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言曰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是《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言，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全书对
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对于事迹典故，考证甚多。《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对于事迹典故之类率从旧文，未及详考；故履祥拾遗补缺，以弥补其缺漏，对朱子之《集注》深为有功。其间与朱子之说亦稍有不同之处，如辨《论语注》公孙校云，案《左传》，当作“
公叔发”，《集注》或为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认为《史记》六家无农家，《
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等等。如此之论，甚为典核，纠正了《集注》的舛误。至于辨
公刘为
后稷之曾孙一条，谓公刘避桀居豳，去后稷世远，公刘非其曾孙。
不知古人凡远祖多称高祖，《左传》郯子称“我高祖少昊”是也。凡远孙多称曾孙，《左传》蒯聩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诸如此类，则
朱子《集注》不误而履祥误也。全书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较后儒
胡炳文诸人拘墟回护，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高明远甚。履祥自称此书与
朱子《集注》微有
抵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言）则殊不可训。夫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补正者果是，虽他人亦不失为忠臣，使我补正者或非，虽弟子门人亦不免为谗贼。何以履祥则可，他人则必不可？”履祥此言，实际上反映了宋元之际儒学森严的门户之见；同时，亦反映了时儒对朱子之说，只认可其弟子门人修正，而不容许旁家别派置喙的封闭心态。所以，此书对研究宋末元初之儒学，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二书合为一帙，共为十七卷，前有许谦序，后又附吕迟刊书跋文。
朱彝尊《
经义考》引《一斋书目》，误注为二卷，并曰未见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