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运动是指针对青少年儿童的一种教育体制。

读经运动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真的复古到以前的私塾去读四书五经或者进行蒙童教育?去学《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二十四孝图》?

第一点，以开发人性为目的。儒家经典讲究“仁义礼智信”。在传统文化看来，一个好的中国人首先得是一个有德的人，智识在德性之后。以开发人性为目的，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是一个有德性的人，这是读经运动最重点的要求。一个小孩子或许能力不足，但他应该是一个好人。中央铁腕反腐，说苍蝇老虎一起打。结果发现苍蝇和老虎一样大，老虎像苍蝇一样多。怎么回事，说明路走弯了，启蒙的教育就只是注重工具性思维而不是德目，那怎么能指望掌握了权力之后就能“行仁政，行德政”?

第二点，要兼顾教育的全面性和历程性，这和现代大学教育是很接近的，所提倡的是一种全人的教育：注重读经儿童的全面性，共时与历时兼有。历程性就是说读经必须实实在在地在儿童的人生中有一个介入的过程，不是说学完就忘，读经和经典应该时时地活化在孩子的心灵和生活中间。读完的经典绝对不会还给老师，读完的经典就是我们自己的。经典是有生命和温度的，这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

第三，即讲教育的时机、内容和方法。王财贵教授在谈到如何教育少年儿童时只有很简单的几个字，这是读经运动的“心诀”和“大法”：小朋友，跟我读。当你先背诵之后的话，经过经年累月的积累，自然就会求圣贤;但如果你马上就要求孩子一字一句地进行阐述的话，有可能小孩子还没有把经典记诵下来。本还没有固下来，你就去进行阐释，会出问题的。所以王财贵的教育方法和蒙学有共通之处。

王财贵教授认为，时机要越早越好。这里面不包含胎教，读经最好的时机是在13岁以下。因为13岁之后，小孩子就会进入到创造力爆发的时期。我们所谓的教育要固本，该背诵的内容应该让他在创造力勃发之前，在他还要固本的时候进行背诵。你有了这样的基础、精神之本才有办法进行创造。我也是很早就开始进行读经的训练。大概四五岁时，我看的第一本经典是墨子，我当时觉得很没有意思。后来当我在面对人生中没有办法跨过的沟坎时，一想起古代经典中像墨子这样伟大的圣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姿态，心里就会挺立起一种昂然的精神。当然，对于每一个小孩子，他由读经所得、所思、所感会不一样，但是年轻时候固本的教育对他后来人格的养成是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也涉及到一个儿童心理学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教育家早就对读经运动有所批判，这些都可以进行考量。但我相信，小孩子成长的过程、父母陪伴他们读经典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经验论的东西而不是先验论的东西。可能这一套方法对于某些人有用，对于另些人而言是无用，甚至是有反作用的。所以，当我们介入读经运动，投身到国学复兴的浪潮中间，仍然要有一个非常审慎的态度。过去中学教材政治课本上，经常给孩子灌输“朴素”的辩证法：所有事情都是有两面的、对立统一的，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就需要经验的积累，在层累的经验中做遴选，做增删，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或者很偷懒地推给教育部门或者所谓专家来划一道线，定一个标准。

经验有时候也是有害的，任何教育都是如此，读经运动亦然。我认为家长和孩子，特别是家长一定要有审慎的态度。你若是觉得读经对塑成孩子人格起了反作用，那么你们要抵抗。当下这么多读经班、书院、国学院，里面的很多东西良莠不分，这很正常。所以不要把责任都推给读经班、书院和国学院，家长和老师自己有分辨的责任，也有选择的自由。

接下来是文本问题了。我认为读经的文本越文绉绉越好，越古意越好，不要白话文。

据我所知，从事读经教学的老师，认为“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是文化激进主义。他们认为，中国人不懂先贤的文本就不是一个事实上的中国人，我们的经典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继不绝，到“五四”突然间就断掉了，经学瓦解的同时也没有了读经的传承。

