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南三区会议）上 讲话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至十三日召开。后被编入《调查研究论语》。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内容太繁杂、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气读下去，要压缩到八千字左右。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

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他们会后还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武昌会议的决议，郑州会议的记录，上海会议十八条，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回答了怎样去做调查研究，怎样“做正确的调查”的问题。

首先，领导干部要亲身从事社会实际调查。他们指出：凡担负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自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不能假手于人，书面报告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要和工人、农民接触，增加感性知识，这样才能对实际情况摸底，心中有数；不能一味忙于事务，不做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汇报，看书面报告，或靠报表来了解情况。

其次，要做系统的从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他们指出：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要加强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深入研究；要加强对历史、对环境、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比较、和过去的比较，还要和国外的比较，才能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

再次，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他们指出：调查研究要有满腔的热情，“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求知的渴望”、“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要放下架子，同群众做朋友；调查研究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并且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典型的调查掌握一般情况；要找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并多注意听反面意见；为了弄清事实，需要交换、比较、反复，既要占有更多的材料，又要抓住要点，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毛泽东曾明确地提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遗训。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总是时时刻刻提醒全党要重视调查研究，不断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新问题。江泽民在1993年曾指出：“尽管我们现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手段、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工作和全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显得更为重要。”2005年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第一线，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工作主动权。”

为了更好地实践党的指导思想、宗旨、路线、纲领和奋斗目标，就必须搞好调查研究，这是我们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相关论述后得出的必然结论。我们一定要在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理论创新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不断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