

谈到这些，记者看到谢将军脸上深沉、凝重的表情。他说：“我明白，这个工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没有退路。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常常感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工作不敢有半点懈怠。”

谢名苞将军特别强调说：“从担任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起，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白天黑夜想的就是要做好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这件事。”

我国第一次发射宇航飞船是1999年11月25日。在此之前的7月至8月，必须把火箭、飞船等装备运进发射场。这些装备是用火车以一级专列的最高规格经3天2夜运进场地的。

谢将军说：“我们申请的是二级专列，公安部审查时，提为一级专列。一级专列主要是指对重要物资、重要装备而言，其保护保卫规格特别高，非常严格；但对乘坐人员来说，并没有客运列车那么好。在7月至8月的大伏天里，火车车厢里也没有空调设备，没有舒服的卧铺。”

7月中旬，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专列经过武威、张掖等地的时候，气温高达45摄氏度以上。谢名苞将军和有关系统的总指挥们、总工程师们也随装备坐在列车上。尽管酷暑难当，但无论白天或夜晚，除了很少的休息时间外，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双想”。所谓“双想”，就是各级工程师出题，“回想”以前的技术工作中有什么问题，有哪些值得今后借鉴；“设想”下一步工作中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出现了的话，怎么解决，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非常认真。3天2夜的高温列车生活，他们就是这样度过的。

一位正军职将军乘坐这样的列车随设备进发射场，这在以往是少有的。而谢名苞将军却在一个月内连续乘坐了两次。他说：“这把我和普通技术人员的距离拉近了。我经常能听到工作在第一线的普通技术人员真切的感受和对技术问题、组织问题的意见。这是我觉得‘踏实’的所在。”

谢将军说：“我们的集体有很强的凝聚力。大家紧张而又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有序而又是高效率的。几万人参加的这一工作的精确度，是按天计算的。这在我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以往是没有碰到过的。”他说，发射载人飞船，我们做的是“万人一杆枪”的工作，要求全体参研参试人员要“万人方队一个步”，“万人乐队一个音”。第一艘载人飞船（即“神舟”5号）的准备和飞行任务就是这样进行的。

2003年1月5日下午7时，我国发射的第4艘无人飞船成功回收。他们连半天休息都没有安排，次日（即6日）上午9时，谢名苞将军立即召开载人航天工程7大系统的总指挥、总工程师们开会，分析研究“神舟”5号，即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的研制计划和飞行任务的安排。大家从我们的队伍情况、技术工作、气候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可于2003年10月中旬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于是，大总体和各系统按这一要求分解自己的工作，安排进度计划、协同关系、做出网络图，精确到天，并迅速全部部署到位。谢将军说：“8月中下旬检查工作时，我们看到，不但航天员的准备、火箭飞船研制，就是发射场、飞船着陆场和航天员的陆上、海上救援工作，都是惊人精确地按大总体要求进行的。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整，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按时发射成功。第二天的回收，只和预定时间差了几分钟。”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行任务5次圆满成功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国内媒体大量详细报道，人民群众像过盛大节日一样兴高采烈。国外舆论一片震惊，各国政要和科技界人士纷纷来电祝贺。人们认为，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11年来最具标志性的重大成果，是我国航天史、科技史乃至现代化建设史上一座新的重大里程碑。它向世界表明：中国人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掌握高新技术，组织进行高难度工程，创造出人间奇迹。中央领导同志十分满意从事载人航天工程工作的这支队伍。江泽民同志称赞这支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并把这归结为“载人航天精神”。这对谢名苞将军和他的同事们是莫大的鼓舞。

谢将军对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撰写了《论中国载人航天今后十年的任务》、《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技术进步和中国特色》、《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项管理》等论文。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

记者：谢主任出生在革命老区。

谢：我的家乡是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江西兴国县，是革命老区的模范县。大革命时期的三十年代，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全县26万人口中，约有8万人参加革命工作，跟随红军长征的大约有3万多人，在建国初期活着回来的只有300多人，90%以上的人都留在了长征的路上。在新建的烈士陵园中刻着2万3千多人的姓名，有些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父亲负重伤走过了长征，他是一名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将军，我们算是革命的第二代吧。

