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天民，原名许守谦，1917年3月出生在卢氏县文峪乡大石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5岁丧父，年长两岁的哥哥在贫病煎熬中夭折。当时妹妹3岁，弟弟仅1岁半，孤儿寡母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生活陷入绝境。幸为伯父照顾才得以活命。

母亲为了许天民将来的生活出路，咬紧牙关，送他进了私塾。上了两年，仍不得不忍痛辍学。许天民从13岁起，就挑起了一家4口人的生活担子，开始在山村中肩挑叫卖，赚得一星半点，勉强糊口。

1932年11月，贺龙率红三军从湘鄂西转战到卢氏一带，在大石河开展革命活动。红三军在大石河因病掉队的湖南籍红军战士吴廷贤给了许天民以革命启蒙。1934年12月，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到豫陕一带，亦路过大石河，开展革命活动。在此影响下，许天民决心寻找红军，寻找共产党，参加革命。1935年，他曾以经商为名，只身在豫陕边寻找红军未果。1938年，在老红军符元亮（原河南省工委委员、团省委书记）、推荐下许天民、吴廷贤、李思靖等人手持符元亮的介绍信到西安寻找去延安的途径，因种种情况未能如愿。此后，许天民结识了张象文。张象文是省立洛阳师范学生，担任中共洛师党支部书记。在张象文的推荐下，1939年4月，陕州地下党负责人赵群一到卢氏约许天民谈了话，给予了鼓励赞扬。同年11月13日，符元亮又介绍许天民和省委巡视员刘尊世（即赵致平）见了面。经考察和谈话后，1939年8月16日，赵致平和陈芝汉（中共党员）约许天民、李思靖、吴廷贤、张大伦4人在南苏村秘密见面，让他们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此段转摘许天民同志回忆录）当天在南苏村一带洛河边的一个桃园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经组织安排，许天民到国民党营子联保处任书记（文书）。1939年9月上旬，在赵致平主持下正式建立了中共营子支部。9月中旬，中共卢氏县委在营子小学正式成立。为了减轻山区人民的痛苦，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中共营子支部以营子联保处名义，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口号，提出公平摊派、合理负担，反对畸轻畸重、多寡不均的旧作法。支部引导群众把突破口放在清算当地有钱有势的恶霸地主杜玉兰、杜玉芝及他们多年来代管的公产、校产及各种公共物资财产上，要他们清理帐目，公布收支数字。在地下县委领导和联保处的支持下，群众壮大胆子，积极行动起来，向恶霸地主开展了清算斗争，揭露了杜氏兄弟吞没公粮数十石（每石300公斤）、公款千余元的事实，迫使他们把贪污款如数退出，并把一向以“户”为单位的平均摊派改为以土地多寡、贫富不同来合理负担。这次对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斗争的胜利，使广大群众从中得到了实惠，也使他们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许天民在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经常出色完成县委交给的重要工作和联络任务。

1940年2月初，中共卢氏县委选派许天民到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学习。是年3月18日，许天民被编入抗大四分校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担任第四班副班长、党小组长和大队支部的民运委员。在抗大四分校，许天民主要学习了《中国问题》、《游击战术》、《哲学》、《群众工作》和《军事常识》等课程。

1940年9月，学习结束。许天民被上级派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涡阳通讯分处”。这是一个专门搜集新四军六支队的活动与军事情报的特务机关。“涡阳通讯分处”负责人田瑞珍原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尚未恢复组织关系。许天民的任务是去联系和指导他的工作，落实打入敌人内部的秘密工作部署。

许天民与田瑞珍在涡阳接上头后，田安排许天民在通讯处担任一个抄抄写写的文书职务，主要是综合各方面报来的各种情报，上报郑州第三集团军总部参谋处。

在通讯分处，经过种种努力，许天民终于通过了考察关，初步取得了国民党的信任。许天民把许多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秘密传送回根据地。有一次，许天民获悉骑兵第八师马彪部协同汤恩伯所指挥的快速纵队，向蒙城以北的泮塘集、板桥一带发动袭击，妄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主力。许天民迅速将情报送回师政治部联络部。由于情报及时，使新四军主力部队有所准备，从而避免了磨擦，减少了损失。

