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曩居英伦，目击其爱尔兰自治案之发展。自由党柄政既久，爱尔兰国民党与之提携，此案日日有成为法律之势。保守党抗声而呼，訾为垄断。此其政情得失，非本篇所宜问。惟反对者之词有曰，兹问题也，关乎国本至巨，宜由各党和衷讨议，彻底筹画，不由一党一意孤行。是则含理之真，无可诘难，固不仅保守党人云然。即自由党中之贤明者，亦复深明此义。昨年有自由党议员，发行一小册子，题曰《宪政危机》，即就此点反复指陈，警其同党使勿专擅太过。格兰斯顿者，英之政家最称公明强毅者也。千八百八十五年，爱尔兰问题初兴，彼即言于沙侯曰：“如斯巨政，不可决之于寻常党争。必由是决，是诚不幸之尤者矣。”其言卒不见听。此小册子者，即本以起论，谓“自格兰斯顿发为斯语，中经二十七年，爱尔兰问题，仍然未决。今则决有日矣。……但若视为党派问题，以力争之，则其所酿不安之象，必重而远；且所生险状，将至何度，不可前知。须知吾人共同生活，与夫共同利益，各各有本基，远在党派问题所当回旋以外。
纵令诉之党争，不必即有格兰斯顿所称不幸之事，在法亦不当行。盖于此种事件，非收合各派之聪明才力，冶于一炉，使其所定全由同意，不假强为，不足以安国本而善国俗也。……格兰斯顿往矣，及今奉其言以行，犹且不迟。读者其果无意也乎?”由议员之言，可见文明国之党争，将不尽恃多数专制之力。其所以然，愚执笔斯志以来，已屡有陈说。简而举之，则一国以内，情感利害，杂然并陈，非一一使之差足自安，群体将至迸裂，不可收拾。故凡问题领域，及于是焉者，非以全体相感相召相磋相切之精神出之，不足以言治国之长图也。
愚论发端，即絮述他国久悬不结之案。或疑其不类，然愚意所取，乃谓党派者，其策源地实为选区，国民明明以己意相托，其或相畔，并可随时解除其代表权，犹且于国家重要问题，不宜以多数凌轹他党，则如有拥权自恣，国民之监督作用，本根已绝，其为不可，更不俟言。爱尔兰自治问题，虽于国本有关，而其范围，亦只属于国家组织之一部分，犹且非全国一致，通盘筹度，不足以消隐患而奠邦基，则如有大政所关，其深且广，伯什于一地方自治事件，其不可为一人或一派人武断擅行，尤为无翳。愚读书观政，偶有所触，信笔所之，以起吾说。本事之切于今情与否，不足深论。亦惟问读者诸君，吾国今日政象，其为大权垄断，一切披靡，民志抑塞，无可告语否也。果尔则惟一解决之法，正在觅一机会，使全国人之聪明才力，得以迸发；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因范为国宪，演为国俗，共通趋奉，一无诈虞，无可疑也。顾其所以致此，或者诉之武力而出于革命，或者诉之政治而由于进化，此别一问题，非本篇所能为之抉择者矣。
读者当知愚今执笔作为此文，正欧洲战局云诡波谲之候。此战之影响吾国，迥非寻常。债源已竭，国政莫举，中立失实；内地被兵，平时不逞之徒，且持政府之急，而谋捣其虚。将来祸之所至，良未易测。于时有为爱国之说者，谓外患方深，内讧宜解。英俄之宣战也，其爱尔兰、芬兰、波兰各自治案，或则停议，或则速决，而要以和衷济变为归。吾国所谓外患，虽与交战国有殊，而国中险象百端，更无余地容有同室阋墙之事，见于今日。苟政府听从民意，于政治施其相当改革，则革命之举，允当鉴于时势，知所止焉。是说也，又不仅稳和派主之，即急激者亦多以此自克。由表面以观，似愚前文所谓机会，不难于此求之；求之而得，宁非绝大幸事。无如稍有政识者，略一沉思，即决其所愿有如泡影。何也?以其名托调和，而实与调和之真性，相去万里也。【注】：以上为原文部分内容。
章士钊（1881—1973）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报人、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和律师。综观章氏一生，有许多戏剧性特点：首先是多变。早年持激进主义，曾主笔《苏报》，激烈鼓吹反满革命；留学英国期间，开始醉心于英国宪政理论；武昌起义后毅然回国，主持《民立报》笔政，鼓吹政党政治和毁党造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转向调和主义，创办《甲寅月刊》、《甲寅日刊》，鼓吹为政有容和调和立国；欧战结束又回归文化保守主义，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以农立国。其次是自诩不党，追求独立。但不党是真，独立却未做到。章氏一生，不仅未曾独立，相反却先后追随过岑春煊，依附过段祺瑞和杜月笙。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章氏本人的个性特点，后者则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一个规律性特点：知识分子在经济地位独立之前，不可能完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郭双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社会史，著有《中华赌博史》、《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