就文化而言，走向世界之前必须要守住自己。当我们走出国门，外国人问你有什么可以彰显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该展示什么?肯定不是洋文或者已然成为街机的iphone6。老外甚至可能不如一个卖油条的老阿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里宗族之间的互帮互助、守望相助，邻里之间的共同体本身就活化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儒家。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甚至把这一套教给孩子的时候，有可能这样的孩子们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时，会不会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存在，又当如何自处。

所以读经的人有一种说法，古文经典才是我们成为中国人之中国的一个特色。只要掌握了这一套，当你走出去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你的主体性非常明确，你的特色非常明确，这就是读经运动专家所提到的相关意识形态搏杀的更高的一个层面。当我们了解到传统文化，我们的小孩子具备了深厚的经典，日后他读了洋文，甚至从事理工商医，这套东西依然会让他受用终身。他将会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中国人，而并不是一个黄皮白心的“香蕉人”。所以说读经运动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冥冥中也是暗合“中国特色”而“社会主义”的。

当然，白话文已经成为了我们口语、书面固定的形式，那么当家长、老师、同学要重新认识文绉绉的、甚至很古奥难懂的经典时，遇到的障碍当然非常大。我有个朋友，他儿子很早就送到国外接受全英文教育，朋友逼他读经，“等于要杀了他”。

家长爱给孩子读《三字经》，那是蒙学的，当代蒙童的教育以认字为基础，可以，但没有什么义理可以谈。把《三字经》和《孟子》放在一起等量齐观，你自己都这么糊涂，让小孩子怎么清楚地读经。蒙学的教育主要以认字为主，经典的话可以直接跳到四书五经，甚至更难的，这个过程需要老师和家长的陪伴，如果你们希望把小孩子培养成整全的人格而不仅仅是“泯然众人矣”的庸众或工具性人才的话，家长也要加强学习。当然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所谓由浅入深、循环渐进，像我最早的话是从《道德经》开始背的，接下来是《孙子兵法》，我们挑好背的，朗朗上口的来建立自信心，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推进，内容不一定有怎么样的选择。我觉得《道德经》是非常不错的文本，如果你问我第一章中的文本的具体意义，我不懂，可是当我哪一天面对大的困境或面临名山巨川的视野，我或许能找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那样一种感觉。而读经运动要的就是这一个。

我倒是认同读经运动中的一个观念，就是在理解力不发达的时候，该死背就死背。事实上，所有人在学习的过程中间无不经过死背的阶段。我们今天说要和国际接轨，羡慕西方及香港的小班教学、全英文教学，学生很活泼、没有太多的功课，就让他们玩，放养式的。其实西方和香港都有在思考自己的教学方式是否正确。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学生经过了严酷的考试筛选后，他们在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上确实远超过香港学生。可能中国的学生的创造力会弱一点，但不代表以前积累的方法、积累的底蕴和基本功没有用的。所以说，“死背”绝对不是落后，“死背”和“理解”一样，不过是不同的方法论面向。当我们今天重新提到要进行死背的教育的时候，并不是说不科学的不理性的，只是告诉大家该死背要死背，家长该压要压。死背当然不是食古，死背完后要活用，那一样需要依靠正确的教育。

先记诵而不求甚解，对青少年的记忆和智力开发是有用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孩子培养成神童或记忆超人，很多东西活化到内在心灵，会在潜意识的层面体现出来，对他一生有效用。我说的对记忆力和智力开发有用并不代表小孩子读完经典之后，你的孩子就能成为高考状元，就能上北大清华。有可能读完经典你的孩子还是个落榜生甚至是生活的失意者。读经运动当然有“用”，但不是急功近利的用，而是长远的“树人之道”，也是“树仁之道”。