记者：一个家庭出两位将军，在你们哪里不多吧？

谢：在我们老家，像这样一个家庭出两名将军的也只有一个，这被家乡人看成是一种骄傲。我自己从小就喜欢军人，上的也是军校。

记者：那时候可能没想到今天会搞轰轰烈烈的载人航天工程。

谢：没想到。我毕业时本来被分配去搞战术导弹的科研工作，结果因为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分配命令被取消了。那时候社会思想非常混乱，学校也都乱了，我们都留在学校参加文革。到1968年又下工厂锻炼，我被分配到齐齐哈尔的一个造马车的车具厂去了。

记者：这么说谢主任在造飞船之前还有一段造马车的历史。

谢：马车也没造成，到那里烧锅炉烧了两年多。

记者：毕业四、五年时间，您学的专业都一直荒废着。

谢：对。大概是到了1970年底，我才又被调回学校。当时哈尔滨军工学院的一个系，组建了船舶工程学院，我调去那里在导弹系当教师。其实那时文革还没完，反回潮，根本搞不了什么教学，大量的时间浪费着。一些有事业心的教师组织起来，想办法搞科研。通过千方百计的努力，承接了一个空对舰导弹的任务，我参加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大家就那样一边接受反回潮的批判，一边教学，一边搞科研试验。

记者：那时候能够集中精力搞一项科研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谢：有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因为文革期间耽误了很多时间，任务争取来不容易，我们都很珍惜，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想尽快搞出一点成就来。一直到1977年，我们国家组建了八机部，我被调到八机部科研局搞科研管理去了。

记者：不再做技术研究了。

谢：我还是非常愿意搞技术工作的。在我刚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就叮嘱我说，一定要搞技术搞到底，肯定会有成就，千万不要去搞管理，那样就可惜了。结果还是搞管理了。

记者：他可能没想到您在这方面也是专家。

谢：当时因为很缺乏管理方面的人，上面就找我来谈话，让我去搞科研管理，说在我们国家，搞好科研管理比科研本身还重要。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到技术岗位上。

记者：863计划启动的时候您在干什么？

谢：我当时是国防科工委计划局局长，参与863计划的启动工作。国防科研重大项目的启动都是由计划局安排，因此，那时的重大国防科研试验立项，我基本都参与了。863计划不同于别的科研项目，这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探索性工程，分为七大领域，其中的一个领域就是航天计划领域。载人航天的初期探索是863计划航天领域的一个项目。

记者：这么大的工程，计划安排从何着手呢？

谢：863计划一开始与国家科委一起，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研，优选题目。然后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讨论、研究，做概念性论证聚焦课题。这是最初期的工作，往后再召集航天、航空、兵器、舰船、电子、科学院等部门深入讨论，跟国家财政、计委等综合部门组成的协调组，确定经费，将课题和经费再全部交给专家委员会管理。863计划实行专家直接管理的方式。新的项目，新的管理模式，参加的单位又非常多，困难是很多的。

记者：参加载人航天工程的协作单位大概有多少？

谢：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参加直接工作的主要单位，像航天集团、科学院、信息产业部、电子科技集团的厂所及院校等单位大约有110多个。协作配套的单位约有3000多家。

记者：从1999年开始，您就专门负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这么多协作单位，要策划、组织好，一定有很多困难。

谢：1999年，我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接手这项工作，我感到同过去的工作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有许多特殊要求的工程，实行专项管理模式。面对具体问题，工程中每个细节的质量和对技术问题解决的彻底程度远比一般工程要求高得多，面对众多协作单位，要求各方面配合、协调远比一般工程细腻得多。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了这个特点，并为之花费了巨大精力，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工程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工程的各个环节才会衔接的这么好。

记者：接手管理这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程，可能有的地方照顾不到，就会引起致命的问题，您有没有很担心？

谢：一开始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刚到任就碰到了一个难题，那是执行神舟一号飞船发射的时候。我当时是跟着飞船专列一起进发射场的，同技术人员交谈中了解到，因为时间紧，一些飞行软件、测试软件实际上还没有按要求完成，没落焊就进场了，到发射场再做试验来完善。我当时心里不踏实，就问，以前发射卫星时软件要求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进场？技术人员说，以前发射卫星，都是软件落焊之后，还要做好多次模拟飞行试验，没问题才可以进场，还从来没有软件不落焊就进场的情况。我听了后就更担心了。这种不按程序的做法，虽然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也是在冒险，发射场的工作流程已经排定了，但是飞船软件还没有最后敲定。