新四军根据地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之中，情报工作处境极为恶劣，领导机关驻地变动甚快甚大，情报人员进入根据地往往找不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许天民为避免失时误事，往返徒劳，和涡阳联络站长吴宪研究了一个不见面的情报交接办法，即在涡阳城内邻近联络站的教堂、庙宇、学校和公共厕所等地方不显眼处找一个目标，如墙缝、旮旯儿或能放进纸球的地方，用粉笔画上标记，使来人一看便知是密藏点。联络站每日派两位同志轮换去取。上述四处地方按一、二、三、四的日期排列次序，往复变换，交替使用。

1941年，涡北的保卫战十分艰苦，新四军四师之所以能在实施3个月的保卫战后安全到达路东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许天民传送了关键情报。四师到达淮北后，陈毅军长在淮阴召开了一次会议，对涡北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要求全军予以学习和推广。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敌占区情报工作的领导，经豫皖苏边区党委批准，1941年初，以许天民为书记、朱晦生为副书记的特别支部在周口成立。主要任务是在新四军四师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敌占区的秘密情报活动，并发展了毕彦升、孟庆元、蔡云培、杨景利等同志为特别支部的第一批中共正式党员。

特支副书记朱晦生，在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工作多年，擢升为总司令孙桐萱身边的中校机要秘书。在朱晦生的努力下，经孙桐萱批准，许天民从涡阳通讯处到郑州第三集团军总部秘书处任少尉录事，从事秘线工作。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成立了以汤恩伯为主任的“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统揽鲁苏皖豫边区26个县的军、政、党、特大权，由汤恩伯“坐镇”漯河（不久又迁到临泉），把持一方，统一指挥这一带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矛头直指共产党领导的豫皖苏边区和淮北根据地。这个党政分会，还建立了一些经济掠夺机构，如经济游击总队、4省边区货运稽查处、边贸管理总局等，并在豫皖3县沈丘、临泉、太和交界处的偏僻小镇界首集开辟了一个战时商贸城。这里敌货充斥，毒品泛滥，开放禁运物资资敌。因此，许天民领导特支调整了隐蔽力量，人事重新加以安排，集中力量打入“党政分会”领导机关。朱晦生等3人打入“党政分会”的高级训练机构“将校训练班”。他们利用与训练班学员朝夕接触的机会，分头活动，弄清了各个部队的历史沿革、兵员素质、作战能力、军纪风纪及其主要指挥员的作风、特点等情况。这些情况虽然不是现实军事情报，但有助于掌握国民党的整体情况和实力。又派宁延惠打入军统系统主办的临泉训练班，收集军统特务在豫皖边区的活动情况，弄清了临泉训练班的人数和特务训练课程，掌握了许多大特务的活动情况；派李村汀打入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特别党部，任上校秘书；刘建之打入国民党新编第七军军部，任上尉参谋；等等。他们在特支的直接领导下，独立进入了国民党各个部队、机关的要害部门，取得了较好的职位作掩护，对秘密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许天民及特支决定在周口筹建一个地下情报工作联络点，作为特支组织活动的指导中心。恰好此时特支成员毕彦升经有老乡关系的国民党上层人士马国恩推荐，成为国民党财政部稽私署周口货运稽私处高级稽私员，许天民便离开郑州的第三集团军总部，同毕彦升一起来到周口。

这个货运稽私处，是军统局领导下的武装特务机构。它既是稽查走私的税收机关，又是鲁苏皖豫4省边区的“海关”。其中多数高级稽查员是军统特务分子。该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共防共，致力于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查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在毕彦升的积极努力下，许天民很快在周口找到了一个可以掩护身份进行活动的地点，即周口丁字街“华丰”粮行。为了符合身份实际，许天民决定跑一段生意。他以经商名义，出入新四军根据地，和距离较远的特支成员联系工作，赚钱作特支的活动经费。不久，许天民与商人李连璧以合资的形式，在周口剪股街11号办了一个杂货店，成了特支建立的第一个地下情报联络站。

1941年春，蒋介石调集20余万军队，由汤恩伯亲自指挥，从四面八方向豫皖苏边区涡北根据地猛扑过来，企图将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武装力量驱逐到日军腹地，配合日军的大扫荡，聚而歼之。新四军第四师根据许天民所领导的特支的重要情报，主动撤离涡北，向津浦路以东转移，使汤恩伯的反共计划未能得逞。

