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是指国务院2015年4月15日，发表《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其中称旧西藏神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共同维护封建领主统治，直到20世纪50年代，旧西藏政府还用人头人皮为达赖喇嘛祝寿。白皮书表示，达赖集团的“高度自治”说是要制造“国中之国”，违背中国宪法。

第一、旧制度必然退出西藏历史舞台

第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条正确发展道路

第三、“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

第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第五、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

第六结束语

一、旧制度必然退出西藏历史舞台

20世纪50年代，当奴隶制、农奴制、黑奴制已为现代文明所彻底唾弃之时，西藏社会依然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粗暴践踏人类尊严，严重侵犯基本人权，根本阻碍西藏社会发展，完全背离中国和世界进步潮流。

——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神权政治的典型代表

在旧西藏，神权至上，政权庇护神权，神权控制政权，神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共同维护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封建领主的统治。据统计，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114925人。僧众人数约占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其比例远超欧洲中世纪神职人员，世所罕见。

在神权政治下，宗教被封建农奴制玷污，寺庙并非单纯的潜心礼佛的清净之地，而是集开展宗教活动、控制一方政权、实施经济剥削、囤积武装力量、进行司法审判等功能为一体的统治堡垒。有的寺庙内部私设公堂，不仅有手铐、脚镣、棍棒，还有用来剜目、抽筋的残酷刑具，惩罚农奴手段极其残忍。现存的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布典头目的一封信内记载，一次，为了给十四世达赖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寺庙领主在三大领主中放债最多，约占总额的80%。

——等级森严，践踏人权，封建农奴制在东方的最后堡垒

1959年以前的西藏，仍然保留着封建农奴制。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1916－1924年间曾先后5次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考察。1953年，她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对旧西藏的农奴制有过这样的描述：“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为了维系生活，农奴不得不借钱、借粮、借牲畜，支付高额利息。然而，来年的收获永远还不完膨胀的利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子。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封闭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绝非想象中的“香格里拉”

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描绘了梦幻般美妙绝伦的人间乐土——“香格里拉”。此后，追寻“香格里拉”成为许多人的梦想，有人甚至把西藏视为“香格里拉”的原生地。然而，这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旧西藏根本不存在“香格里拉”。

旧西藏的落后从以下情况可略窥一斑：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没有现代医疗，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医治疾病的主要办法，人均寿命只有35.5岁；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电站，且只供十四世达赖及少数特权者使用。

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条正确发展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为彻底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创造了条件。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一举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978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西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西藏的发展驶入快车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取得新进展。经过60多年的建设发展，西藏各族人民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新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大团结之路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西藏面临着是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还是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两种命运。英国殖民者先后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武装侵略西藏，强迫当时的中国清朝（1644－1911年）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在西藏的大量特权。清朝灭亡后，英国殖民者积极培植西藏分裂势力，制造“西藏独立”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加紧策划“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坚定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十世班禅等藏族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出解放西藏的呼吁，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维护国家统一。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十四世达赖于10月24日致电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宣告了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图谋的破产，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和平解放还解决了达赖和班禅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促成了西藏内部的大团结。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政府逐步废除了外国在西藏长期享有的特权。1954年，中国和印度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取消了印度继承的英国侵略西藏遗留下来的特权。1956年，中国和尼泊尔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解决了西藏地方与尼泊尔历史上的遗留问题。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藏族与其他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中，西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央政府周围，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和荣耀。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人民当家作主之路

把农奴主掌权的旧西藏改造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西藏，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西藏已走上现代民主之路，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在西藏，藏族和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回族、汉族等民族，共同享有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各族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西藏自治区有21名代表，其中12名为藏族公民，门巴族、珞巴族虽然人口极少，也分别各有1名代表。人民政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人民实行协商民主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西藏自治区有委员29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委员有26名。在西藏自治区34244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31901名，占93%以上，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回族、壮族等均有自己的代表。西藏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44名组成人员中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25名，14名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8名。基层民主建设不断加强。在西藏，95%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选举产生村民自治组织。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实现全覆盖，90%以上的村设立公开栏，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192个城镇社区全部建立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自治有充分的组织保证。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之路

