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定是美国学者在研究李普曼的“准环境”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假说。内容是：大众传播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通过提供信息、发表评论，一般能够有效地左右人们对该事件的关注程度，以及对诸多事件议论的先后次序。这一假说是本世纪70年代传播学最重要的研究题目。诺·朗1958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提出，“从某一方面来说，在议定有关领土的话题方面，报纸是主要的推动者。在决定什么是大部分人的谈资，大部分人认为什么是事实，及大部分人认为问题要怎样处理上，它有很大的左右力量。”

伯·科恩在1963年所著的《报业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进一步明确阐述道：“在大部分时间中，报业不能告诉人们想什么。但它在告诉读者该想什么方面，却出奇地奏效。”1968年，唐·箫和马·麦库姆斯首次试图通过对地方选举的实证研究来验证这一假说。他们发现了可靠的证据，证明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选民们关心和讨论的主题，正是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主要新闻媒介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政府、政党、企业、乃至一些个人，会通过提供新闻事实，把对当前议程的看法告诉记者，记者通过初步选择，将这些事实和看法汇集到编辑部，由编辑部最终决定哪些消息登在头条或头版，哪些稍次安排。有关议程设定的大多数研究只局限在零星的实证圈子内，许多概念相当含糊，整个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人们公认的结论是：(一)在舆论环境发展的不同阶段，新闻媒介影响人们具体看法的程度大不相同;(二)议程设定只涉及到具体的舆论问题，对舆论环境的层次是不适用的;(三)公众越是熟悉的问题，例如有关吃穿住的问题，媒介议程安排的作用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