此后，许天民又在周口与一商人合作，在周口山货街64号开办了一个“永大皮件庄”，作为另一个秘密联络点。之后，特支同新四军第四师、第五师、豫东特委、郑州和重庆等地的工作联系，都是用“永大”这个秘密联络点进行的。

1941年秋，许天民前往郑州路经鄢陵县境时，被国民党豫东游击总队司令蒋心亮的反动武装抓捕。缘由是在盘查搜身时发现许天民的钞票里夹带了1张2角面值的涡北根据地发行的边币“流通券”，并欲将他处决。许天民急中生智，编造出帮会门徒关系之说 ，获取土匪信任，而得死里逃生。

到郑州后，得知由于日军进攻，驻守河防部队已经全面撤退，第三集团军总部也撤退离郑，于是，许天民经登封、伊川、嵩县，回到了一别数年的卢氏县家乡，在大石河村隐居下来。

1942年春，通过朱晦生的活动，许天民被安排到第三集团军特别党部当少尉司书。到1943年初，特支在第三集团军总部又先后吸收了周启祥、李紫明、任正远、亢景元、张遵达等7人为正式党员。他们潜伏敌内，身处要害部门，密取敌人许多重要情报。

1943年5月，许天民代表特支去大别山鄂豫皖区党委汇报工作。在鄂豫皖区党委所在地大悟山的白果树湾，许天民连续5次向鄂豫皖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就国民党区的军事、社会、灾荒、征兵与特别支部的工作活动作了专题汇报。然后向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和任质斌等负责人作了一次综合工作汇报，主要汇报了国民党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及其各个军师部队的实力装备情况、驻地的分布及对鄂豫皖边区的军事部署等情况。

鄂豫皖边区党委为了使特支就近配合工作，将特支工作改归鄂豫皖边区党委领导。1943年9月，许天民任豫东地下党特派员，他就近在夏店采购了一批纸张、布匹等货物，仍以跑行商的形式，几经曲折回到了周口。

许天民负责豫东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后，严格按照鄂豫皖区党委的指示办事。当时正是鄂豫皖根据地同反共顽军进行反摩擦时期，搜集敌军情报是特支的中心工作。特支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力量，搜集了第一战区、特别是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在鄂豫皖边区活动的重要军事情报，由许天民负责安排交通员向鄂豫皖区党委随时输送。许天民从大别山回来后，又扩大了周口“永大”皮件庄的作坊，增加了工人，从而使这个地下情报联系点在对外掩护与情报联系活动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1944年春，日军向中原发动进攻，汤恩伯数十万军队不战而逃，日军37天占领38个县。当时特支设在周口的秘密工作据点——永大皮件庄被日军指控为搞抗日活动而遭封闭没收。许天民暂避淮阳。8月来到临泉。此时临泉还是国统区，经研究，特支决定在界首镇建立一个新的秘密工作联络点。为此，朱晦生辞去党政分会中校副组长职务，和许天民一起打入“鲁苏皖豫边区招募总处”（属于军的编制），朱出任中校军需主任，许担任上尉被服股长，都掌握着一定经济实权，从而为开展情报活动准备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界首新的秘密工作联络点的建立，对特支成员打入全国各个战区的要害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6月，许天民北渡涡河，在龙山集曹市集一带找到了四师领导机关，汇报了特支几年来的工作。适逢四师准备拔掉插在安徽宿县孙町集汪伪第十五师这个拦路钉子。许天民只身闯孙町集虎穴，当面向特支打入汪伪十五师任上校参谋长的王奇布置任务。不久，宿县孙町集被四师收复，全歼汪伪十五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上级指示许天民：特支成员仍要坚持在隐蔽战线。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出于全面反共的军事战略需要，把徐州视为东南的军事指挥中心，派军事要员薛岳和顾祝同先后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妄图切断中共华东与中原华北之间的联系。战云密布，一触即发。此时，情报工作已成为隐蔽敌区同志的最紧迫任务。

1945年12月，许天民回到华中分局向陈毅、谭震林等领导汇报工作。按照谭震林指示，成立以情报工作为主的徐州工作委员会，许天民为书记，朱晦生为副书记。工委和徐州东薛家湖的邳、睢、铜办事处的赵卓如主任发生直接的工作关系。后来陈毅指示，徐州工委由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华东野战军联络部刘贯一直接领导与联系。

