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
维也纳学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在《逻辑与实在》（Logic and Reality，1964）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构成了语言学的转向，语言成为日常语言哲学家与理想语言哲学家在方法上的基本出发点。
但使这个说法得到广泛流传和认同的，则主要缘于
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1967）一书的出版。
总体来看，两位学者对哲学新动向的总结针对的主要是英美
分析哲学，其中包括作为先行者的
弗雷格、罗素，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们影响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和维也纳学派，以及后来的
逻辑实用主义和
批判理性主义。他们共同展示了哲学研究中语言分析的不同方法和阶段。
分析哲学家大多是数理方面的科学家，在追求科学性方面承袭了实用主义的传统，即力图在语言、意义和实在之间达到统一，受
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那些无法为经验证实的语言命题被宣告为非科学的和无意义的命题。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追求普遍有效性的真理言说系统，其语言必然包含超越于经验的指向，因此分析哲学的科学性要求最终划分两个世界，也即可以用可靠语言或有意义的命题进行表达的部分，和无法进行表达的“无意义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