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房间》是中国当代作家林白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花城》1997年第3期。

《说吧，房间》是一部描述当代职业女性生存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京城女记者林多米被报社解聘后，离开北京南下深圳找工作，与女友南红住在一起，南红不停地向林多米叙说她闯荡深圳的曲折经历，而林多米则在倾听中不断地回忆自己支离破碎的生活和跌宕沉浮的事业。最终，林多米在深圳找工作未果，又重返京城。在小说中，女A角林多米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使得她无法从容地享受夫妻生活的快乐，老公有了外遇，女主人公选择了离婚。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依靠的林多米，很快也失去了工作，并且长时间失业。这一系列如多米诺骨牌的打击，让女主人公困惑和挣扎。小说里的女B角南红是林多米的朋友，年轻时热爱文学、诗歌，对生活热情且抱着很多幻想，在工作上似乎也游刃有余，但却在现实中屡遭男人的玩弄与抛弃，最终因为一场意外而死去。林多米和南红两个人的生活和遭遇构成了一种对比和反差。

林多米

林多米是一个女记者，她本来与其他30多岁年龄的女人一样，嫁夫生子已经“定型”。但她与丈夫的性生活极不和谐，于是婚姻破裂了。不久，她又莫名其妙地被报社解聘了。为了生存，她离开幼女扣扣只身闯荡深圳，最终却一无所获。她三次求职，三次失败。前两次求职，都因对方单位不要“女编辑”。第三次求职时，她积极地调整心态，以温顺妥协的态度，按照男性的眼光和标准，精心装扮自己，同时寻找世俗的“关系”，结果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成功希望。但这次求职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成了男性满足虚荣以及男人之间隐性嫉妒与争斗的牺牲品。在绝望中，她听到了扣扣病重的消息。

南红

林多米的朋友南红是一个被男权文化同化，被物质异化的悲剧女性。南红原为美术教师，充满浪漫情怀，但在深圳“混”了两三年后，却对艺术丧失了热情。她与男人们调情，互相利用，看上去在男性社会中如鱼得水，实际上却更深地堕入到丧失女性自我的陷阱之中。她屡屡被男性欺骗、抛弃，完全失去了摆脱对男性的生存依附和精神独立的可能，成为受男性操纵的木偶，最终在一次又一次的沉沦中走向死亡。

余君平

余君平是一女诗人，她才华横溢，但一直未能引起文坛应有的重视，孩子的降生最终使她变为了“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她的诗人身份也隐退了。

《说吧，房间》试图向人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表示某种异议。林白试图证明，躯体不可能蒸发在“历史”与“文化”的重重帷幕背后，躯体的感觉有理由构成“历史”与“文化”的某一个局部，哪怕是极为微小的局部。这样《说吧，房间》不再是解聘事件的社会学分析，《说吧，房间》可以解读为一个宏大的社会学事件内部躯体感觉的重新书写。于是，失业就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砸碎了玻璃制造的胸膛，母爱就是手指背在女儿柔软的牙龈触及尖尖的牙齿，求职的尴尬就是在某个部门的负责人面前将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变成蜂窝状的物质，产后乘坐公共汽车就是让汽油味、铁的气味从乳房张开的毛孔之中进入身体，命运的现身就是来自地板和天花板的类似于窃窃私语的噪音，人工流产就是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用身体的姿势服从一个粗暴的指令：把两腿叉开……的确，这里没有出现更多的精神涵义，没有出现“生存或者不生存”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深奥问题，没有遇到加缪那种是否自杀的沉重追问。这里只看到了一种世俗的迫力，逼在人们背后的仅仅是鸡蛋的价格，女儿进入幼儿园的额外收费、房租和以备不时之需的医疗费用。然而，这种世俗的迫力成功地让一个人产生了走投无路的巨大沮丧。所有的躯体器官都在这样的沮丧之中萎缩。这不是表明林白拒绝灵魂的主题，这毋宁说是将小说的主题提前到这里：主人公的精神还没有遭受拷打，她的躯体已经被击垮；换一句话说，她的精神焦虑已经提前表述为躯体的不适和紧张。这个意义上，《说吧，房间》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通俗故事，它引出了一个新的声音——躯体的声音。

在《说吧，房间》里，林白自觉地“冲出沉默的罗网”。对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进行了一次直面与开掘。在她的笔下，处处流动着女性主义批评所倡导的“愤怒的欲望”，这种“愤怒的欲望”无所不在，不但表现在浓墨重彩抒写女性的困苦和焦虑上，而且也同样表露在女性作家已不再将其女性人物获救的希望寄托于男人或“进步”，从而使其文本从自身的视角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之中，而不必依靠额外的添加物。