几十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帮助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西藏的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2013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07.67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57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23元。西藏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延续上千年的贫困，基本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2006年以来实施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全面完成，46.03万户、230万农牧民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房屋。农牧民人均居住面积达30.51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42.81平方米。人口大幅增长，2013年达到312.04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为68.2岁,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三倍和两倍。在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萨市连续5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全面发展。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学前教育、城乡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15年免费教育，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59%，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7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72.23%。人口素质明显提升，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15周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1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现有医疗卫生机构6660个（含村卫生室）。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覆盖全体农牧民，政府经费补助标准2014年提高至年人均380元。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居民免费健康体检。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之路

藏语言文字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分别于1987年、1988年、2002年通过立法，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教育系统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学体系，所有农牧区和部分城镇小学实行藏汉语文同步教学，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中学阶段也同时用藏语文和汉语文授课，并在内地西藏班中学开设藏语文课。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中可以使用藏语文答卷。藏文字符计算机编码通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藏文编辑系统、激光照排系统、电子出版系统得到广泛应用。藏语文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发布的正式文件和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也使用藏文。国家在保护和发展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在包括西藏自治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公民中推广、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

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西藏自治区制定《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的布告》等，加强文物保护。现有各类文物点4277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5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9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78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座。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拉萨、日喀则、江孜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西藏博物馆被列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西藏档案馆收藏有300多万件重要历史档案。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6处，自治区级323项，地市级76项，县级81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68名，自治区级350名，民间藏戏队117支。格萨尔、藏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现代公共文化日益普及，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4.38%、95.51%。西藏所有行政村都有农家书屋、所有藏传佛教寺庙都有寺庙书屋。2011年，西藏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西藏文化产业发展。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多年来，西藏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注重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央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作为发展的重要选项。西藏自治区政府提出了建设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以及建设生态西藏、美丽西藏的战略目标，努力探索高原环境下实现西藏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多年来，中央和西藏自治区编制实施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对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进行全面规划与部署。中国政府在1998年和2000年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将青藏高原冻融区作为全国八大生态建设区之一，进行专门规划，建立保护措施。2009年，中国政府通过《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计划投资158亿元，争取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西藏自治区编制实施了《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水土保护规划》、《农牧区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并加大通过立法保护生态环境力度，近年来修订了《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出台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等规章。

三、“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

经过西藏各族人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团结奋斗，西藏已经走上一条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不仅从来对西藏的发展进步视而不见，而且还极力抹杀西藏各族人民的奋斗成果，试图否定西藏走上的正确道路。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独立国家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大量考古、历史研究表明，在中国境内，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从来没有中断过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公元7世纪在西藏发展起来的吐蕃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政权，为开发中国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独立”，根本不存在西藏“政治地位”问题。十四世达赖自1959年因抵制废奴改革而叛逃国外后，根本无权代表西藏人民，更无权决定西藏的前途命运。所谓“流亡政府”更是一个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非法政治组织，毫无合法性，在国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

——“大藏区”纯属虚构，不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

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兜售其“中间道路”主张时，总是津津乐道所谓的“大藏区”。按照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假想，“大藏区”在范围上北至新疆南部和河西走廊，东至甘肃中部和四川中部，南至云南中部，囊括了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全部、四川省的二分之一、甘肃省的二分之一、云南省的四分之一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总面积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

——“高度自治”是图谋制造“国中之国”，完全违背中国宪法和国家制度

“高度自治”，又称“真正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是十四世达赖集团宣扬“中间道路”的又一核心内容。表面上，“高度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内，追求语言、文化、宗教、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自治权”。但是，在十四世达赖集团关于“高度自治”的言论中，还清楚地包括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国家制度的内容，“高度自治”实质是建立不受中央政府约束的“国中之国”。

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兜售“中间道路”时，总是借“和平”、“非暴力”等时髦话语来粉饰自己，掩盖其暴力和武装的本质，造成“慈善”假象，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在“和平”、“非暴力”等充满温情字眼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自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以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始终是暴力和“非暴力”两手并用，借“非暴力”之名行暴力之实。“和平”与“非暴力”，不过是十四世达赖集团欺世盗名的遮羞布，他们从未放弃过使用暴力推行“西藏独立”的路线。