为了在徐州打好工作基础，许天民以同乡关系，办理了盐务专卖执照，先后在徐州三马路3号和复兴路282号开设了“胜利”盐号和“中华”盐号，并担任两个盐号的经理，雇用员工20余人，掩护朱晦生、张荣华、张大伦等人开展活动。

这一时期，正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华北、东北各大城市驻屯集结之时。在此形势下，徐州工委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借机深入，紧跟不舍。当国民党军以受降与接收名义进入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时，工委经过缜密筹划，让预伏的同志随蒋军前进，迅速分布到山东、安徽、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绥远、辽宁、江苏等9个省和北平、天津、上海3个特别市，以及南京、徐州、郑州、开封、西安、保定、张家口、沈阳等8个市。工委成员根据工委指示，分别打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部、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长官部、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等高级军事指挥机关。这些同志所进行的隐蔽战线上的艰苦斗争，为以后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的情报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7年7月，蒋介石在郑州成立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同以顾祝同为首的徐州绥靖公署、以白崇禧为首的武汉剿匪总司令部互为犄角，其军事锋芒直指华东解放区和中原解放区。许天民根据豫皖苏军区的指示，决定获取国民党郑州指挥所的密电码本，及时了解国民党的兵力部署与战略意图。经过调查，工委发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机要室的少校译电组组长秦桐轩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三集团军总部机要处的上尉译电员，和周口特支打入第三十八军特别党部任上校秘书的李村汀是同乡同学，和许天民也有一面之交。此人性情随和、忠厚老成，在政治上属于中间分子。许天民决定对他进行工作。

许天民持李村汀的介绍信，找到秦桐杆，两人相谈甚洽。许天民单刀直入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并向秦桐轩分析了战争局势，指明了共产党的前途。经过许天民的耐心工作，秦桐轩答应设法将密码本带出，供许天民抄录。第二天，许天民拿到密电码本，由于环境不便，时间紧迫，抄录了1部乱码、半部底码后，即停抄交秦桐轩带走。虽有功亏一篑之憾，但他权衡利害，认为不宜盲目蛮干，遂将1部乱码、半部底码立即送往豫皖苏军区，对破译敌人电报、直接迅速获取情报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夏，河南省开封市第一次解放。敌我力量对比急剧变化，中原各地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反蒋爱国人士纷纷随大军来到豫皖苏解放区。豫皖苏区党委书记吴芝圃指示许天民先去开封，再逐步把工作伸向苏沪

。又明确指出，他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军事情报，弄清崇明岛至田家镇的国民党军队江防守备沿岸防御设施、兵力配备、舰艇分布等情况，必须在大军渡江前完成任务。1948年9月，许天民到达上海、南京，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经过多次交往和工作，终于得到了国民党长江布防图。后几经辗转，回到开封。

此时，豫皖苏军区已改编为第十八军，隶属第二野战军序列，随野战军行动。军区情报处暂留开封，对外称河南军区办事处。情报处处长对外称办事处主任。开封成为特别市，吴芝圃为开封特别市委书记兼市政府主席。江防情报的及时送到，对解放军的渡江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吴芝圃派许天民担任豫皖苏军区情报处处长（即河南军区办事处主任）。5月前后，办事处改属开封特别市警备司令部领导。不久，河南省人民政府建立，开封特别市改为开封市，警备司令部取消，公安厅建立，办事处改由公安厅领导，其业务性质、组织机构未变动，许天民仍任办事处主任。1958年4月，许天民由河南省公安厅政保处处长奉调到北京工作。

20世纪60年代后，许天民因建国前地下工作的一段历史，长期受审达30年之久，“文革”中还蒙冤入狱数载，身心受到摧残。

许天民1940年只身被派入敌区，与日、伪、顽打交道，从一个人发展为新四军四师党委领导下的特别支部和华东野战军直接领导的徐州工委，先后发展了几十名同志战斗在隐蔽战线上。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幸存者却因伪、奸、特各种掩护身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蒙受冤屈。不仅本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也累及了家属和后代。1984年，许天民离休后，得知一些同志的处境。他亲自调访，向有关领导机关写出了报告，请求给予审查纠正，正本清源。经过许天民的多方努力1990年10月，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弄清了事实，为这些同志平反，落实了党的政策。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组织部杜铁对许天民及其领导下的特别支部、徐州工委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决定许天民享受副省级待遇。

2004年2月20日，许天民走完了自己光辉而曲折的87年人生，在广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