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西方社会人类学家很关注语言的社会性质问题，美国的L.H.摩尔根在
《古代社会》(1877)一书中，从称谓的变化研究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第一次把语言和言语分开，并指出语言是社会的大系统。20世纪初，法国语言学家A.梅耶、J.旺德里埃等人从É.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出发,把语言看作是社会事实和文化,认为语言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他们认为，语义、文字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语言社会集团的环境、社会关系等的变迁，语言、文字的变化不能仅从语言、文字本身的结构中去寻找原因，应从
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去探讨。30年代，
功能学派的B.K.马林诺夫斯基把语言看成是发音的风俗和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认为它在不同文化情境的布局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一个人语言知识的成熟显示着他在社会文化地位中的成熟。50年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把语言看成是人类相互联系的网，是人类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纽带。符号互动论者在更高的层次上揭示出语言、文字的社会本质，认为社会是人际符号互动的产物，人类社会最典型的特征是符号互动。该理论过分强调符号互动作用，但把语言放到
社会互动过程中去研究它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具有首创性。
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与文字的社会性质具有较明确的认识。K.马克思曾经指出：“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F.恩格斯认为文字与铁的冶炼一起带来了人类的文明。
语言社会学与
社会语言学的区别 语言社会学主要研究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社会因素及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研究“社会人”的语言，研究社会语境与语言运用之间的关系，语言的社会变异或称社会方言是其研究的中心课题。
关于语言的社会性质与作用的论争 语言的社会性质与作用问题，是语言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问题的探讨，曾引发过重大争论。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语言学家Н.Я.马尔提出语言同许多别的社会现象一样，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他断言，语言变化与经济基础的变化是步调一致的。他主张阶级的语言、语言的“革命”。他的语言“革命论”在50年代初受到斯大林的批评。语言不是上层建筑、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及超时代的观点，已为人们普遍接受。80年代末中国仍有人提出“现代人及其语言革命问题”，主张“某种语言形态总是和某种社会形态同构”，呼吁“确立一种崭新的现代语言形态的革命”。自19世纪末在中国兴起的汉字拼音化主张，也经历过近一个世纪起伏曲折的论争。这场论争以肯定汉字优越性渐趋结束。论争虽属语言学问题，但它引发了关于语言和文字的社会性质和规律的语言社会学研究，对语言社会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