异质性底色

在林白前期的小说创作中，发现自我、展现自我，并言说作为女性的个人，是基本的底色。这一时期的创作虽然保持了底色上的一致，但她也在努力进行创作上的转变。199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可以视为林白创作转型的初步尝试。这部小说里，叙述主线表面上是林多米想要写一部关于室友南红的故事：南红在深圳几年的生活中，不论是丢掉工作还是贩卖珠宝，抑或是被迫堕胎，每一次命运的转折、沉沦都是因为某个男性，最后，南红在一次次的沉沦中走向了死亡。但实际上，小说行进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林多米不断跳出来，将自己的经历掺杂到小说文本中，比如林多米的被下岗、与丈夫闵文起夫妻生活的无趣及最后的离婚、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压抑和歧视等等。这样，小说叙事就具有了故事内和故事外两层空间。完全可以说作为叙述者的林多米乃是《说吧，房间》的另一条线索、另一重话语。不论如何，南红和林多米两重话语的最终指向完全一致，“两个女人有不同的身份个性，不同的生存遭际，不同的生命追求，但共同的性别命运却把她们联结在一起：在男权压迫面前，她们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

个人书写

林白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坚持个人书写，展现女性自身心灵体验、感受。在《说吧，房间》中，依然没有放弃对女性自身体验的文学观照。小说中写到了怀孕、堕胎、乳房、性爱等女性极为私密的身体体验，这些女性私密感受的展现，揭示了在两性交往中女性承担的后果要远远多于男性的事实。性爱、怀孕、堕胎，在这每一个词语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男人，而男人在事件中的参与却仅仅出现在前半部分，或像没有责任一样地悄悄离开，或是寻找借口一去不回，女性不得不独自面对这最后的结果。在关于堕胎这部分的写作中，林白将堕胎的工具形容为巫器和刑具，手术室中的女性，没有任何尊严地赤裸下身，“两腿叉开”一这个感觉像被强暴的姿势，林白说这是一个最后的姿势，是令人绝望和恐惧的，象征了女性自尊的最后失守。堕胎摧残的不止是女性的身体，更是心灵。韦南红总是觉得头顶上漂浮着阴影，其实就是她内心创伤的隐晦表现。对于女性感官感受的此种文学观照，揭示了在社会快速发展，人们思想观念整体开放程度提高的情况下，由于女性生理特点所决定，在两性交往中女性处于更加不利的情势：与禁欲的道德化时代相比，男性在获得了性的愉悦之后，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感地离开，女性身心都得不到任何保障，从而使女性的生存更加艰难。林白在欲望化的时代里男女两性在性关系问题上日渐任意、随便的现象中，看出了女性对自身独立解放程度的估计过高，而一些男性仅仅将性关系看作权力地位的象征、生活的调剂以及人生潦倒的慰藉，在貌似解放、自由的现代性爱关系背后潜伏着身体和心灵双重受害的庞大女性群体。

《说吧，房间》虽然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女性文学文本来阅读，但就它表达的深度而言，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林白在表达当下变动的时代生活时，超越了性别关怀，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评）

小说的语言奇特而富有反叛意味，处处体现出女作家对身体感官的独特感受……几乎独创了一个男性作家无法染指的女性语言王国，使女性文学纳入了由身体出发的想象港湾。身体型的独特感受强化了文学语言的感官性，产生出与以平庸枯涩为主调的九十年代文风决不相容的反叛性语言，我们在莫言小说里曾经遭遇过粗鄙男性的丰富的感官性语言，而林白却以女性的凄厉惊艳，让我们重温遭遇这种语言的快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评）

从女性纯粹的自我意识，到女性之间姐妹情谊，女性受到社会的挤压，女性生存感受到女性固有的母爱，以及相当偏激的女性对男性的态度等等，可以看出《说吧，房间》对女性生活的彻底改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评）

林白写了合乎道德却不合乎人性的性，也写了合乎人性却不合乎道德的性。但是她并不炫耀阴私，更不张扬病态，读她的这些段落，你会觉得任何器官就长在该长的部位，任何欲望就生在该生的关头。（旅美诗人高伐林评）

《说吧，房间》首次发表于《花城》1997年第3期，1997年10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后有不同版本再版。

林白，本名林白薇，广西北流人，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居北京。19岁开始写诗，后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写散文随笔。1989年发表中篇小说《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引起文坛关注，1994年发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因以独特的女生话语，大胆、深刻和细致地表现了女性心理，在文学界和读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此后被认为是“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北去来辞》《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首届女性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十提名，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重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