记者：后期测试只能拿到发射场来做。

谢：是的。我当时跟飞船系统的领导、跟技术人员谈这个问题，这样做技术上有没有把握？他们觉得进场前做试验的时候也很严格，走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神舟一号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走下来了。实际上那时候大家对软件工程化的工作还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我们的软件是在经过了两次飞行试验之后，才真正高度重视起来，强调软件工程化，走上了一条正规化道路。

记者：大家的质量意识非常强。

谢：质量问题对工程非常关键。对质量有了把握，对软件有了把握，对整个工程才会有把握。对载人航天的质量意识，我们是在工程的进展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确实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有一次在发射场，一岗人员检查插座的时候，发现火箭一个插座的插针目视看上去粗细不均。问题被提出以后，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同志立即赶到现场，一看确实如此，目视插针有粗有细。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纳闷，我们从试验室到工厂测试再到发射场，经过了好几道测试、检验，怎么都没有发现？

记者：一般大家的注意力可能都不在插针的粗细上，只要导通没问题就可以。

谢：谁也没想到插针会在粗细上出差错。后来经过验证表明，插针的直径都是一样的，没有问题，而是插针的针尖儿有的是尖头，有的是圆头，尖头看上去细，圆头的看上去粗，造成了视觉上的误差。

记者：这应该无关紧要。

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穷追不舍，一直追查到生产厂家，要求厂家追查生产记录。厂家查过后，说该插座安装的是同一批次棒料生产的插针，经检验直径没有问题。但端面为什么不一样？生产记录上找不到原因。又检查生产工艺流程，才发现生产工艺对插针端面的加工没有做明确规定，工人们根据自己的习惯，有的加工成圆形，有的加工成尖形。而装配是混装。

记者：但是我们却为这一个小小的视觉误差，一直追查到生产厂家的生产记录、操作工艺和生产工艺。

谢：从总师、领导到操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很重视，把问题解决彻底。厂家也很重视，对生产工艺做了修改，对端面加工方法做了明文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大家都非常重视，彻底解决，这就是我们的质量保障。

记者：以前的卫星工程中可能很少这样。

谢：载人航天工程所形成的质量意识和质量控质，确实是过去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发射神舟一号飞船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问题。好多问题都是出自按以前的习惯工作，不很严格，对载人航天的质量要求认识不够。为此，我们吃过亏，付出过很大的代价。神舟三号飞船刚进场不久，发现一个插座个别点有不导通的现象，深入追查引发了更大的事情，飞船上七十多个同型号的插座都得更换。飞船上操作本来就很麻烦，仪器很多，船舱里布满了导线。七十多个插座一个个换下来，比重新生产都费劲。那次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推迟发射，彻底解决。试验队刚刚进场又撤场了。

记者：那次撤场可能对整个试验队伍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震撼。

谢：一开始试验队都不想撤，有人来找我，说这个问题在发射场就可以解决，用不着回到北京去。当时大家压力很大，有的同志甚至哭了。这对技术人员来说是很难的，进场前做了大量的工作，费了很大的功夫，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产品，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说实话，搞了几十年卫星，还从来没有撤过场，有什么问题都在发射场解决。单单碰到飞船，发生了这样的事。

记者：这个问题在发射场到底能不能就解决？

谢：也可以，但是不彻底。当时有一条退路，就是这些插座的信号点都是双点双线备份，有个别的点不导通，备份点是通的，简单的导通测试发现不了，信号也是通的。但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对严格质量管理很有代表性。我们一贯的原则是飞船不带问题上天，如果这一次姑息，可能以后的质量关也很难把得住，还会出现类似的、甚至是更严重的问题。

记者：有点儿惩一儆百的意思。

谢：一次整顿，终生受益。召开撤场动员大会时，大家很难过。我在会上对大家讲，这次回去是退一步，进两步，不但对神舟三号，对以后的航天发射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三个月后我们再回来时，大家就能体会到为什么要下决心撤场了。

记者：其实回北京也不光是为了解决插座这个具体问题。

谢：是想借这次机会，对整个队伍的思想、产品质量意识都做一次彻底的整顿，树立对载人航天工程的质量观念。那次回去后对所有接插件、产品，包括火箭在内，都做了一次彻底的复查，又发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说明我们那时的质量关还把得不严。