——十四世达赖集团为达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从来没有放弃过暴力

1959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武装袭击中央政府驻藏工作人员，大量残杀支持民主改革的藏族同胞。十四世达赖对此不但知情而且还明确鼓励。十四世达赖在其“自传”中曾这样写道：他们“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的私人厨子也扛着一枚火箭筒，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十四世达赖出逃印度后，重新组建武装部队，伺机“打回西藏”。1960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重新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1962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组建以流亡藏人为主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1961－1965年间，十四世达赖集团共偷越边境204次，疯狂袭扰中国边防军队和边境地区的平民。

——十四世达赖集团破坏象征和平的奥运会，充分暴露其“非暴力”的虚伪性

奥运会是人类和平、友谊和进步的象征，为各国人民所欢迎和珍重。十四世达赖集团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滋扰破坏，是对其所谓“非暴力”形象的极大讽刺。

2007年5月，“藏独”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第五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时任“西藏流亡政府”头目桑东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战略计划》，决定启动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运动。之后在美国的“藏独”组织提出了“西藏人民大起义”构想。他们认为2008年是实现“西藏独立”的最后一次机会，决定利用奥运会前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有利时机”，图谋“通过唤醒、协调西藏境内的行动给中国制造危机”。

2007年年底，“藏青会”、“西藏妇女协会”（以下简称“藏妇会”）等“藏独”激进组织在印度召开会议，宣称将发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2008年1月4日、25日，7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组织新闻发布会，公布《“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并在100多个网站上传播，称“将从2008年3月10日开始，举行不间断的大规模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3月10日，十四世达赖发表讲话，鼓动中国境内的不法分子采取暴力行动。“藏青会”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目前应紧紧抓住过去独立斗争中从未有过的重要契机，即今年的奥运会”，为了“西藏独立”，“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

——十四世达赖集团漠视普通藏人生命，蛊惑纵容僧俗信众自我施暴

2011年8月，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新头目上台后明确提出“创新非暴力”运动。自此，十四世达赖集团开始通过多种途径煽动境内藏族僧俗、信众自焚，造成中国部分地区接连发生自焚事件。2012年5月29日，在“藏青会”为自焚藏人举行的烛光集会上，其头目宣称，“西藏独立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上长出来，而要靠我们的努力和行动，要付出代价”。2012年9月25日至28日，十四世达赖集团召开第二次“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明确将自焚视为“最高形式的非暴力行动”，将自焚者视为“民族英雄”，为其建造纪念堂、筹措专项基金。此后的一段时间，十四世达赖集团大肆鼓吹“自焚不违背佛法”、“自焚属于殉教行为，是菩萨行”，诱骗藏区信众特别是一些阅世不深的青少年走上不归路，导致自焚事件陡增。

——十四世达赖集团煽动民族仇恨，培养崇尚暴力的“藏独事业”接班人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为实现“西藏独立”，始终没有停止在藏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之间制造隔阂和矛盾，挑拨离间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自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在讲话中不断宣称：“赤色汉人”是“怀中之蛇和令人生厌的东西”；“汉人就像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汉人把藏人看成牲口一般，进行残酷的折磨”；“自从汉人来了以后，西藏的痛苦就增多了，因此痛苦增多的根源在于汉人”；“汉人残酷、无情、凶狠，千方百计地消灭藏族”，“中共屠杀了100多万藏人”。近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还利用自焚事件强化仇恨教育，在所办学校展示自焚照片，强迫孩子们向自焚者致敬，攻击中央政府治藏政策，强化民族隔阂和仇恨心理。

成立于1970年的“藏青会”，是直接听命于十四世达赖的“藏独”激进组织，目的是为“藏独事业”培养“接班人”。“藏青会”章程规定，“遵从怙主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和指引”，“致力于西藏自由、独立的正义事业”，“不惜生命代价”。“藏青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制造暴力和恐怖活动。“藏青会”多届主席都曾经声称：“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恐怖活动可以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2003年7月3日，时任“藏青会”主席的格桑平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要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多年来，“藏青会”不仅策划和煽动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参与暴力事件，还积极培训其武装和后备力量。他们在印度达兰萨拉设立了武装训练基地，组建“西藏自由战士协会”，进行武装破坏活动，并派人与国际恐怖组织接触，寻求相互支持。在西藏和其他地方发生的很多暴恐事件，都与“藏青会”有直接关系。

五、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

60多年前，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积极争取十四世达赖的合作，实现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十四世达赖叛逃国外后，中央政府始终是仁至义尽、给予出路。然而，十四世达赖在这60多年里则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了与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选择。