经典就是这样，你教得浅，他学的就浅，你教得深，他就学得深。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还是要设立比较高的标准，那么经典的学好以后，当我们完全熟悉文本，将孔孟之道完全内化之后，所谓的小学、唐宋诗词也都不在话下了。这对绝对能够让小孩在之后进行更广泛的阅读，哪怕阅读的是西方的经典或文本、外文的书籍，他都可以建立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小孩的口味就会渐渐刁起来、挑起来。所以，这方面的要求是不能轻易放松的。并不是说读经运动就像电视上拍出来的那样，有什么固定的规制。我个人的看法，当代的读经是没有固定的形式可遵循，你不一定要进私塾，你完全可以进行学前教育，甚至家长陪读或兄弟陪读，形式很重要，但内容一定大于形式。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读经的心和内容一定要正，我们才谈到起心动念的问题，读经千万不要有功利主义的想法，不然的话读经是没有用的。所以，家长要陪伴孩子走过这样的一段路程。

体制外的民间书院和读经班越来越多，很多家长将调皮捣蛋的小孩送去读经，接受训练，但需要明确，来读经班是来学习的，而不是来培养一种兴趣爱好或是让他变乖的，读经是要培养整全人格，而不是过来托管。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搞清楚，而且读经班也不是补习班，教授读经的老师并不是语文的家教也不是重点中学的老师。

当家长把小孩放到私塾教学的环境中时，要注意的是，第一，能提供正规教学、有基本教学资质的读经班并不多，所以需要选择和甄别。第二，很多的家长本身就是大富大贵之人，当他把小孩子送到读经班而溢出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文凭而活，大不了毕业就送出国。这里面实在有金钱成本、时间成本和经历成本的考量，所以家长要量力而行，不要盲目跟风。我知道不少家长认同这套理念，但并不是每一个家长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风险，也并不是每一个小孩适用于这样的教学方式，所以不要盲目跟风，不是说读经运动很火，就放下一切倾情投入。至少在中国大陆，因为教育制度的问题，你要为孩子做一些现实的考量，要考察自己孩子适合不适合这种教育。就像高中政治课本上教的那样：一切从国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对少儿读经，大部分是肯定，当然我也有批判。我所谓的为读经运动“正名”，就是指我们要如何科学读经，理性读经。读经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需要每个人从经验中总结。没有人可以给你拍胸脯打包票。

所有的教育都有风险，就好比你要高考就有落榜的风险，你要读经就有可能被认为说你是个疯子或你是个复古主义者一样，“浑身散发棺材的腐朽味道”。当你选择把孩子送到这个溢出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之外而私塾教育时，小孩自身的主体性、独立性也会受到挑战，读经肯定不是培养温室中的花朵。所以，并没有所谓的稳妥的教育或稳妥的教学方法，这种东西都需要慢慢地去摸索，读经运动仅仅是提出一种面向。“小孩子，跟我读”也不是说对小孩子的一种控制，也不是不民主，更不是剥夺小孩子的自由。我赞成当小孩子在念书的时候只需要记忆，不一定要了解意义。适当诠释是需要的，但那是教育工作者的的责任。所谓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就是这样的道理。

我早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谈及，其实从某个层面上说来，中国人不用读经，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是儒家。“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这句网络用语，就也体现着儒家思想。当我们在外时，我们的至亲希望给我们打个电话说：时间晚了，回家吃饭吧。这样的一个动作中就体现着传统的精神。当下国学复兴，很多人说儒家“一阳来复”了，仿佛儒家、读经这些东西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哪疼贴哪，这不理性，也不科学。所谓经典，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固有的一种精神，我们的文化共同体中血脉相承守望相助的东西。你也非一定要要把上溯到周孔三代以前，经典的教育最终还是要活化到生命中，立足于当下，它要能帮助你处理你自己的内心、你和陌生他者、你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才叫“通经致用”。

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经典是活生生的，有温度的，它穿越千年的时光到现代这代人中间，所以不是说你读完经，你的高考古文就能多几分，你就可以给老爸老妈省个几百块钱家教费。这不可能，读经做不到这个，语文家教老师才有办法做到。你往功利的算，读经还会占用你大量应试教育的时间，反而起反作用。愿意投入到读经运动中的家长一定有更超越的层次，一定是有更高的追求，因为他觉得小孩子不仅仅要停留在考试、争分这种低层次。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给读经一个定位?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的教育方式是有问有答的，并不是像现在这样让小孩子去读去背，他有一种引导的过程，那种是最早的小班教育，叫做单对单。但是读经运动更多的时候还是强调灌输，很多还是大班教学，无形中也助长了对权威迷信。你要问我有什么“快乐读经”的办法，我只能说不要老往“快乐”上去想。读经有自己特质，不像米卢的“快乐足球”，事实上快乐足球的中国男子足球队，到了世界杯决赛圈，也一样被剃光头。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读经是活泼的，读经是要付代价的。