记者：后来大家都很赞成那次撤场。

谢：后来再进场，直到两个月后发射，非常顺利，过程中基本没再出现什么问题。那次以后，大家形成了一个一致的看法：即便是飞船这样难度大、结构复杂的产品，只要把住每一道关口，也可以杜绝发生质量问题。成功要由质量来保证。这件事对飞船系统的震动非常大，撤场回去以后他们采取了一项措施，把全院的工资下调了10%，搞载人航天的人员工资下调15%，让大家都意识到，质量控制不严，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记者：载人航天工程的确跟其他工程有很大的不同。经历了这几次发射，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谢：是我们的队伍。我们锻炼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形成了一支非常好的科技队伍。我接触了很多单位和人员，感到从研制、生产、试验到发射，各系统总指挥、总师、各岗位工作人员都非常尽心尽力，责任心非常强，协同精神非常好。

记者：大家的合作关系非常好。

谢：各单位、研究院、所和基地，各试验队，经过这几次实战的磨合之后，大家的合作非常好。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可贵，形成了一个搞载人航天事业的大集体。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以后，有人就说这种协作关系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后来的几次飞行试验是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成熟。有什么问题，不需要说啥，都是一起来解决，很快。在发射场是这样，在试验室也是这样，不管是多么大的问题，同舟共济；多么小的问题，也都会很认真、彻底地去解决。

记者：载人航天工程进行到今天这一步，无论人才队伍、产品质量、操作指挥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一切都走得很顺了。您觉得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

谢：从技术上讲，我最担心的是火箭逃逸装置，这是保证航天员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总觉得还没有完全落底。对于无人飞行来讲，我们强调不能误逃；对于载人飞行来讲，既不能误逃，也不能漏逃。逃与不逃，这两种状态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因为种种技术条件，电磁环境，还要考虑防止误信号的干扰等等，到底怎么确定逃逸门限才算合适，是一件令人寝食难安的事情。逃了，航天员固然可能得救，对整个工程仍是失败；但如果该逃的时候没有逃，那是不成功上的不成功。

记者：这个问题可能一直会伴随载人航天工程，成功与否的定论只能在飞船落地以后。

谢：是这样。我们花很大力气搞了这个逃逸装置，逃错了是一大败笔。不能不特别重视，花大力气，工程实际实施中又不能真的让它启动。都只是地面仿真，就做过一次零高度逃逸试验。

记者：我国搞载人航天的水平与国外相比，有多大的差距？将来的发展如何？

谢：比起美国、俄罗斯，我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人家60年代就上人了，我们九十年代才真正开始搞；人家已经建设大空间站，我们才准备上人，所以差距还是挺大的。不过我们的飞船功能很完善，不是他们初期的所能相比的；运载技术可以同他们相抗衡。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办事业非常好的年代，我想再过十年，也许用不了十年时间，中国的空间实验室就能够上天。到那时，在载人航天方面，我们就有能力跟他们平等对话，中国的航天事业一定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来源：光明日报

航天将军

在中国的航天事业中，从“两弹一星”到“神舟”系列飞船，都凝聚着哈军工毕业生的智慧和心血，尽管哈军工只培养出了13期毕业生，但却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中国的航天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毕业于哈军工的谢名苞少将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神舟”系列飞船研制、飞行任务的主要领导、组织者之一——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现探月工程顾问。

谢名苞是前解放军炮兵副政委谢良的儿子，他的妻子王思红是前黑龙江省委老书记王一伦的长女，他们都是哈军工61级导弹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的毕业生。

谢名苞告诉本报记者，从哈军工毕业已经40年了，在自己这40年的经历中，从具体的科研工作，到宏观的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功都是与哈军工密不可分的，是哈军工给了他知识，是哈军工教他怎样做人，是哈军工教他怎样努力工作，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可以说，哈军工的教育是他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谢名苞告诉本报记者，他曾先后在原国防科工委计划局任总工程师、计划局局长、计划部副部长，他组织和参与了诸多重大国防科技工业项目的立项、论证和管理工作。1999年，他又被调到载人航天办公室任主任，专门负责载人航天工程的管理工作。他说，虽然他从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起始阶段就参与了论证立项，但1999年对他来说，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因为，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航天事业40年历史中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跨世纪工程，同时，又是政治影响很大、显示综合国力的项目，可以说这是个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项目，对管理者谢名苞来说，既要负责宏观管理，又要负责具体的微观管理。他说：“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直接承担任务的有110个研究院所、高校、基地，配套单位3000多个，几万人参加，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既要负责工程总体技术计划工作，又要负责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的协作，压力很大。”