——达赖喇嘛的历史合法性源自中央政府，十四世达赖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曾作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最终背离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达赖喇嘛这个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的称号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与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1653年，五世达赖应召进京朝见清朝顺治皇帝，被册封并授予金册金印。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得以确立。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达赖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府字第898号”令，批准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5岁男童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并根据西藏地方政府免于金瓶掣签的请求，特准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拨付坐床大典所需经费四十万元。2月22日，循历史定制，中央政府代表吴忠信与热振活佛一起主持了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拉木登珠成为十四世达赖，其合法性来自中央政府关于达赖喇嘛制度的规定和国民政府的批准认可。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尊重十四世达赖的固有地位，给予其崇高荣誉并积极争取他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但他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十七条协议》规定：“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给予十四世达赖很高的政治待遇。1953年，十四世达赖当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十四世达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国家大事，拥护和赞成第一部宪法草案。十四世达赖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取得的成绩，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他还说：“敌人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现在这种谣言已经完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地体会到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在这次会议上，十四世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西藏地方领导人历史上在中央政府担任的最高职务。在北京期间，新中国领导人多次接见十四世达赖，与他谈心。十四世达赖撰写《毛主席颂》，歌颂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十四世达赖担任筹委会主任。他在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表示，《十七条协议》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进藏、十世班禅返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等问题上，他一度做出了积极姿态。

然而，在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拉拢和支持下，十四世达赖罔顾作为佛教徒的基本戒律和伦理，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暗中从事分裂国家活动。1959年，十四世达赖集团为抗拒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对于十四世达赖的两面派手法，中央政府早有洞察。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指出：“达赖要叛乱的阴谋从1955年由北京回去就开始了。1957年初他从印度回来，到1958年布置了两年。”十四世达赖对自己阳奉阴违的做法直言不讳，他在1965年曾称，在1951年至1959年的九年间，“一边在口头上说我们为能回到祖国大家庭而高兴，为能同祖国大家庭中的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高兴之类的话的时候，在心中也隐藏着一句话”，“此话就是：西藏要自由独立”。

——发动武装叛乱后，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仁至义尽，在一段时间内仍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但他在背叛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同时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对十四世达赖的叛逃，中央政府决定不加阻拦，并以其被劫持的说法，为其留有余地。同时，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1959年10月，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同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

然而，叛逃后的十四世达赖在叛国途中即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矢口否认其曾经表示的爱国立场和作出的爱国承诺，公然与中央政府决裂，走上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1959年6月，十四世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声称“西藏实际上一向是独立的”。1963年，十四世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元首”，“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

196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第151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消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为十四世达赖改正错误指明出路，提出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针，但他始终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

爱国是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和海外藏胞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为增进十四世达赖和海外藏胞对祖国建设成就的了解，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接待了十四世达赖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十四世达赖在国外的大部分亲属曾回国参观、探亲。令人遗憾的是，十四世达赖非但没有接受中央的善意和提供的宝贵机遇，反而顽固坚持“藏独”立场，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丧失了与中央政府和解的时机。十四世达赖派出的回国参观团利用中央政府“来去自由”政策，四处鼓吹“西藏独立”，煽动民族仇恨，非法干扰和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从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应十四世达赖方面的请求，开始不定期地与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谈。1979年2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见十四世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时就达赖回国问题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回国只能作为内部问题来谈，不能作为国家与国家对话，这是根本问题”。“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爱国不分先后。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1989年后，随着苏联、东欧形势发生剧变，十四世达赖错误地估计形势，宣称“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声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谈判”。1989年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十四世达赖拒绝了这次邀请。1993年，十四世达赖单方面宣布中断与中央政府的接触。1995年，十四世达赖公然否定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认定其所谓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

结束语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稳定、反对动乱，西藏才会有光明前途。任何人和任何势力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只能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十四世达赖集团鼓吹的“中间道路”，以“西藏独立”为政治目的，背离中国国情和西藏实际，违反中国宪法和中国国家制度。十四世达赖集团只有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中国的活动，真正做些对国家和对西藏有益的事情，才会有出路。

西藏的未来属于西藏全体人民，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西藏的明天将更加美好。在未来的岁月里，西藏各族人民将同祖国大家庭各族人民一道，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