我们要有敏锐的触感，从生活中间、教育过程中间介入到让小孩子读经的过程。我觉得读经运动除了科学读经、客观读经、理性读经外，还要把读经去神秘化，读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甚至是零成本都可以做的。

“每个孩子都是天才，读经是依照孩子的天性，让其回归自然”、“从小让孩子读经，多接触、多背诵经典，将来便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最经济的投资”……昨晚，应厦门 书院之邀，参加“首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的台湾华山书院院长王财贵在厦门做了一场《读经与教改》的主题演讲。现场座无虚席、掌声阵阵，虽已过花甲之年，王财贵丰厚的文化底蕴、敏捷的思辨能力，都让现场的老师、家长惊叹不已。

读经：让教育回归本质

从在台湾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倡导教育从读经开始，到马不停蹄在台湾、美国、东南亚及大陆义务演讲1000多场，王财贵当之无愧成为儿童读经教育的首倡者。在王财贵看来，孩子是天生的语文学习高手和背诵天才，他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小学语文课本刚发下来，如果让孩子们第一天就将所有课文读完，有80%的小孩可以做到。

“这是孩子的一种天性，这段时期儿童学习的特质是吸收、储存和记忆。”王财贵表示，儿童的吸收能力是一生中最好的时期，就像海绵一样，甚至可以全盘吸收，全部堆存在记忆的深处，将来慢慢发酵。王财贵将读经视为“让教育回归本质”的运动。“人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儿童时期，孩子们还没学会思考、理解、运用和创造，他们会喜欢自己熟悉的东西。”王财贵认为，此时，若能因材施教，把最有智慧、最有内涵甚至最深的文言文拿出来，让孩子们反复诵读，直至滚瓜烂熟，孩子将来一生便受益无穷。

教改：改向合理和成功

“每个孩子都是天才，读经只是让孩子的这些才能没有耽误和丧失。”王财贵表示，语文教育，不是开发学生的阅读潜能，不能调动其阅读兴趣，而是将一篇课文讲来讲去，直至味同嚼蜡。“语文教育应该是浸润型的，让孩子胸中有墨、满腹经纶。”在王财贵看来，改革和创新并不是非要摒弃传统，改革应该是改向合理和成功。

“既然知道孩子的这些天性，我们就要回归自然、回归人性。”王财贵表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无穷，经典教人们不为功利做人、做事，通过经典熏陶的孩子，心性稳定，因有丰富内涵而更具想象力。“我们强调在现代的教育体制下，不能抛弃传统、抛开孩子的天性，要让传统和现代更好地结合，让孩子更轻松地学习。”

在发起读经运动的同时，许多家长也在担心孩子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在王财贵看来，这点大可不必担心。“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自学。语文是各科教育的核心，让孩子读经时，开发其思辨能力。”王财贵说，“在广泛阅读的带动下，孩子的学习能力增强了，兴趣提高了，就能用更少的时间，应对更多的科目，大大提高效率。”

蒋庆先生的“读经运动”引发了关于读经问题的论战，已经从网络BBS蔓延到了印刷媒体。论战的焦点，一是是否需要读经，二是如何读法。而笔者所想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读经可以拯救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困境吗？

前不久，笔者到清华大学出席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思想资源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的现代性，面临着三种思想资源：一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文化传统，二是近代以来的启蒙文化传统，三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后面两种思想传统，我们今天依然身临其境，惟独那个古代儒家传统，却有点暧昧。你说它存在，差不多被中国人忘得光光，今天能诵读论语孟子的恐怕不多了。你说它没有了，它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制度建构。