谢名苞的父亲谢良将军是军中有名的独腿将军，他15岁就参加了红军，1934年同二弟一起离开家乡江西省兴国县参加长征，身经百战，负过重伤，三过雪山和草地。1950年回到家乡时，他是全村100多名参加长征的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兴国县是名副其实的将军县，开国将军就有56位，但牺牲也是巨大的，当年全县有3万多青壮年参加红军长征，到全国解放时，幸存下来的只有300人。

谢名苞是1961年从北京市第47中保送到哈军工的，他在中学时学习成绩很优秀，是北京市中学生金质奖章获得者。他告诉本报记者，能进哈军工学习是他最强烈的愿望。当时，哈军工是先于北大、清华来各中学挑选优秀中学生的，那时，能进入哈军工是非常骄傲和神气的事。

谢名苞说，在哈军工的5年学习生活，列队、出操、上课、就寝都要按照严格的纪律，紧张有序，保密要求也很严，每天下课，书本都要交回保密室，第二天上课时再领。谢名苞说：“在哈军工学习气氛非常浓，同学间相互鼓励，不辜负这份荣誉。在哈军工5年，我除了寒暑假回家，从学校到火车站，再从火车站到学校，剩下的时间几乎就没出过哈军工校门。”

谢名苞告诉本报记者，他和妻子王思红是同班同学，王思红是哈三中毕业的，她的父亲是前黑龙江省委书记王一伦。王一伦从求学时代就参加了革命，“九·一八”后作为东北大学学生流亡到北京后，领导了东北大学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转战太行山。抗战胜利后，被党派回东北领导土地改革，建立辽东根据地。1949年到哈尔滨后，王一伦曾先后任哈尔滨市市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文革”爆发后被打倒和囚禁，直到1972年才恢复领导工作。

谢名苞说，在校读书时，他和王思红并没有谈恋爱，那时学校要求两不准：不准恋爱，不准结婚。那时真是一心读书。1966年，谢名苞和王思红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谢名苞被分配到北京航天部二院第二设计部，并到上海实习。王思红则分配到上海航天局八院。他们实习还没结束，“文革”就爆发了。谢名苞的父亲谢良和王思红的父亲王一伦均被打倒，他们也受到牵连，被取消了分配，又回到了哈军工，继续在“文革”中受“考验”。

谢名苞说，他们恋爱是在1968年经过学员队长的牵线。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们终于被分配了工作。谢名苞被分配到齐齐哈尔车具厂——一家生产马车的工厂，在那里烧了一年多锅炉，生产马车轮子。王思红则分配到龙江县电机厂，后又到钢铁厂做技术员。1970年，哈军工分拆南迁，留守的海军系建立了船舶工程学院，他们被调回学院导弹系当教师。谢名苞说：“虽然‘文革’期间乱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在哈军工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我们的学业并没有荒废。”

1977年，国家组建第八机械工业总局，谢名苞夫妇被调回北京。1988年，北京市筹建全国第一个新技术开发试验区即中关村开发区，招聘开发区副主任，当时已任航天部信息处处长的王思红放弃了铁饭碗应聘到了这个职位。后来，她创建了试验区的信息产业基地——实创公司，担任第一任总经理，而后又成为中关村新技术试验区主任，退休前是北京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由于工作努力，开拓创新，在各个岗位上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她曾两次荣获航天部科技进步奖、国家科技部火炬工作先进个人奖，中国火炬计划十年优秀工作者和“拓荒牛”荣誉称号及“三八红旗手”称号。

回想起从哈军工开始走过的路，谢名苞说，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事先做人，报效国家，是他们一生的追求。谢名苞回忆说：“1966年毕业分配时，同学们都争先报名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时是分到了边疆的高兴，分到了北京、上海的有思想情绪。那时绝对不是做样子，喊口号，真是一腔热血，一片赤诚之心。我想这都是哈军工教育的结果。哈军工严格的教育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怎样诚实地做人。这种思想基础在我们40年的工作中始终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