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社，1920年9月，梁启超联合蔡元培、林长民、张元济等社会精英成立了讲学社，它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梁启超有感于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和肤浅而赴欧考察。1918年12月29日，梁啟超与蒋方震、张君劢、刘崇杰、丁文江、徐新六、杨维新等人乘船离开上海。1919年2月18日抵达巴黎，梁启超疾书《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翻译为英文、法文广为散发，表示中国人对和会的希望。但欧洲诸国之行令梁启超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回国后决定弃政从教，撰写《欧游心影录》。1920年4月4日，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共学社。1920年9月，梁启超又创办了讲学社，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史称四大名哲的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先后来华，轰动一时，对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作为讲学社的实际负责人，为讲学社的酝酿、成立、运作、邀请等重要事项发挥了关键作用。

1920年梁启超到达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会面，张提出“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即获梁启超支持。自欧洲归来，梁启超意识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梁启超决定发起成立共学社，4月成立于北京，提出的目标“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 。为了增强与国际的文化交流，共学会决定成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组织。1920年9月，梁启超联合蔡元培、林长民、张元济等社会精英成立了讲学社。

1920年9月，讲学社成立，其宗旨是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计划每年请一位。该会董事会包括研究系的政治社会名流，如梁启超、汪大燮、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范源濂、王敬芳、张伯苓、严修、张謇、张元济、黄炎培、郭秉文、胡汝麟、林长民等共20余人。其基本计划是以每年董事会基金中2000元招请西方学者一人来华讲演。

“讲学社简章”清晰地呈现了学社的宗旨、人员架构、管理形式以及赞助人，对于了解、研究民国社团的组织形式有着重要的文献意义；同时，它作为梁启超“弃政从文”的文本宣言，极具标识意义与收藏价值。

1、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

2、每年聘请一人，若基金充裕时再图扩充。

3、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

4、本社设董事若干人，计画事业之进行，其每年所聘之人由董事议定。

5、本社设管理基金员若干人，专司募集基金且保管之。

6、关于讲演事务，随时与国中各学校、各团体接洽。

在摧枯拉朽的五四时期，在思想纷争的非常年代，报刊与演说层出不穷的冲击着整个精神市场。在这改革的浪潮中，思想启蒙者用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将思想诉于笔端，实践着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士族精神。讲学社是其中的一个很小，但成就非凡的团体，通过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将外国智者请到中国，将先进的思想引入国内，让新文化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到更广泛的领域，让中国的教育、科学、政治、文学在短时间内得到了革新。讲学社的五年如昙花一现，但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却画下了美丽的一笔，它对中外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讲学社先后邀请了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学者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其中杜威在讲学社成立前，应北京大学邀请来华已一年多，第二年改由前者续聘。原本还拟请哲学家柏格森、倭铿，经济学家凯恩斯、自由主义者霍柏生，皆未果。但这四位著名学者讲学时间长（除泰戈尔外，都长达一年以上）、媒体报道充分、演讲结集出版，故先后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影响甚大。

1922年春，爱因斯坦也同意来华，因为他已接受在日本讲学的邀请，其间，可以拿出一定时间前来中国讲学。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蔡元培先生更是在扎扎实实地做着最实际的准备工作。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的费用是1000美金。这对蔡元培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内政混乱。为了筹集这笔钱，蔡元培动用了所能用的一切力量。他甚至携带爱因斯坦的信件跑到山东去找梁启超。根据蔡元培的记录，梁启超对此非常支持，并承诺他所领导的讲学社“可以承担一半的费用”。但可惜爱因斯坦最终未能实现来华的愿望。

“讲学社”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思想纷争的五四时期，讲学社虽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团体，但成就非凡。通过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将外国智者请到中国，将先进的思想引入国内，让新文化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到更广泛的领域，让中国的教育、科学、政治、文学在短时间内得到了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