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之所以有力量，大家读经那样自觉，乃是因为它是一套建制化的意识形态。所谓建制化，意思说儒学不仅是一种学问或信仰，而且它与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和宗法家族的社会网络紧密结合，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合法化话语基础。但到了近代，特别是五四以后，普世王权和宗法家族都解体了，儒家与建制结合的中枢科举制度也取消了，儒家便成为了无所寄托的“孤魂”，只能以各种各样的碎片方式存在于当代社会生活。

现代儒家的碎片化，是以两种方式存在的：一种是自觉的形态，它寄生在学院里面，成为少数学者研究的对象，但已经蜕变为精英学术的一部分，与日常生活无涉。另外一种是不自觉的，儒家渗透在当代中国法律、礼仪、规则、心态乃至行为模式的深层，但它并不是显性的，也不再具有过去的那种合法性的功能，只是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发挥着影响。

这就产生了当代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个困境：一方面，它几乎制约了当代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我们对儒家又缺乏必要的自觉和反思。由于其整体结构发生了解体，儒家的碎片一旦与当下的建制相接触，不仅无法像古代那样对现实产生制约和批判，反而是现实倒过来以劣胜优汰的方式淘洗了儒家传统。

在学院化儒家那里，传统经过现代性的淘洗，呈现出面目一新的景象。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传统却尽显坏相，老是与现代性过不去。而学院与现实之间，又隔着一个鸿沟。于是，有人出来提倡读经，希望跨越这一鸿沟，将儒家的完整形态启蒙于平民百姓。不过，问题也就来了：你将儒家经典当做什么来读？是文化呢，还是信仰？

如果当文化来读，自然无可非议，也未尝不是件好事。但如今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社会，许多人读书，问的是有用无用，特别讲究“投入产出”效益。而儒家经典于当今社会，大概属于最无用的知识。所以有多少人发生兴趣，实在是一个问题。

虽然儒家经典的课程在综合性大学里面，其实并不缺乏，但它只是一种学院化的知识，与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选修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有热心者在社会上办民间书院，前途也未必乐观。当今中国人读书之世俗化趋势，实在难以扭转，而热衷于电子信息的年轻一代，更是与古代经典越来越生疏。

读经的提倡者虽没有明言，但内心是将儒家视作一种救世、救心的宗教，希望大家将经典当作信仰来接受的。假如儒家要成为宗教，就必须有教主、教义、仪式和组织。虽然教义是现成的，四书五经俱在，仪式也可顶礼膜拜起来，但儒家从其本质而言并不是宗教，太具现实的品格。即便不是宗教，而仅仅是走王阳明的“下倾路线”，也是需要“致良知”，不仅要读经，还要履践。假如只是俗人的话，岂非比当年康有为倡导孔教更为可笑？

说来说去，提倡读经好是好，但这般好事弄得不好，倒有可能成为大俗事一桩，成为哗众取宠的招牌。倘若那样，反倒加剧了儒家传统在现实中的困境。

当代儒家思想人物蒋庆先生编辑了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让小孩子读“四书五经”，引来了轰轰烈烈的读经运动。

蒋庆的声音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呐喊，有着他国内大气候。在全国的许多中小学校，“四书五经”又重新走进课堂，成为一门要求学生熟读、背诵的必修课程。据说北京已有25所学校开展“读经”活动。广州市的“五一”小学等学校，早在1998年就试行“读经”，全国计有100万孩子加入了“读经”行列。在 2004年的北京市人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一个“大力推进经典诵读工程”的提案，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在国家教育部2000年制订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推荐的古诗文背诵篇目，有140篇之多，《论语》、《孟子》、《庄子》、《荀子》、《诗经》等选篇比过去有了明显增加。

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先生在《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他形容蒋庆的努力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他径直将这称为一种“文化蒙昧主义”。随后在《南方周末》和宪政论衡等网络论坛上，北京学者秋风、北大博士刘海波和四川学者王怡对薛涌展开了批评。

秋风等对蒋庆的政教合一趋向保持距离，但是他们对薛涌的批评，虽然是在捍卫“文化保守主义”，但是无形之中，却成就了蒋庆的“文化复古主义”。秋风等虽然深受哈耶克的影响尊重传统，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小读过私塾。没有小孩子时候读“四书五经”的经历，如何洞晓读经的利弊？

应该说，只有近代读过私塾，并从私塾走向西学的那些学者做出的决断才是可靠的。这些学者，虽然有的晚年又重归于传统，例如严复，但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是放弃私塾教育的。

秋风拿着哈耶克的大棒子一棒子打下去，五四运动反传统被“打成”是走火入魔的。我也不赞成把传统说成“一团黑”，但是例如像鲁迅在传统和西学中挣扎，内心往复徘徊而最后做出抛弃传统的决定，就不能用大棒子轻易打下去。鲁迅在青少年时期“几乎读过十三经”，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如指掌，他以洞幽烛微的眼光，看透了封建儒家文化如何“硬化”了中国社会的肌体。鲁迅和废除小学“读经科”的蔡元培这些人是不可能不知道儒家经典的价值，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得不割舍儒家经典。尤其是鲁迅，为什么要对传统那么偏激？因为他知道，只有偏激的姿态才能将传统的危害打扫出门，如果讲调和根本行不通，因为儒家传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黑洞，会让好的东西变形。

到了当代，我们不能说，儒家传统在整体上已经变好了。没有人敢这样说，即使盲目复古的蒋庆也不敢这样说。而曾经让文化保守主义激动不已的“儒家传统促进东亚经济”之说，如今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只能怯怯地说一说。

当秋风抨击五四的偏激时，是否想到自己也在偏激。既然哈耶克讲保有传统，五四运动以来的“打倒传统”历史难道就应该被忽视，不需要被“保有”？我们讲保守主义时就应该抬高头颅，让眼光凌越近代历史，只盯住“名声不好”的封建传统？

所有的历史传统都是重组出来的。我承认可以将儒家传统重组成一“蓝筹股”。但是我们何必费尽千辛万苦，用一两百年去干一件收获甚小，甚至是我们生活中并不需要的事情。而且并不能肯定地说，重组能够把恶劣资产甩得干干净净。这是愚公移山的事情，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必要性等于零。其实我们只要论证儒家传统还是有些优质资产，不妨碍社会政治进步就好了，我们决不能希望它能够促进社会进步。文化保守主义者应该把目标定得低一些，进行防御，保护好自己的饭碗，而不是进攻，看别人的饭碗如何。他们只要论证儒家也不是坏得没救了，我看就行了，复古就免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别把自己说成救世主。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应该从昔日荣耀的梦境中醒来的，孔孟之道价值注定越来越小了。作为一个儒者私人的信仰，则是没问题的。但是孔孟之道不可能像封建时代那样，是一种用国家强制力推行的公共哲学。

儿童读经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折腾，依然如火如荼，不只是文化研究的学者应当承担责任，中国教育学界也应当承担责任。对于儿童读经运动，中国的教育学界总体上来说是集体失语的，个别发声者有的是为儿童读经运动提供所谓的“理论”支援，有的则是对支持读经与反对读经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而那些反对儿童读经运动的学者孤立无援，时而面临难言的尴尬与困扰。

儿童读经运动会破坏儿童的生活，阻碍儿童的成长。这一运动是与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立场相悖的。卢梭的《爱弥儿》一书在“发现儿童”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即儿童的自然发展”的教育理论。此后，正如杜威所说，一代代教育改革家都是立基于这一观念而建设自己的教育理论的。杜威、蒙台梭利等人都是如此。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立场是以“发现儿童”为前提而发展起来的。

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学总体上来说不是建立在儿童研究的基础上的，这与中国的儿童研究的贫瘠是相关的。作为一个童年研究和儿童教育研究的从业人员，当我第一次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那一排排、一架架研究儿童史、儿童哲学、儿童社会学、儿童心理学等相关的书籍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为西方儿童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成就感到格外震撼，而我国的儿童研究与其相比，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没有对儿童的深入研究和了解，也就难怪中国的教育往往会将蛮力使在教材、“双基”、记诵、训练、“应试”等上面，大打“消耗战”、“题海战”，然后陶然自得于中国基础教育比美国扎实，而恰恰忘记了儿童的世界是怎样的，儿童的成长规律是怎样的，儿童的成长真正需要什么，怎样才能有一个宽裕从容、体验丰富、健康成长的童年，儿童的成长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条件和教育条件，儿童教育的天职与使命究竟是什么……而在我看来，美国基础教育之不如我们“扎实”，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建立在大量的儿童研究基础上的。

儿童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有其复杂的自然辩证法。“我们历来就是这样教育小孩子”、“这是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棍棒底下出孝子”、“鲁迅、沈从文等文化名人小时候个个都背过经书”、“我们的孩子比美国的更会做‘奥数’难题”等说法或思维方式，是不能论证儿童教育学问题的。

有人说，儿童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极有可能是对于现代教育的一场蓄意反叛。我以为未必是“蓄意反叛”，而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何谓“现代教育”。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立场是中国文化的盲点。儿童读经运动存在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我国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基础教育中。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为什么难以走出瓶颈，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读经运动千万不要功利，不要说读这个不明白，也没有什么用，高考又不能加分，读过来干什么。读经的人一定要有理想主义精神。

再来就是教育的笼罩性了，所谓的笼罩性就是说有很多有识之士批评大陆教育所培养的小孩只有工具理性思维，而缺乏整全性的思维。西方所提倡的是博雅、全能的教育，读经运动弥补了一点，就是在工具理性的维度之外，小孩子要养成自己的德性，当你养成自己的德性，通过你这种经典教育，活化到自己的生命中之后的话，你所学到的就远远不是一门技能。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得到了孔孟先贤的教训，当他以后有机会做官之后会就自然地行仁政、德政。当小孩通过读经教育养成了很好的德性之后，当他进入到社会，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是有自己的操守，这是读经运动的很大的一个期待。

王财贵教授提到文言文有着舍我其谁的大气魄，它培养小孩子的情操，这是学校教育所无法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读各种各样的古诗词。当你读到李清照的诗词时，你理解的东西肯定和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不一样。当你读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读到孟子讲的舍我其谁，一种浩然之气油然而升，小孩子可能会生发出更高的追求和想法。我们相信所谓的经典是承载古今，是跨越了时代的存在。父母是没有办法教你浩然之气的，当你遇到困难、遇到困苦的时候，可能先贤的话语在潜移默化之间会给你注入一股力量。而浩然之气没有办法教。就好像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的教育，如果你要教小孩，你可以教他如何玩i Phone或读英文，但是你如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是没有办法教的，这是《圣经》里面有的，也是他们西方主日学里面就给小孩子灌输的，要我说基督教的主日学这也是西方式样的读经。

最后简单谈谈关于国学经典要植入教材的问题。读经运动首先作为民间自发的群众运动，当然它和中央的文化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但需明确，首先读经应该是为我们自己好，为小孩子好，培养小孩子的整全人格，所以它是教育方法的一种更新。读经的尺度拿捏在自己(老师、家长)的手里面，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特有的一套读经方法，读经运动是开放的，应该去中心化。我总结了几点。这几点不一定对，我也不指望就此就能摘掉很多人对读经运动的有色眼镜。

首先既要背诵又要一定程度的求甚解。记忆和理解是不可偏废的，首先要进行背诵，又要有一个诠解。这是讲求次序的，是排列组合的一个问题。第二，有教无类也要分门别类要因材施教，要有灵活性。我们已经不是古代那种非常死板的蒙童教育。孔子讲有教无类，但是我们新时代的读经要分门别类。譬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比较适合先读《老子》，有的人比较适合先读孔孟，他可能起心动念不一样，都可以啊。这要因材施教，要和小朋友去进行探讨，根据他的年龄层次给他安排适当的教学大纲，这都是变动不拘的。不要迷信固定的教材，读经运动的尺度永远拿捏在自己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